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2日，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宣布，将实行与解放军达成的和平协议，完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在同一天，蒋介石宣布引退。在引退前，蒋介石交代部署了他几项最后的安排，其中的一个部署就是，派时任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到北平，为争取傅作义作最后的努力。

徐永昌，阎锡山的心腹旧部，傅作义的同僚。当年晋军在中原大战遭遇失败后，国民党将阎锡山的部队整编为四个军，这“四大军长”分别是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和傅作义。

后来，傅作义脱离阎锡山自立门户，成了华北的“一方诸侯”，而徐永昌则在48年12月被任命为孙科内阁的国防部长。安排阎锡山的心腹担任此要职，是因为蒋介石希望阎锡山能在山西积极卖力地对抗解放军。

作为同僚和老乡（徐永昌是山西原平人，傅作义是山西万荣人），徐永昌和傅作义有一些交情，两人能说上话。

这天下午两点，徐永昌抵达了北平，并在中南海和傅作义进行了会晤。徐永昌把蒋介石的三点意思转告给了傅作义：首先是希望傅作义能和国民党中央保持一致；第二是希望傅作义南下；第三是应该尽量把精锐部队运走，如果能让精锐南下，北平还可以和平交出。

傅作义并未告诉徐永昌，自己已经和解放军签订了协议。他说，北平国军的高级军官可以自行决定去留；至于“运出精锐部队”则不容易办不到，因为“现正扩修机场，但恐无多大效果”。

傅作义还告诉徐永昌：他将离开北平去绥远。绥远是傅作义的起家之地，那里还有他的不少部队，“仍可整顿，效力国家”，等他到绥远把事情安排妥当，“即去做（蒋）总统一随员”。

和一般的国军将领不一样，比如陈明仁是在长沙起义后一次完成其角色转变的。而傅作义作为树大根深的“一方诸侯”，他在放弃北平后，尚有绥远可以立足。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靠向了共产党；而尚未解放的绥远，又为傅作义保持和国民党的联系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使其可以游离在两党之间。

1月22日，傅作义的部队开始从北平城内撤出。当天，傅作义发布公告，公布了和平协议的部分条款，并表示他之所以签署和平协议，是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和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

在后续的谈判中，傅作义不断试探我军对于改编的办法，他暗示说，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队很好。希望能原封不动地保存他的20万部队。平津前委则回答：官兵皆应该学习政治。意思是，我军政工干部必须进入傅作义的部队，对其打散重编。

傅作义提出的另一个条件是，北平和解放后，双方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意图保持他所率旧部的独立性。

1月31日，平津前委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在极力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

为此，毛主席亲笔撰文《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傅作义之所以议和，原因无非是他战败了。如果真的是为了所谓的“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为什么当初不肯在这样做？难道天津的工商业基础和文物古迹不应该保全吗？天津战败了，北平孤立了，军事上的胜利没有希望了，这才是傅作义决定走和平解放道路的原因。

可想而知，傅作义看到这篇文章之后的复杂心情。据平津前委当时的电报显示，傅作义“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

而根据徐永昌日记的记录，傅作义在这期间，曾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护照，准备出国。傅作义要求派一架飞机来，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以备随时离开北平。

傅作义在2月22日至24日，与章士钊、邵力子等人一同前往西柏坡面见毛主席。按照一般的说，在这次和毛主席的谈话中，傅作义心情愉快，前嫌尽释。但据徐永昌观察，傅作义在这次见面后，心情依旧是“甚苦闷”。

傅作义原计划在3月26日乘坐飞机离开北平，但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到了北平，并在北平机场检阅了部队。这个突然的事件，使得国民党的飞机无法降落，无意中打乱了傅作义离开的计划，也使得傅作义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和解放军的相处方式。

为了解决绥远和平起义的问题，傅作义在4月1日提出了《绥远问题协议草案》。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认为，绥远军队已经接受了解放军的接济，应该立即减少向他们发放粮饷费用。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的绥远部队实际还未接受改编。

既不是国民党的部队，又不是共产党的部队，这种两不依靠的局面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傅作义开始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但此时已经搬到广州的国民党也还没有完全放弃拉拢绥远方面的念头。

7月14日，傅作义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中说，蒋介石、阎锡山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滥炸人民，封锁海口，没有希望。

8月1日，徐永昌再次飞到绥远，想劝说绥远董其武的部队向西撤退，和西北的马鸿逵部会合。徐永昌勉励董其武：“共产党曾自诩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也是人，长征三万里有何妨？即使和马鸿逵会合后作战不利，依旧可以在青海、四川、云南、印度等地活动，我们会为你们协调外交。”徐永昌还夸口说：“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董其武不看好这个计划，委婉表示，这件事需要傅作义到绥远后裁定。

8月28日，傅作义来到了绥远，他的目的是帮助绥远部队完成起义，加入解放军。当时傅作义前往绥远，有没有可能趁机跑掉呢？很多同志有这方面的担心，时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说：“傅作义帮助北平和平解放，交出二三十万人，离了大功。他哪里会跑？就算跑掉了，又怎么样？”

在之后和徐永昌的见面中，徐永昌多次试图策反傅作义，但傅作义则非常关心“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如何”。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前途，也是决定傅作义最后倒向哪一边的关键。徐永昌空洞地回答：“很有希望。”这个回答令傅作义感到失望。

傅作义还关心另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美苏战争（即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国内外的大环境会不会给国民党最后的翻身机会。

广州守不住，美援无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也遥不可及，傅作义在这些问题中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前途。

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起义仪式举行，宣告着绥远和平解放。9月19日是徐永昌在绥远的最后一天，也是傅作义和徐永昌最后一次见面的日子。交谈中，傅作义请徐永昌向蒋介石转交了一份呈文。

在这封呈文中，傅作义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建议他们不要“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傅作义还说，美苏战争爆发不远，共产党不可能成功。他决定留在绥远，利用合作农场，将自己手下的干部放入农村，以寓兵于农，保存实力，待新中国遇到困难时再打出去。傅作义判断，全国在1950年3、4月将爆发一次春荒。他还认为，目前解放军的推进速度太快，导致后方防线空虚，建议蒋介石派兵在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牵制解放军的兵力。

他表白心迹：“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

据徐永昌记载，傅作义当时“言下痛哭，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徐永昌安慰道：“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徐永昌感慨傅作义在危难时刻，竟能有如此作风，认为其是“非常人也”，“余不及也”。

9月20日，徐永昌抵达重庆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傅作义的呈文和秘密计划，“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

傅作义从绥远回到北平后，向薄一波建议说：后套地区“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似乎是要着手准备他承诺给蒋介石的那个“寓兵于农”的计划。毛主席不知是否知道傅作义的计划，直接安排他当了水利部部长，把他留在了北平。

傅作义什么时候才真正完成他立场上的转变呢？应该是在抗美援朝之后。1950年11月上旬，傅作义向毛主席建议，将原绥远起义部队调往抗美援朝前线参战，以更好地实现绥远地区的解放区化。

据时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回忆，新中国成立一年后的某一天，傅作义曾找到毛主席，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支枪，存在什么地方。这些私藏的武器，似乎证明傅作义对蒋介石和徐永昌的承诺并不全是假的，他却是“留了一手”。而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和发展，新中国建设工作的有序进行，傅作义终于看清了现实，决定站到人民这一边。

听到傅作义的主动坦白，毛主席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话：“你留着用吧。”

1974年，傅作义人生的最后一年，他对台湾方面的故旧发表讲话：“我是1895年出生的人，正是台湾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年。现居台湾的许多老年人，都是在那前后出生的。这些人以及晚出生一二十年的人，都受过外人的欺侮凌辱。你们骂我是降将，表示对我的话你们是不屑于听的。但我当时就认为，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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