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在唐太宗的左右,出现了一批有所作为的辅弼大臣,这其中既有“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与房玄龄堪称绝配、并称“房谋杜断”的杜如晦，“才兼文武,出将人相”的李靖，“敷奉详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的戴胄，也有“激浊扬清,嫉恶好善”的王珪,“耻君不为尧,舜,以谏诤为已任"的魏征。

正是在他们的鼎力协助之下，唐太宗才逐步把一个百废待兴的隋末乱世治理成为贞观盛世。而这些大臣之中,为后人留下警语、佳话最多的,要数魏征了。

魏征,字玄成,馆陶人。作为贞观年间的贤能幸相,魏征从来都是不避嫌疑,不怕猜忌，勇于承担责任，以国事的妥善处理为重，而不以一身荣辱安危为嫌。

武德九年(626年),魏征受太宗之命宣慰山东,按规定可以便宜从事。当时正是玄武门事变之后,人心惶惶。

魏征一路行来看到地方官员又在押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僚属。此前已有数令对二府僚属尽行赦免，现在又缚送入京，这样下去，谁能不心生疑惑呢?

魏征想到,我不可以只顾自己远避嫌疑,而是要多为朝廷考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他果断地把这些被拘人员--放散，太宗也因此而深深为魏征的魄力所服膺。

在对国事的处理上,魏征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推翻已经形成的方案和定论,即使与大多数人的意见相左,很多时候，正是由于他的坚持，朝廷才没有轻率从事，从而避免了战乱再起。

贞观初年,岭南酋长冯盎等人迭相攻击朝政，甚至废弃了朝贡。这不是在公然蔑视朝廷的尊严吗?

据此,有人说,冯盎的不来朝拜,分明是一种谋反的举动,太宗也相信只有用武力才可以解决问题。

魏征却极力反对动辄采取武力征服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理由是明摆着的,岭南的瘴疠非常严重,派遣大军去根本不可能。再说了,冯盎不反,派军又是何种道理?

太宗说,数十个州县都来告状，说明冯盎反叛确实无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魏征说,冯盎谋反的消息都传了几年了，为什么一直没见过冯盎的军队打出岭外来呢?可见谋反仅仅是一种传说,而非事实。

冯盎不认朝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魏征认为，这是因为众说纷纭，大家已经把传闻据为事实了，冯盎当然不敢在他“谋反”的时候人朝了。

太宗觉得魏征的话很有道理，当即派遣了员外散骑常侍李公掩入岭南宣慰冯盎,冯盎当下便让儿子代表他随着使者入朝。

太宗深有感触地说:“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在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酋长们的关系的处理上，魏征主张怀柔远方，劳徕备至，令其感恩戴德。通过与边地酋长们的沟通和感情联系,有效地解决了可能出现的叛乱问题。

魏征时刻为国家民生计,能够站在众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主张，坚决反对那些好大喜功、靡费民力的行为。

贞观六年(632年),文武群臣建议太宗封禅泰山。太宗最初是不主张封禅的，他相信如果天下安定，家给人足,即使不封禅,也没有什么妨碍。

不过,在大臣们的劝说下,太宗的主意也改变了,只有魏征坚决反对。对此,太宗非常不满意。他质问说,你不想我封禅于泰山,是因为我的功勋不高吗?

对此魏征说,在隋末大乱之后，户口还没有恢复，国家的仓库远未充实,这时再去封禅东土,随行的人马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远远不是百姓所能负担得起的。

魏征的正直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敢于向唐太宗直言进谏,有时,太宗稍露出奢侈靡费的端倪,就会遭到魏征的断然驳斥和反对。

有一次,太宗巡行到显仁宫时,发觉所需物品很是匮乏,大为恼怒,对当地负责接待的官员严加申斥。

魏征当即指出,如果陛下因为供顿不丰,就谴责地方官员，恐怕今后所至之处，官员们都要务为奢华，以奉迎上意了,那时如果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能说是陛下巡行地方的本来意图所在吗?当年隋炀帝在巡行途中,视郡县官员献食的丰俭对其进行赏罚黜陟，也不过是喜欢表示一下自己的好恶而已，结果其末年不是海内尽为叛地了吗?这也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还一定要效仿下去呢?

太宗听后猛然惊觉，他想起旧年路过这里的时候，他也是买饭而食，僦舍而宿，现在能有这样的安排，还能一味不知足吗!

魏征爱憎分明,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他肯定会去大力的支持他们，不仅如此，他还会给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从而去完善他们的进谏的内容。

而对于那些喜欢玩弄心计，在背后搞小动作，去恶意攻击别人，拉帮结派的官吏,魏征也不会给他们一点好脸色，他会想尽办法的去揭露这些人嘴里的那些假的谏言以及真诽谤的本来面目。

贞观八年(634年)十二月，中牟(河南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言指斥修洛阳宫劳人扰民、地租赋税过重百姓难以承受和宫中高警影响到了民俗。

唐太宗对皇甫德参的意见逐条批驳，并讥嘲地说:“皇甫德参想要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中妇女都不留头发吗"?

魏征认为,古人有“狂夫之言,圣人择焉”的说法,用与不用,在于君王自己的裁酌。唐太宗也感悟到,如果我治了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敢再提意见呢!于是特地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以示鼓励。

有一段时间，太宗突然兴趣大变，变的开始喜欢去询问周边一些小臣的意见和看法，当然当时太宗的做法目的大致应该是警策群臣,但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却借机去攻讦一些大臣,任意诽谤。

魏征看到这种情形心里自然是不胜激愤,他表示权万纪诸人不识大体,把攻讦当作是正直的品行,把谗言惑君视为忠诚的表现,对这样的人应当远离此后,太宗便有意识地疏远了一些攻讦之臣。

魏征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与太宗的励精图治、广泛咨询有用意见不谋而合,太宗多次引魏征人卧室,访问得失、“魏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

太宗与魏征经常在一起反复讨论治国之道。太宗有时心存疑问，他想知道，“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的回答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君主,一定要兼听广纳,才能避免为贵近大臣所壅蔽,使下情上达,真正听到百姓的呼声。他还特别指出,这样的做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魏征善于引譬设喻，从历史人物身上找到可资借鉴之处,以此警示太宗不再犯下类似的错误。

有一次,太宗看过《隋炀帝集》之后,感到大惑不解,他觉得这部文集堪称“文辞奥博”,看其行文,即知道隋炀帝是属于尧、舜--类人物,而非桀、纣等昏庸暴君可比,然而,他的行事怎么会完全相反呢?

魏征说,这并不奇怪,君主即使是大贤大圣，也应当虚已容人,以便于智谋之士陈献谋略,勇锐之士尽其绵力。

隋炀帝恰恰是因为他的自恃英明，骄矜自用，才会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因为缺乏自知之明而造成了身死国亡的悲惨结局。

太宗因此领悟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己在这方面还真得小心谨慎。

魏征的直言敢谏,是他正直无私的个性使然。他的正直作风,使他无法容忍自己的品德稍有瑕疵，以及任何形式的虚伪、造作和假公济私。

曾经有人控告魏征假借职权,私下给他的亲戚种种好处。经过御史大夫温彦博的立案调查,却证明查无实据,说这话的人近于诬陷。

对此,温彦博评论说,一个人偶尔对亲戚关照一下,也并无损于其品格德行;相反,若是像魏征这样,总是“不存形迹,远避嫌疑”,让局外人看上去倒觉得有点不真实了。因此,虽然魏征自己没有私心,也还是应该受到责备的。

太宗于是明令魏征说，自今以后你应该存-点形迹，魏征可不这么看,他说,君臣本是一体之人,应该互相履诚尽责,如果上下之间都要存起形迹来,国家的兴衰都将是个问题,他明确表示对太宗的诏令他无法遵照执行。

同时代人王珪曾经评价说，魏征这个人的特点在于他“耻君不为尧、舜,以谏诤为已任”,太宗认为确实是这样,当时满朝大臣也认同他的评价，魏征的正直敢言，与当时朝中一批同心殉国的大臣正好相得益彰、正是因为有了魏征诸人的得力辅弼，唐初的政治才呈现出异常的清平明朗,20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