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后一天，时任马列学院研究员的陈宝琦在延安意外听到一位从重庆治病归来的女学生谈：

“我在重庆街头亲眼看到，黎琳穿着布拉吉长裙，挎着国民党军官的胳膊走在大街上。”

陈宝琦一听，顿时惊呆了，因为就在前不久，他与黎琳才刚在延安完婚不久，那时的黎琳，还是在抗大学习，是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

图|张露萍

没过多久，又有一位同事找到了陈宝琦，话里话外就只有一个意思：

“你别再等她了。”

很快，一股“黎琳叛变”的旋风在延安彻底刮起来，陈宝琦很痛苦，因为他不相信，一向意志坚定的妻子，怎么会到重庆以后，就突然叛变了，况且组织上那时还没有给出结论，陈宝琦还满心期待着，组织上能够为他澄清谣言，可是很快他就失望了。

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的康生直接宣称：

“黎琳叛变了，是叛徒。”

陈宝琦一度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久久不能自拔。

建国后，陈宝琦改名为李清（下文均称李清），历任交通部河运总局副局长、交通部人事局、水运局、教育局局长，船检港监局局长，国家经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兼党委书记。

图|叶剑英

一直到1983年，李清才从叶剑英那里得知真相。

“黎琳不是叛徒，她是我党的同志。”

李清这才知道，妻子当年到重庆后，是接受了任务，潜伏在敌营，然而就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为暴露身份，黎琳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在狱中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最后被特务杀害，牺牲时年仅24岁。

而黎琳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张露萍。

黎琳或者说是张露萍，一生曾用过不少化名，她的原名是余薇娜、余家英，曾化名余慧琳，就连黎琳也是她在延安时所用的化名，黎琳到重庆以后，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并为自己取名张露萍。

（为叙述方便，以下均称张露萍）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崇庆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余泽安是一名私塾老师，她在上小学的时候，二姐不幸病故，大姐余家彦被军阀、四川暂编师师长余安民强娶为妾。所以求学时期的张露萍，就对旧社会时代的黑暗十分憎恶。

抗战爆发后，张露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也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张露萍的一生。

图|张露萍烈士的故居（现已经迁往崇州市崇阳街道大东街）

1937年秋，张露萍考入成都蜀华中学高中后，在同学车崇英家中，认识了她的父亲车耀先。

车耀先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很陌生，但他是小说《红岩》中，大义凛然的许建业的原型之一。车耀先是一个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员，辛亥革命前夕还参加过四川的保路运动，大革命时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入党时的誓词是“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张露萍在见到车耀先时，他正担任着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在车耀先的影响下，张露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运动当众。

1937年11月下旬，在车耀先以及党组织安排下，张露萍与十几名青年秘密离开成都，奔赴延安。

延安的山水是那样的明媚动人，尽管这里的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每一个人都斗志昂扬，张露萍觉得，这正是自己所向往的地方，她拼尽全力，刻苦的学习，以极其优异的成绩从抗大毕业。

那时在延安，张露萍就像一轮“小太阳”，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各个单位组织合唱时，大家都愿意请张露萍去负责指挥，唱那首有名的抗战歌曲《干一场》。

“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图|左为十七岁时的张露萍

于是，张露萍便有了一个外号——“干一场”。

一直到时隔多年以后，叶剑英仍然对张露萍这个外号有很深的印象，1983年7月10日，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张露萍与其他六位烈士情况时，叶剑英当即说：

“我记得张露萍同志，她的外号叫干一场。”

1938年10月26日，张露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大毕业后，张露萍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组织的干部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文联干秘书工作。

也就是在工作期间，张露萍与后来的丈夫李清（即陈宝琦）结识，两人从一开始的相互吸引到慢慢结合，1938年秋，两人在延安成婚。

婚后不久，张露萍就接到了中央组织部、社会部交付的任务——到成都去做统战工作。

张露萍与李清此刻正是新婚燕尔，自然是难舍难分，但他们心里也很清楚，在这样一个国家民族濒临危亡的时刻，身为青年自然应该挺身而出。

就这样，张露萍带着党赋予的任务，离开了丈夫，离开了生活了两年的延安。

那时的张露萍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肩负怎样的任务。

据不少文章记载称，张露萍在重庆时曾受到周恩来的当面指示，负责潜伏敌营工作。不过根据《周恩来年谱》考证，周恩来1939年8月20日就由中央决定赴苏联治病，8月27日登上飞机，一直到1940年2月才回国，5月31日返回重庆，期间不可能与张露萍会面过。

也就是在重庆期间，张露萍才了解到党组织派她来的原因。

图|张露萍

1939年8月下旬，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八路军办事处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名叫张蔚林，表面身份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隶属于军统，专一负责电讯监察工作。

张蔚林秘密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后，强烈要求见周恩来，后来得知周恩来不在后，就要求见叶剑英，尽管那时叶剑英人在重庆，但出身军统的张蔚林贸然上门，党组织也不可能就直接安排叶剑英出面，于是决定由曾希圣与之谈话，曾希圣是中共无线电侦查技术工作的开创者，是党内的情报专家，由他出面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

事后经过几次接触，曾希圣才从张蔚林口中了解到一些情况。

尽管是作为军统电台工作的老手，但张蔚林与军统之间早已经离心离德，据部分资料记载表明，张蔚林本人思想进步，在敌后曾亲眼看到新四军坚决抗战，因此萌生了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抗战的想法。也因为思想态度几次反复，他曾被顶头上司兼老师的董益三批评过很多次。

急于脱离军统的张蔚林未经联系，便秘密跑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提出入党、到延安的的要求。

曾希圣没有贸然答应他的要求，而是劝说其留在军统提供情报消息，张蔚林答应下来，并在军统内秘密发展思想进步的青年。不过，八办考虑到由张蔚林亲自来回送情报，目标太大，就在组织上为考虑联络人人选发愁时，张露萍的到来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张露萍本来的任务，其实并不是负责与张蔚林联系。

据她的丈夫李清晚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她（黎琳）跟我讲就说，她说组织上要调她回去做她父亲（余安民）的工作，我说那好嘛，因为她（黎琳）父亲（余安民）是老同盟会员，跟那个蒋介石他们还有些矛盾、摩擦的，想做他的工作，他这个中将军长呢，他是地方军阀势力对中央军，对蒋介石那个有矛盾的，所以实际上挂个空名字赋闲在家，有中将待遇就是，实际上也没什么军权。”

所以张露萍到重庆，实际上是路过，因为组织上要求她到成都去从事统战工作前，先去向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报道。

可在了解到张蔚林这一情况后，张露萍还是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从今天开始你该名叫张露萍，不叫黎琳，你以兄妹与他相处对不对，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我们情报的中转站。”

图|张露萍

于是乎，黎琳“消失”了，张露萍出现了，因为她此前从来没从事过地下工作，在离开八办前，军事组两位同志特地带了十几块银元，带着张露萍上街置办了很多漂亮衣服，还有一些昂贵的化妆品，这让一向简朴的张露萍很不好意思。

重庆的社会风气不比在陕北，出于潜伏的需要，想要融入这个大都市的圈子，就必须将自己打扮成时髦的城市女郎。

1938年11月，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有了这个“妹妹”以后，张蔚林名正言顺地搬出军统宿舍，在重庆牛角沱嘉陵江租了一间小屋。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组织上有意考虑让张露萍以张蔚林妻子身份出现，但因为在戴笠治下，军统纪律严格，战争年代不允许特务结婚，所以只能以妹妹的身份出现。尽管这个身份实际上也是漏洞百出，因为张蔚林是浙江人，张露萍是四川人，这是个很明显的漏洞。

可出乎预料的是，在军统潜伏期间，没有人质疑过两人的身份，可见军统内部虽然号称是纪律严苛，但私底下却可能并不是如此。

张露萍在潜伏期间，通过不断地联络将张蔚林以及他在军统电台工作的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安文远等老友都发展为秘密党员，共同构成一个情报小组，由她统一负责。

图|张露萍所戴的手镯和红宝石戒指（现珍藏于息烽文管所）

根据情报流程安排，张蔚林将搜集到的情报交给张露萍，由张露萍负责交给设在中二路的联络站，再由联络站传递给中共南方局军事组。

事实也证明，这条情报战线是十分可靠的。由于情报工作的秘密性质，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从知晓，以张露萍、张蔚林为主的情报战线，究竟提供过多少有价值的情报。

而在延安，以至于身为丈夫的李清一直到晚年，都不知道妻子在重庆的工作任务。

本来，这个真相应该由当事人自己说出来。

可遗憾的是，这条秘密战线因为出现了纰漏，直接导致了以张露萍为主的情报小组暴露。

1940年3月，张蔚林在工作中，一不小心烧掉了一个侦测电台上使用的真空管。按照军统的纪律，他被关了禁闭。

可这突然的意外，却让张蔚林很慌张，毕竟他此前就因为怀揣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被董益三批评过，加之他从来没有过地下斗争工作经验，惊慌之余他逃出禁闭室，一个人秘密来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这一下可坏事了。

张蔚林违反地下工作的纪律，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电台工作中，真空管被烧坏是常有的事，被处分只要安心接受就可以，但张蔚林的慌张引起了敌特机关的注意，就在他逃离禁闭室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这个空档，特务搜查了张蔚林的住处，找到了他以及其余几人的入党申请和情报资料。

“军统电台案”后，张蔚林、张露萍一行八人都被军统抓捕。而且在八人之中，安文元很快叛变投敌，将自己知道的情况说了出去。

图|曾家岩50号

需要指出的是，张露萍、张蔚林是直接与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而八路军在重庆的办事处只是公开的说法，私底下却是中共南方局的办事机构，如果被军统挖出张露萍一行人与曾家岩50号有联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极有可能被国民党当局污蔑为破坏抗战。

安文元的叛变是一个很大的祸患，因为他交待张蔚林与曾家岩50号有联系，但因为他并不了解联系的方式与过程，所以军统特务也只是将他的供述当做佐证。

为了能从张露萍、张蔚林口中套出事实真相，一班特务用尽酷刑在几人身上，张露萍等人始终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丝毫信息给敌人。

军统毫无办法，只好认定张露萍等人只是与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有联系。

张露萍在狱中期间，仍然坚持斗争，甚至还能向外传递情报，她通过跟张蔚林相熟的看守所所长毛烈50个大洋，请他专递情报，及时帮助党组织转移了中转站负责联络的同志，使军统特务扑了个空。

军统电台中心潜伏着地下党，使得蒋介石颜面尽失，他大骂戴笠：

“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

图|蒋介石

1945年7月14日抗战胜利前夕，特务们将张露萍等七人从狱中提出，欺骗他们到息烽快活岭军统仓库去取军服。

张露萍一直走在战友最前面，等她听到枪响时，回头一瞧，发现战友们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张露萍愤怒地拍着胸口，怒斥特务：

“笨蛋，朝这里打。”

就这样，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被敌人杀害于息烽快活岭。张露萍牺牲时年仅24岁。

叛徒安文元也没有好下场，特务利用完他以后，将他关在息烽集中营，后来又转移至渣滓洞，1949年11月，特务们在重庆进行大屠杀，被关押的安文元也被枪杀。

张露萍在重庆期间，曾给在延安的丈夫李清去过一封信，信上无一个字，里面有个小布袋，里面装满了李清爱吃的糖。

图|1953年泽东在为余慧琳（张露萍）签署的光荣纪念证

出于组织纪律，张露萍没有透露自己工作情况，李清也没有问，但他的心里却始终抱定一个信念。

“我心里想黎琳（张露萍）这样的女孩子不会叛变的，她性格非常倔强。她在文联有一个诗人叫李雷的想调戏她，她叭叭打他两个耳光。我还说我说你何必呢？他说两句调皮的话，你不理他就完了嘛，不需要打他，她（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一个女孩子。那当然她叛变了还会给寄糖，她就没脸、没脸面给我写信了，更不要说寄糖了。”

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也没有等到妻子回来。

解放后，余惠琳（张露萍的化名）被认定为是烈士，但张露萍却被认定为是军统特务。

一直到40多年以后，张露萍的好友、车耀先烈士的女儿车崇英向四川省委汇报了张露萍的情况，这才为揭开张露萍生平事迹以及历史功绩找到了证据。

另外，曾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韩子栋，亦出面证实，张露萍等烈士在狱中受尽酷刑，却始终坚贞不屈的情况。

1983年7月14日，雷英夫向叶剑英汇报了张露萍以及其他七烈士的调查情况，叶剑英还对张露萍的印象非常深刻。

事后，叶剑英更是亲自出面证实：

“四十年代初，我们有两位同志打入到戴笠那里,后来暴露了。一天,有一人找到周公馆，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并且把他送到江边。但他来的时候已被特务盯上了，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

叶剑英话中所提及的“两位同志”，指的就是张蔚林、冯传庆，冯传庆在张蔚林暴露后，曾秘密到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但因为他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军统特务掌握着他的面部特征，因此冯传庆未能及时逃出被捕。

在证实了张露萍的生平功绩后，《光明日报》随即刊载文章：

“牺牲时年仅24岁的女共产党员张露萍，又名余惠琳（张露萍使用的另一个名字),16岁从成都奔赴延安。17岁加入共产党，18岁离别丈夫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电台，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为党收集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后遭敌逮捕，从容就义。过去余惠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张露萍却被误认为军统特务，这一次查明这两个名字原来是一个。”

1983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张露萍被追认为烈士

李清直到暮年，才知道妻子当年的情况。

1985年清明节，张露萍烈士坟墓在贵州息烽快活岭落成，李清应邀参加了落成典礼，想起妻子当年入狱后，曾受到特务们极其残酷的刑讯，不由得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