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思想大迸发阶段。由于周王室衰微，传统的上尊下卑枷锁松动，思想上的控制力减弱，“礼崩乐坏”，中华民族迎来了难得的“自由时光”。

有人将其形容为中华历史上“分裂中的黄金期”，思想界出现了空前的大解放现象，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等诸子百家思想也是在这一刻竞相破土而出，为后世中华文明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自由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之后，一种以皇帝为核心的“道的综合”取代传统的周礼重新统治中华思想界。

及至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周制换了个马甲：将孔子对周朝的忠心换成了对汉朝的忠心，包装一番重新闪亮登场，自此中华文明走向了治人的新高度。

孔子：一个极其含蓄的人，他的境界，门下弟子永远达不到

虽然孔子的儒学明显是站在君主角度提出的“治人大法”：以忠顺之德教化百姓，以等级之礼节制私心，如此将天底下百姓改造成思想单纯、忠心耿耿、一心为君王分忧的“良民”。

治人之心如此明显，为何后世之人感觉不到呢？反倒形成一种错觉：孔子之儒学，是站在百姓角度的“民本位思想”，是与封建专制对抗、为民请命的白月光。

如此曲解孔子之本意，不仅作为儒学旁观者的劳苦大众会有这样的错觉，就连儒学本门弟子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历代王朝都有儒生为民请命，不惜当众撞柱身亡，给君主莫大压力，就连常常跟随孔子左右、存在感最高的弟子子路，也对孔子的内心想法完全不知，做出了很多有违孔子本意的“举动”。

《外储说右上》记载：子路在做郤令之时，看到服徭役的百姓干活很艰苦，想到孔子时时教导自己要爱百姓，于是自己掏腰包煮了粥，免费送给劳动的百姓吃，受到百姓的一片赞誉。

不曾想，听闻此事的孔子勃然大怒，急令另一个弟子子贡过去砸场子，不仅将子路搭的临时粥铺打翻在地，而且还狠狠数落了子路。一时间子路非常迷惑：明明是你教导我们要对百姓有仁爱之心，怎么我真仁爱了，你就反对？

孔子给出的解释是：仁爱之心本没有错，但那是君王的事。你现在对百姓这么好，不就是抢夺当今君王的功劳吗？这不是大错吗？

一句话一件事，足可看出：孔子所谓的“仁智礼仪信”，都是站在君王角度提出的施政方针，不是地方官可以涉足的，所以孔子为君“治人”的思想内核，一目了然。

虽然孔子费心费力解释了原因，但榆木脑袋的子路至死还是不明白。他确实不明白，作为大直男的他无法理解孔子的含蓄和双标性，也更办法理解孔子在美轮美奂的“仁爱”语言的背后，藏着“治人”的险恶用心。

带着这样的疑惑，子路在这世上可谓是浑浑噩噩、生不如死，导致他的结局也十分凄惨。在与人比剑过程中，因为想到孔子教导仪表对于君子的重要性，故而中途停剑整理帽顺，露出了破绽，被对手一剑封喉，可谓死得糊涂。

因为没法理解孔子的心思，孔子与弟子之间尴尬场面经常发生：孔子：我要教民怀德，弟子：想“治人”就直说，我来帮您，这样OK吗？

孔子另一含蓄名场面则是面对“不争气”的学生樊迟。站在孔子角度，樊迟相当不着调，居然向孔子请教起了他最看不起的事：种菜。

《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感谢直男弟子子路，对于孔子人前人后判若两人的名场面进行了真实记载。当着樊迟的面，孔子强忍住怒火表现出了极其谦恭的一面：我不如老农和老圃。但樊迟走后，孔子立马咆哮了：这樊迟就是小人，然后说出了其经典的“治人”三招：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而且孔子很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君王用礼、用义、用情，四面八方的百姓都会背着襁褓里的孩子蜂拥而至，跪求君王收留他们。

通过以上长篇大论分析，我们知道：孔子表面含蓄和翩翩君子风范，实则一心为君王钻研“治人大法”。由于他非常巧妙掩盖了自己想“治人”的心思，故而后世儒生，乃至近身弟子，都没有觉察到，还以为他的“教民怀德”，真的是一种至高无上、无私奉献的美妙事物。

好在儒家弟子并不是都是如同子路一样榆木脑袋，还是出了不少思想和觉悟都很高的高智商弟子，他们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孔子华丽语言外表下的治人之心，也是一览无余。比如戴圣。

戴圣在《礼记·冠义》中直白写道：“故孝悌忠顺之行立，然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终于将孔子一直想做但时刻掩盖的“治人”心思大白于天下。

戴圣为何这么直白地将孔子的心思公之于众呢？估计也是受不了孔子的阴阳两面，或者觉得孔子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明说，于是本着乐于助人的理念帮了孔子的“忙”：想治人就直说，我来帮您，这样写应该很OK吧。

不知孔子泉下有知，该如何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