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国民党军战犯集中到北京以后，其中有一年龄最大、军衔最高、高度近视者——原国民党军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

王陵基本事不打，但在押期间身上趣事最多。

图|朱老总

据说在民国之前，王陵基被人问及年岁，都会说“与蒋委员长同庚”，而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再问他岁数，他就会说“与朱德同志同岁”。

王陵基圆滑的一面可见一斑。

从王陵基口中不难知道，朱老总与蒋介石年岁其实差不多。

受了影视剧的影响，我们一般在剧中看到，蒋介石形象上通常要年轻一些，朱老总的就要老一些。

可实际上两人论岁数只差一岁，蒋是1887年，而朱老总则是1886年。

不过，蒋介石在上海与帮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勾连，同张静江、陈果夫在上海合伙做投机生意的时候，朱老总那时已经是滇军名将。

当然，两人那时还都想不到，在未来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们之间会产生很深的交集，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以至于人到晚年，蒋介石依然对朱老总念念不忘。

1955年9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朱老总、彭德怀、贺老总等十人被授予元帅军衔。

消息传到台湾后，蒋介石盯着这份授衔名单，左看右看，看了半晌后，十分感慨的对宋美龄说：

“只有朱德能称‘帅’，其余救人只能算‘将’。”

据说蒋介石晚年曾评价朱老总：

“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让人看不出来他有本事。”

蒋介石对朱老总的评价那是相当的高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谈论开国将帅，朱老总是一个被忽略的人。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戴他，知道他是缔造共和国的领袖，可我们总是更偏爱那些具有传奇色彩、个性更加鲜明的开国将军，如许世友、钟伟。

之前我们曾反复提到过一个话题，就是开国将军中谁更擅长打大兵团作战。

不少人纷纷举例，如林彪、粟裕、许世友、杨得志、杨成武等等将军。

可唯独忽略了朱老总。

要真正论起来，在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打大兵团作战的，恰恰是朱老总，无论是林彪、粟裕、许世友等将，他们的作战风格中都有很鲜明的朱老总指挥打仗的特点。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朱老总带出来的“徒弟”。

图|蒋介石

蒋介石在攫取大权之前，其实没有指挥过什么像模像样的作战，他也不是从军队底层走出来的，玩弄政治手段或许还行，可真正谈论军事，蒋介石是不够看的。

1886年，朱老总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家里连朱老总在内一共十三个兄弟姐妹，因为过于贫穷，先后夭折了五个，本来出生在这样贫穷的家庭，是没有多少机会读书的，但三岁那年，朱老总被过继给了伯父，在伯父的支持下，才得以进入私塾。

朱老总读书的年代正值晚清动荡年代，清王朝为了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在各地编练了新军。1909年，朱老总考入了云南讲武堂，并与朱培德、范石生、唐淮源、金汉鼎等人成为同班同学。像诸如龙云、卢汉等等滇系实力派，其实都是朱老总的学弟。

在朱老总同学之中，名气比较大的是朱培德，当年在云南讲武堂，两人并称为“模范二朱”。

朱培德很早就成了手握军权，声名显赫的地方实力派，北伐时期，他率领的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当时整个北伐军一共下辖只有8个军。而且朱培德与蒋介石关系一直不错，后来朱培德抗战前夕去世，蒋介石一度痛苦的不能自已，还下令给戴笠要他调查朱培德的死因是否正常（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蒋介石为了夺权杀了朱培德，不过似乎不太可能）。

与朱培德相比，朱老总显得有些大器晚成。

在朱老总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蔡锷将军。

蔡锷对朱老总很赏识，曾有过几次破格提拔，并且经常叫朱老总到自己家中，当时蔡锷收藏有不少有关革命思想以及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书籍，朱老总读了不少，整个思想观念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图|蔡锷

1911年重阳节，蔡锷在云南宣布起义，并火线提拔朱老总为连长。

1915年，袁世凯复辟，蔡锷被软禁在北京，经营救东渡日本后返回云南，督师讨袁，就在临回国之前，蔡锷写信给朱老总，准备于12月25日在云南起义。按照约定的日期，朱老总率部赶回昆明，接受蔡锷指挥，纳溪一战，朱老总率部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最后攻占纳溪，大获全胜。

当时，袁世凯在云南主要的力量就是曹锟、陈宧，只要打垮了两人，对于袁世凯将是致命一击，曹锟部虽然军纪败坏，但兵多将广，声势浩大。

不久之后，因先锋团总指挥董鸿勋指挥出现严重失误，使蔡锷军陷入绝境，当时，曹锟与蔡锷两军对峙于棉花坡，形势严峻，关键时候，蔡锷嘱咐朱老总：

“玉阶，棉花坡地处咽喉地带，我军和曹锟部集结在咽喉两端，就好比一条河的两岸。如果我们冲过去炸开那边的堤岸，曹锟就将陷入灭顶之灾，相反，如果曹贼炸了我方堤岸，我军则会全线崩溃。我调你来，就是要你去炸开对方的堤岸，你明白了吗 ?”

见此情形，朱老总更不犹豫，立马表态：

“请总司令放心，朱德保证完成任务。”

朱老总精心设计作战方案，与曹锟部数万人激战，并打垮了敌人，而棉花坡一战，也让朱老总彻底名声鹊起。

图护国战争纪念馆

根据朱老总日记记载，1922年3月，他联合金汉鼎等滇军将领反对唐继尧，结果失败遭到通缉，在金沙江河门县被雷云飞搭救。

雷云飞当时也是听说了朱老总血战棉花坡的光辉战绩，十分钦佩，这才出面营救，雷云飞不仅给钱给物，两人后来还成为结拜兄弟。

民国年间军阀混战，凡在军中为将者，莫不以军权为先，可朱老总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朱老总数次放弃唾手可得的军权，只为了探求更为先进的救国思想。在十月革命以后，朱老总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惜去职远赴德国留学。这样的思想境界，恐怕在当时的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1922年10月，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老总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开始，朱老总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朱老总都很低调，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事兵运工作。

1927年1月，根据党组织指示，朱老总赴江西南昌，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4月又兼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而当时第三军军长就是朱老总的老同学朱培德。

图|1916年朱德任胡国军团长时的照片

从这个情况也不难看出，朱老总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随便选择一种，其实他都有辉煌的人生。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朱培德也在南昌实行清共，朱老总也离开了南昌抵达武汉。

1927年7月，因党组织准备在南昌发动起义，为了配合，朱老总受党组织委派又回到了南昌。

整个南昌起义之中，叶挺的十一军、贺老总的二十军是妥妥的主力，可也不要忘记，这里面还有南昌市公安局以及军官教育团的500人。

尽管在南昌起义中，朱老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据陈老总回忆：

“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不过敬重他是个老同志。”

在旧军队之中身居高位，在革命军队中只是普通的一名新兵。

这就是朱老总的选择。

可就是这样一员革命的新兵，后来却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

图|朱老总在德国留学时的照片

起义军南下结果兵败潮汕，力量绝大部分损失，就只剩下了朱老总在三河坝带出来的2000余人的起义部队，士气低迷，军容不整，而且一路走一路溃散。

时任起义军25师师长的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都要走，他们说要南下到上海去寻找党组织，以便于接受党的指示。

可作为一员将领，朱老总心里很清楚，离开了起义部队的创始人，这支队伍将更加军心涣散。

那时的起义军，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是从旧军队中带出来的，还不算是革命的队伍。

陈老总自称自己那时也动摇过：

“我不需要对自己撒谎，也不需要对别人撒谎，我在那种历史变革的情况下自己脑中真的出现过很多想法。我想着该不该出国去？该不该回到我的家乡去？我的生活还没有体验够，为什么要牺牲？我能信任我的朋友吗？我能去投靠那些当官的朋友吗？我还要继续干革命吗？比较在那一年，我才只有26岁，很不成熟。”

需要指出的是，在危难关头，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生路，就连陈老总这样的人，在面临选择是都不免犹豫，更不要说其他人。当时这支起义部队，在风雨飘摇之中，连以下的干部大量逃走，据说连林彪都萌生了离开部队的想法，他是离开以后又回到了部队，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陈老总还对此事印象深刻。

关键时候，是朱老总站出来，成功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革命处于低潮期，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勇气的。

显然，毛主席有、朱老总也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当时环境极其险恶，所以会只开了一天。

图|南昌起义部队转战路线

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想法，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一致同意，中国共产党人从此开始正式重视起了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

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党建军一开始是缺乏军事干部的。

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依托的除了各地的农军外，也是旧军队的一部分，其中卢德铭、余洒度等都是旧军军官出生。包括南昌起义时，起义军中绝大部分也是旧军官。可这些人中，除了少数人意志坚定外，大多数还是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余洒度。

谁能从军事上领导一支革命的军队。

这个答案一直到井冈山会师以后才确立。

在1928年4月这个时间节点上，能够让蒋介石关注并且忌惮的，在井冈山上就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朱老总。

毫无疑问，在人民军队创建的历程中，第一次施展大规模兵团作战的战役，就是红军时期的五次反“围剿”作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3年1月，蒋介石调集30个师近4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兵力也不过7万余人，敌众我寡的态势对于红军无疑是一次危险。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红军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毛主席不在一线指挥位置上，因此整体的作战任务就落在了朱老总、周恩来身上。

一开始朱老总是考虑主动出击，强袭敌守备坚固的南丰，可没想到的是，南丰急切南下，反倒让敌人抓住了机会，当时陈诚急于抓住红军主力，意图迫使我军决战，因而调动麾下的三路大军向红军挤压过来。

考虑到南丰作战形势已经极度不利，朱老总撤离了南丰，并将主力伺机转移至敌人侧翼，并调红11军大张旗鼓，佯装主力向黎川退却，当时红军这一招假动作，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加上苏区百姓的支持，陈诚误以为红11军就是我军主力，也不假思索，大张旗鼓的追。

当时，国民党军追击的第一纵队在陈诚严令下，自宜黄、乐安向南丰驰援，后来陈诚认定我军主力在黎川后，又下令一纵火速与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会和，因为距离较远，彼此间隔很远。

朱老总察觉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在敌人必经之路登仙桥伏击。登仙桥一战，敌第一纵队的52师、59师基本全军覆没，敌52师师长李明重伤被俘，不久死去。59师师长陈时骥被俘，经我军改造教育后，成为红军大学的教员。

经过登仙桥一战后，陈诚改战略战术为中路突破，第二纵队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1纵队余部和第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前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利用敌人急于同我军主力决战的一个心里优势，朱老总仍照前法，以红11军佯装主力向广昌转移，并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摆出了一副死守广昌的架势。

陈诚果然上当，下令中路纵队迅速突破，因各部行动不一，只是前路与后路之间拉开了50公里的一段差距，决定掐头去尾，专攻敌中路纵队的十一师，该部是陈诚土木系的主力部队。

草台岗伏击战，红军主力包围敌十一师一场激战，敌十一师基本全军覆没，当时尾随而来的第九师以及59师残部企图救援11师，但被我军击退。

至此，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顺利成功。

整个过程其实不难看出，朱老总在指挥上的匠心独运。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许多自土地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将军，特别是从红一方面军走出来的开国将军，从他们后来作战风格中不难看出，他们是继承了朱老总这种战略战术，并且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朱老总后来很少亲临一线指挥作战，但这不代表他不能指挥，只是他把目光放到了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更大的战场上。

蒋介石心里也很清楚，朱老总在我军之中重要的领导地位。

1937年6月上旬，蒋介石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在庐山会谈，提出了让毛主席、朱老总出国考察，意在削弱和控制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党非常警惕，开特意致电蒋介石提醒：

“中共中央认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上边无指挥机关实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去。”

《朱德年谱》后来记载此事时也称：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朱德作为中共和红军的重要领袖之一，去留影响极大。中共向国民党方面强调，为了实现两党合作，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和独立性，朱德任总指挥不能变。这充分显示了朱德在中共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

在许多人心目中，朱老总都是如师如父的角色。

图|朱老总

杨得志回忆朱老总时就曾称:

"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从没见他对人发过脾气，骂过人。什么也难不倒他，我们都把他当父亲看。"

在诸多的开国将帅中，朱老总实在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