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系最好的不是杜聿明，也不是沈醉、王耀武者流，更不会是黄永动，他最要好的有三个人，分别是廖宗泽、陈林达和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主人公陈远湘，他们是黄埔四期的同队同学。而且，文强还和廖宗泽、陈远湘还有另外一层关系，那就是，他们三位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在四川闹过革命，发动过武装起义，不过，最后又以不同形式脱离了革命，而走上了殊途同归的战犯生涯。

陈远湘这个人，还是很有故事的，他是四川宜汉人，1904年生，1926年毕业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就读于四川法政专门学校、四川陆军讲武堂、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妥妥的一个知识分子，以大学毕业生身份，考入黄埔四期。

黄埔毕业后，先后任黄埔军校办公厅见习官、政治部宣传科少尉科员、学生中队中尉政治助理员、武汉国民革命军第4军24师中尉排长，后回到四川，任全川江防军第1混成旅上尉副官、少校政治指导员等。而这个第1混成旅的旅长就是旷继勋，文强任中共旅委书记，已经加入中共的陈远湘也就成了中共旅委领导下的团级政治指导员，和文强等人一同领导了该部的兵运工作。

后来，陈远湘对于中共党内左倾路线反复折腾不满，对共产主义信仰破灭，转而向南京黄埔同学会报到，就脱了党。可陈远湘并没有按照南京黄埔同学会的安排，到部队任职，而是先后到成都私立民力大学、四川省立工科高级中学任教，成了高校教师。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11月被收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重新加入国民党部队，参加抗战。1946年6月起，先后任整编第41师副师长、郑州警备司令部司令、少将副军长等职。

其实，作为郑州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在郑州撤退时，他是殿后部队，就差一点被中原解放军给俘虏了，也有的资料说，他是被俘后偷跑出来的。而这一次在陈官庄突围中被俘，还是有点小故事性的。

且说陈远湘率领第124师，遵照孙元良命令，率领部队突围之后，一路上按照提前规定的，不准打枪，不准出声，不走村落，只走野外等，决定“碰碰运气”，他们打算先向南绕道，再向西北突围。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们想像得那么简单，当他们走到孟集西南的一条小河时，师长严翊命令，为了不引起解放军的攻击，各部不得迂回到远处的一座小桥上过河，所有人员，无论官兵，全部徒涉过河。众人听了，也只得纷纷下到冰冷的河水里，踏破薄冰，踩着淤泥，慢慢地向对岸走去。

他们趟水过河的声音，没有惊动解放军，但却惊动了友军邱清泉部，也不知道是哪一支部队，便打起枪来，甚至有人喊叫着：“共军，共军，共军来偷袭了，赶快向师部报告，火力支援，火力支援。”于是，一时枪声大作。

友军部队一开枪，便给解放军指明了方向，解放军的部队也就杀了过来，第124师一时大乱，一部随着师长严翊跑了，其余人员便作鸟兽散，野地里到处跑的都是，解放军杀将过来，一片“缴枪不杀”之声喊起，一部分官兵举起双手，缴枪投降了。

而陈远湘的裤子在过河时被水湿透，里面冰冷无比，外面又结了冰，如同石块般坠在双腿上，陈远湘更加走不动了。而这时，前面解放军也已经向着陈远湘所在的地方，冲杀了过来。陈远湘大声叫着：“警卫排，警卫排，李排长，给我顶着，给要顶着。”可黑暗中，没有一个人答应他。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警卫早已跑得一个不剩了，他成了光杆副军长。

绝望中的陈远湘，伸手去摸手枪，这才发现，手枪也丢了。而此时，解放军已经冲到了不远处。陈远湘一见，拼命地向后方邱清泉兵团警戒线跑去，嘴里连声喊着“友军，友军，我是友军，我是副军长”。对面阵地里，根本没有理会他的喊叫声，一阵乱枪打来，陈远湘绝望了。已跑得精疲力竭的他，决定不跑了，便换上一件士兵的服装，晕晕地躺在一条小沟里，听天由命了。

陈远湘事后回忆说：“直到有人抓住我的衣裳，拉起我来，才知已经当了俘虏。”其后，便和大部分国民党被俘军官一样了，先是不承认自己是副军长，后来被自己的部下给“出卖”了，不得不低下了头，报上自己的大名，然后受到更好的待遇。

陈远湘是于1975年最后一批被特赦的，获释后回到四川工作，晚年曾经赴美，劝说曾经出任台湾地区舰队司令的弟弟陈远润回国。1997年5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