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将时光定格在1912年民国成立初期的华夏大地上，便不难发现彼时最具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当属孙中山与黄兴的“孙黄”组合，二人一文一武，一个策划，一个执行，很难想象如若当时的中国缺少这样一对默契配合的“黄金搭档”，社会历史发展会有着怎样一种另类走向。
黄兴与孙中山相识于1905年的东京，在双方共同的好友杨度引荐下，黄兴与这位坚定追求民主革命救国理想的革命家携手走上了武装反抗晚清专制统治的道路。
早在两年前的初春时节，黄兴加入了由留日500余名中国学生组成的以声讨和抵抗沙俄入侵中国东北暴行为主旨的“拒俄义勇队”。正当义勇队成员们忙于操练备战和宣传动员国内反抗力量之际，清政府获悉了这一现实情况。而后，秘密回国的代表被逮捕，“拒俄义勇队”也被勒令解散。
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行为，让时年30岁的黄兴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晚清政权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的腐朽与懦弱，这是他投笔从戎的开始，也是民主革命理想由理论走向实践的起点。
此后，在与亦师亦友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强强联合下，从组建同盟会到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湖南萍浏醴起义到武昌起义，从辗转东京、香港策划革命行动到往来于南京、上海筹备民主共和政体，“孙黄”联盟已成为晚清至民国初期最负盛名的革命符号。
也正因如此，黄兴对这份建立在拯救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的革命同志关系倍加珍重，不仅是革命生涯中积累的私人情谊所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的稳固长久是团结号召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仁人志士戮力同心，直至实现最终革命理想的坚强保障。
换句话说，一旦二人产生裂痕，既会让内外敌人趁机无限扩大矛盾，继而引发革命党人内部涣散分裂，又有可能使来之不易的革命既得成果毁于一旦，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也正是看到了这层利害关系，黄兴才会在历次辉煌成就后有功不居、受谤不言、受害不怨，有大局观且光明磊落、谦恭务实是他留给身边同志最深刻的感受。
尽管如此，在10年革命合作生涯中，二人还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乃至对立，并最终走向了分道扬镳的遗憾结局。
时至今日，每当提及黄兴与孙中山的几次激烈争论，依旧让人有种一言难尽之感。如果说1906年那次“国旗之争”和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地点之争”只代表二人各自的一时主观想法，那么自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至1914年6月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一年多时间里针锋相对般的几次争论则无疑是双方基于差异化的革命思想和政治理念而作出的路径取舍表现，兼具客观现实性和阶级代表性。
1913年3月，满怀迫切期待入京组阁的同盟会元老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种种迹象和证据将矛头指向了坐镇北京的大总统袁世凯。加之袁世凯在违背《临时约法》的情况下私自与美、英、日等五国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协定，让一向将革命成果等同为生命的孙中山再难抑制武装革命的心情。
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黄兴首次在“武力解决”的方案上站在了孙中山的对立面。他的理由也相对客观充实：一是民国成立后的国民党内部已然人心涣散，在袁世凯的分化下大有分裂和另立之势头，加之在军事力量上不具备与袁世凯北洋军相抗衡的基础和准备，仓促应战的后果几乎可以预测断言；二是民主共和体制逐渐明晰，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此时若在自己组织制定的《临时约法》约束下“反其道而行之”，难免会留给社会“破坏民国大局”的负面影响。
很难想象孙中山当时究竟是怀着一种近乎于当年刘备为义结金兰的关羽复仇时那般“不为弟报仇，纵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的心态，还是出于“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的维护法律权威的坚定态度，总之，在一片反对声音中，孙中山发起了以“讨袁”为鲜明口号的“二次革命”。
无情的现实很快印证了黄兴的判断，孙中山寄予厚望的“二次革命”在两个月间便匆匆宣告了失败。
随着革命行动的落败，孙中山再次与黄兴召开了“激进”与“缓进”的激烈争执。在孙中山看来，军事行动的失败关键不在军事力量上的差异，而在自己的命令无法得到国民党内以黄兴为首的多数人贯彻执行，坦白讲就是军令政令无法统一。
多年以后，当教员与周恩来一行亲赴重庆参加老蒋隆重推出的谈判活动时，对方打出的“王牌”也正是“军令政令统一”，不知时过境迁后又是否汲取了当年孙中山失败的教训。
面对孙中山的指责发难，黄兴并未推诿。他全力承担了在军事行动上失败的责任，但对“不服从领袖命令”一说，他又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一来重申了革命行动前的政治及军事方面准备不足的因素，强调客观实力是影响此次革命失败的关键；二来主张等待时机相机而动，避免“盲目突击”的革命行动。
黄兴的主张得到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等同盟会元老的响应和支持，但孙中山对此未置可否，他旋即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重新改组国民党。
其实重组国民党这件事本身无可非议，毕竟党内人心涣散、私欲过重的现状亟需整顿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争议之处就在于孙中山提出的组党方针中几个敏感点，即“革命党员绝对服从党魁指挥，不得有任何违抗”、“革命党员入党时要宣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以及随后写入《中华革命党总章》的划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个权力阶层规定。
双方各持己见，坚守各自原则不作丝毫让步，最终的结果是黄兴选择了离开。
但他的离开不是负气出走的主观冲动，亦不是告别革命的解甲归田，从他离别前与孙中山告别信中提到的“以两年为限验证各自革命观点的可操作性”说法及后来自己积极投身护国运动的后勤保障举动来看，他的离去更像是一个具有大局观的革命家华丽转身的姿态。
这种大局观，一方面体现在选择黯然退出以维护孙中山的领袖核心地位，避免内部分裂分化加剧；另一方面则有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意味，尽管革命主张有差别，但双方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终极目标，至于路线、方针、政策，完全可以交由时间检验。
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所必备的，又是极为难得的胸怀和格局体现，以自己的主动退出来表达对革命同志的最大支持。
这一点，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显得尤为贵重。至少对比后来陈炯明因政见不合而炮轰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举动而言，黄兴的人格是高尚的。
有了这样的人格，便不难理解黄兴与孙中山在两年后重又走到一起并恢复往日亲密战友关系的举动了。
联想到最近常听的一首粤语歌曲《狮子山下》，我想其中的几句歌词用以形容这对并肩奋战的革命者颇为恰当：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聚，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