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了“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理论，试图制造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以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日本的一个观点是清朝没有中国意识，因此在和清朝签订条约时也拒绝让清朝使用“中国”一词。我认为清朝的汉族大臣和汉族百姓肯定是有中国意识的，但是清朝的皇帝和满洲贵族有中国意识吗？这个还得慢慢说来。

在清朝入关之前，“中国”的概念还主要是一个地域概念和民族，并非国名。地域概念来说，明朝时期的中国主要是指长城以内的地区，例如明朝记载黄河是从甘肃一带流入中国，就是徐霞客也写道“余初考纪籍，见大河自积石入中国”，可见明朝人认为青藏高原也并非中国这个地理范围。

明朝时期的古地图

从民族的角度来说，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就是“中国人”，主要是华夏或者汉族。生活在内地十三省的少数民族会不会被视为中国人呢？不会，明朝会将之视为蛮夷，而中国人特指华夏民族。朱元璋推翻元朝使用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意思就是要将蒙古人赶出中国，恢复华夏的统治。

但是，明朝并非单一的汉族国家，境内除了汉族，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因此，明朝的地图全名基本都有带上“大明”“华夷”两字，从未带上“中国”一词。很显然，这时候的“中国”在地域上代指汉地，在民族上代指汉族，还没有国家概念。

中国时期中国范围：两京十三省

例如，退守台湾到的郑氏，还力求独立建国，与中国抗衡。在和清朝谈判时，郑氏公开宣称“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今日东宁，版图之外另辟乾坤”“东宁偏隅，远在海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而康熙则宣称“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台湾乃中国之领土”。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清两代的“中国概念”有巨大的差异。

清朝入关之前将汉人叫做“尼堪”（nikan），例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满洲姓氏原有希望姓，若蒙古、高丽、尼堪，其姓氏，外藩、各省俱有”。后金称呼明朝为“尼堪国”。后金颁发的文书常常将jušen(女真)、monggo蒙(蒙古)、nikan(汉)并列，这是后金境内的三大民族。

满文文献

在后金后期到入关之前，皇太极和多尔衮等逐渐接触了到明朝的“中国”地域概念，也开始用“中国”来称呼明朝这块土地。1644年，多尔衮携顺治皇帝入关，迁都北京，于是颁布了“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的诏书，这里的“以绥中国”就是安定中国的意思，中国还没有转化为国家概念，只是地域概念。不过，清朝统治者已经宣称自己是中国之主，预示着自我身份的转变。

1656年，清朝和漠西卫拉特蒙古发生了边界纠纷，顺治皇帝就诏令蒙古各部说“分疆别界，各有定制……傥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可见，清朝自居在中国一方，将卫拉特蒙古视为另外一方。

此后，随着清朝版图的不断扩大，“中国”一词的内涵也在扩展。1689年，康熙派遣大臣和俄罗斯进行边界谈判，最终签订《尼布楚条约》。在《尼布楚条约》的满文文本里，清朝使用的己方是“dulimbaigurun”一词，gurun是国家的意思，dulimbai是中间的意思，合起来翻译就是“中国”一词。而拉丁文版本则称清朝一方是“china”。

康熙皇帝往往自称是中国皇帝。他说俄罗斯国人，“人材颇健，但其性偏执，论理亦多胶滞，从古未通中国”，“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康熙万年，派遣图理琛借道俄国出使土尔扈特部，他和俄国官员的谈判中使用了“我们中国”（menidulimbaigurun）称呼。

康熙皇帝在《尼布楚条约》后，深感地理知识和地图对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价值，于是大规模派遣人员到全国进行了地图测绘。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精细的全图——《皇舆全览图》。从康熙颁布的诏令来看，他认为黑龙江、图们江、鸭绿江一带土地，“皆系中国地方”，可见清朝统治者已经认为清朝统治范围都是中国了，而非明朝那块汉地才是。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康熙

雍正时期，许多人对清朝的统治表示认为，他们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来否定清朝，认为清朝只是蛮夷。雍正皇帝就耐心地写下了《大义觉迷录》，其中对华夏和蛮夷的概念做出了最科学的解释。“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这句话相当有道理，就是自古以来就是将周边未开化的民族视为“蛮夷”，开化了就是“华夏”。蛮夷和华夏的区别，实际上就是生产力水平和文化习俗上的差异。

雍正强调，“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概意思是清朝入关后，以前被视为蛮夷的地区全部都在版图之内了，何必再区分华夏和蛮夷呢？实际上，雍正的民族观念和现在已经类似了。

明朝绘制的古地图

根据统计，雍正年间，清朝以“中国”自居的样本多少频繁，例如《异域录》满文本中，“中国”（dulimbaigurun）一词先后出现了23次用例。清朝和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均使用“中国”一词。

乾隆时期，又对“中国”做出解释，“夫对远人颂述朝廷，后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乾隆时期，在帝国四方立下了石碑，以彰显自己的大清的武功。这些碑文往往是以多种文字记载，例如帕米尔高原的立功碑上正面为满文和汉文，背面为蒙文和藏文。

综上所述，清朝皇帝不仅有强烈的中国认同感，还扩展了中国的内涵。在此之前，中国仅仅指中原汉地，华夏民族，但是清朝建立后，随着清朝版图不断扩大，原先被明朝视为非中国土地的青藏高原、东北、蒙古、西域都纳入了到了“中国”这个范围之内。中国也从地域概念、民族概念进一步上升为了“国家”概念。此后，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将“中国”视为国名，这也是对清朝时期“中国”概念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