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禁锢的文学创作迅速恢复生机，全国各地涌现出大批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大多以揭露“四人帮”给国人造成的创伤、谴责极“左”路线为主题。1978年6月，《人民文学》主编李季有感于短篇小说创作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对短篇小说佳作颁奖的动议。经请示中国作协党组和书记处书记张光年同意，又取得茅盾支持，决定由《人民文学》主办，对短篇小说创作中涌现出的优秀作品进行全国性评奖[1]。后来在文学史中被命名为“伤痕文学”的作品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推荐和专家评委（特指参与评奖的作家、评论家、学者、编辑）的鼎力支持，成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最大赢家。可以说，从发表以来就不断面对各种争议和质疑的伤痕文学，正是通过评奖这一特殊的文学评价机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集中推荐和展示，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经典。

目前，学界关于伤痕文学经典化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如王琼《“伤痕文学”：作为话语的权力书写》（2006）、黄平《从“天安门诗歌”到“伤痕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再讨论》（2015）、刘复生《“伤痕文学”：被压抑的可能性》（2016）、孙民乐《“伤痕小说”三题》（2016）等论文都指出了伤痕文学和现实政治的关联，其文学史命名背后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也就是说，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其经典地位是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范围内建构出来的。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为集中反映当时文艺管理部门意图的活动，其在伤痕文学的出场和经典建构中所起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尽量还原评奖过程中的生动细节，探究伤痕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评奖所起的作用。

一、群众推荐、专家评选与官方意图：三方角力的评奖过程

《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公布了这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方法：“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热烈欢迎各条战线上的广大读者积极参加推荐优秀作品；恳切希望各地文艺刊物、出版社、报纸文艺副刊协助介绍、推荐；最后，由本刊编委会邀请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群众性推荐与评选的基础上，进行评选工作。”[2]新时期的首次短篇小说评奖创造性地采用“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式，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纷纷向编辑部推荐自己认为优秀的短篇小说。截至1979年2月1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共收到读者来信一万零七百五十一件，‘评选意见表’二万零八百三十八份，推荐短篇小说一千二百八十五篇。参加这次评选活动的，有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的群众和干部。大多数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和推荐作品，也有以整个单位的名义和联名的方式来信和推荐作品的”[3]，可谓盛况空前。评选办法中提到，凡参加推荐与评选的个人或集体、单位要将意见填入“评选意见表”，或另纸写出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评选意见表”除了填写推荐篇名、作者、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评选意见，还必须填上推荐人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职业，保证投票出自个人意愿，这意味着投票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最大限度保证投票的有效性。

评奖期间，推荐“伤痕”题材的读者来信最多。“很多来信对于作者们挣脱‘四人帮’制造的精神禁锢，冲破各种文学‘禁区’的勇气和胆识表示钦佩，对于他们在艺术上刻苦探索、努力创新的精神表示赞扬。”[4]“很多来信指出，近年来出现的短篇小说佳作，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以革命的锐气提出并回答了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在题材、风格和手法上真正体现了‘百花齐放’。”[5]《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初选时，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群众投票多的作品会优先考虑，把得票三百张以上的作品（除《醒来吧，弟弟》外）全部入选，共12篇。另外，考虑到地区和读者文化水准的差异，有可能导致优秀作品在群众中得票甚少的情况，编辑部又从群众投票不多的小说中选了八篇，加起来共20篇[6]。崔道怡在《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一文中披露了这份初选篇目：《班主任》《神圣的使命》《我们的军长》《窗口》《伤痕》《爱情的位置》《弦上的梦》《献身》《珊瑚岛上的死光》《眼镜》《最宝贵的》《姻缘》《愿你听到这支歌》《虎皮斑纹贝》《取经》《顶凌下种》《墓场与鲜花》《望日莲》《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芙瑞达》；备选篇目五篇：《秋江落叶》《辣椒》《不灭的篝火》《足迹》《心声》。

编辑部把这20篇小说作为“优秀小说初选篇目”送给评委审阅，并于1979年2月22日致信评委，针对初评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供评委在审阅初选作品时参考[7]。初选篇目是根据截止于2月10日的群众来信拟定，但此后陆续收到更多来信，于是，编辑部又对初选篇目进行增添产生第二次名单，供评委阅读和讨论[8]。同年3月6日，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评选委员会是对获奖结果起关键作用的一次会议。对于哪些作品可以获奖以及如何对作品排序，沙汀、草明、唐弢、袁鹰、孔罗荪、孙犁、冰心、冯牧以及林默涵等评委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还对备选篇目中的“伤痕文学”作品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肯定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弦上的梦》等优秀作品，也指出了《爱情的位置》《墓场与鲜花》《虎皮斑纹贝》《姻缘》等作品在结构布局、人物刻画、细节描写等方面的稚嫩和不足[9]。但评委最终还是对伤痕文学投了赞成票。《文艺报》主编冯牧对小说《伤痕》的评价也许道出了评委维护和肯定伤痕文学的缘由：“我只投赞成票，不投赞赏票。因为它写得不够真实、不够典型，思想境界不高。但它立了一大功，第一个提出了‘伤痕’问题。‘四人帮’把我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给青少年的心灵上造成了种种伤痕和污染，这篇小说提出了这个问题，启发了读者，在这一点上，它超过了其他作品。”[10]

经过民主评议和慎重权衡，评委对《人民文学》编辑部提供的第二次名单做了一些修正。编辑部根据评委意见对篇目进行调整，确定了25篇获奖优秀短篇小说的篇目。获奖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愿你听到这支歌》《弦上的梦》等描写“文革”伤痕的作品；二是《我们的军长》《湘江一夜》《足迹》等描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事迹的作品；三是《窗口》《满月儿》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获奖作品的前五名也囊括了这三类题材[11]。

这次评选的范围是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之间发表的短篇小说，其间短篇小说创作繁荣，题材多样，有刻画青年男女爱情的，有描写老一辈革命家事迹的，有揭露“文革”伤痕的，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哪些题材的作品能获奖以及获奖作品的排序，都是非常讲究的。获奖作品的数量和排序不仅反映出专家的评审趣味，更体现了文艺界对某种题材的价值认定。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三类题材的比重并不均衡。25篇获奖作品中，“伤痕”题材的作品有18篇，占获奖作品总数的72%。获奖作品的排序方面也经过多方的权衡和考量。对比最终获奖的25篇和最初的20篇[12]篇目可以发现，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士敏《虎皮斑纹贝》[13]、徐光耀《望日莲》被去掉了，增添了《湘江一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辣椒》《满月儿》《抱玉岩》《“不称心”的姐夫》《看守日记》《足迹》等八篇作品[14]。经过几次调整最终增添进获奖名单的八篇作品中，有五篇是涉及“伤痕”题材的。《愿你听到这支歌》《顶凌下种》《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等“伤痕”题材作品在最初的篇目中排名靠后，但在最终名单中都被调到了较靠前的位置[15]。

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因处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关键时期，承载的意义是重大的。一方面，它承担着否定“文革”时期文艺政策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起到引导新时期文学的作用。在新时期初期，不管是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都是“文革”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十年浩劫的受害者。伤痕文学对“文革”创伤的揭露、对“四人帮”的控诉激起了全社会的共鸣，读者的广泛支持和热情推荐使得“伤痕”题材作品的得票遥遥领先。正是因为这类作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即使在文艺界对“伤痕”题材作品褒贬不一、围绕伤痕文学是否是“暴露文学”的论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下，评委还是对大部分这类作品给予了认可。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创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评奖机制，使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和诉求获得了表达空间，而专家则对群众意见进行选择和整合，筛选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因此，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伤痕文学”的胜出，是读者群众、专家评委、政府意图三股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揭露“伤痕”与展望“未来”：获奖伤痕文学的典范叙事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国家各项工作的恢复与开展都以“拨乱反正”为开端。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革”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16]，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运动在社会各界展开。1978年5月27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的黄镇指出：“文艺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文艺战线打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冲破重重阻力，把‘四人帮’制造的种种混乱加以澄清，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一切是非统统纠正过来。”[17]因此，作为新时期第一次文学评奖，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被赋予了加强意识形态导向的重任，伤痕文学获奖是评委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范围内“筛选”的结果。专家起的是把关的作用，保证获奖作品都在官方主流话语框架内。评选委员会成员[18]身份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大部分同时兼具两种身份：作家（评论家）和文艺部门领导。如茅盾既是作家又是中国作协主席，周扬既是文艺理论家又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既是诗人也是中国作协领导，冯牧既是评论家又是《文艺报》主编，李季既是诗人又是《人民文学》主编。因此，如果说作家（评论家）评委是从艺术层面来评判作品，那么兼具作家（评论家）和文艺部门领导身份的评委在评判作品时，他们的审美趣味和选择本身就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获奖的伤痕文学作品大多遵循“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叙事模式。主人公在“文革”中深受身心的摧残和不公正的待遇，但依旧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绝不会对未来失去信心。小说结尾都会有“光明的尾巴”，人们遭受的“伤痕”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和治愈，未来也是一片光明。《伤痕》中晓华与被打成叛徒的母亲划清界限。母亲冤案得到昭雪后，晓华赶回上海但还是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悲痛欲绝的晓华看完母亲的日记后，化悲痛为力量，“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19]。《班主任》中小流氓宋宝琦缺乏正确引导，精神空虚、愚蠢无知；而团支书谢惠敏深受极“左”思想毒害，思想僵化顽固。但班主任张老师对教育好谢惠敏和宋宝琦这样深受“四人帮”毒害的学生充满信心，小说结尾，“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着肯定与鼓励”[20]。《神圣的使命》中老公安战士王公伯由于复查白舜冤案，遭到省革委会副主任徐润成等的迫害。随着“四人帮”覆灭，徐润成等人的罪行被揭发，白舜的冤案得到昭雪，迎接光明的到来：“一轮红日，把她那温暖的金辉洒满大地。他们的背影在地平线上渐渐消逝，好象走进了那轮鲜红的太阳。”[21]

而伤痕文学中的另类叙述，在评奖过程中往往被首先淘汰。例如，《醒来吧，弟弟》描写主人公在“文革”结束后，对世间一切产生厌倦的消极情绪。工厂的卢书记多次探访“弟弟”，其言行令后者感动，但“文革”伤痕使他直到故事结束仍处于犹豫徘徊中，“他那受了伤的灵魂，却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他还在‘红尘’边缘上犹豫着”[22]。显然，“弟弟”在“文革”中的“伤痕”并没有被治愈。这篇小说因为与“批判‘四人帮’，开启新时期”的叙事模式和政治话语规范相背离，即使获得大量选票，也只能在一开始就被逐出候选名单。有学者指出：“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伤痕文学’话语权力机制的载体，其中的取舍可见一斑。这样一来，‘伤痕文学’话语就把写‘文革’‘伤痕’的文学作品加以区分，这一话语所突出的文学作品就可以通过文学评奖制度赢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而那些较为质疑激烈的写‘伤痕’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却并没有被主流的文学史话语所突出，乃至于被‘遗忘’。”[23]

从文学奖评选出的伤痕文学作品最终成为文学史经典，绝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特定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和大众心理诉求的产物。正像洪子诚指出的，“这几年的文学的直接指向是社会—政治方式的，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这个阶段的文学，其内容、情绪与社会各个阶层的思考、情绪基本同步”[24]。经历十年浩劫后，国人急需情感宣泄和心理补偿。伤痕文学对“四人帮”的控诉，使专家和普通读者在“文革”中的愤懑和委屈得到抚慰。同时，人们心理上的负罪感，也在清算“四人帮”的过程中得以洗刷，完成自我的重生。“‘伤痕’小说本从个人立场出发的历史之痛叙述，除了这种痛苦的公共性之外，又由于对于历史感的关注，结果更加成了具有集体记忆性质的宏大叙述。”[25]因此，伤痕文学实际上可以看作集体记忆的书写载体，揭露十年浩劫给民族国家、人民造成的重创，伸张历史正义，展望光明前景，进而确立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合法性。

客观来看，大部分获奖作品的文学成就有限，思想性薄弱，对“伤痕”的揭露和对“四人帮”的批判流于表面；艺术上存在明显的缺点，如技巧单一化、情节公式化、人物形象概念化等。但这类作品的现实政治意义[26]已经远远超过艺术局限性。获奖作品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文学专业人员和普通读者）疗救“文革”创伤的心理诉求；冲击了僵化守旧的“文革”文学，打破了题材禁区，为文艺创作拓展了更加广阔的领域，迈出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伤痕文学契合了思想领域“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诉求，取得了时代主题的优先表达权，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菲舍尔·科勒克指出：“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某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决定性地干预作家的工作。甚至文学奖也能起类似的作用。”[27]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肯定和彰显了伤痕文学控诉“四人帮”的积极意义，通过对“伤痕”题材作品授奖，将这类作品的话语表达和价值观念最大限度地规约到主流意识形态之内，从而确立国家的政治导向和话语规范。

三、评奖前后的文学论争

“四人帮”倒台之初，政治形势还不明朗，“左倾”思潮在文艺界的影响还很深，伤痕文学揭露“文革”创伤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发的，其尺度和范围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明确肯定。因此，《班主任》《伤痕》等作品引起过一些争议。在张光年、李季、陈荒煤等文艺界领导者的极力推荐和保护下，伤痕文学在《人民文学》等权威刊物发表[28]，影响甚至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刊物。《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权威文学报刊还通过组织座谈会、刊发评论文章、刊登读者来信等方式对伤痕文学进行肯定和扶持。《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作为创作范例被保护下来，引导和促进了其他作者进行类似的探索。而且组织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这段时间，正是关于伤痕文学是否是“暴露文学”的论争最激烈的时期。但文艺界的主流始终对伤痕文学予以支持和保护。

刘心武《班主任》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后，“暴露文学”一词就已经出现在报刊上。这个说法源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作家暴露黑暗的作品是“暴露文学”[29]。质疑《班主任》的人认为小说暴露了社会阴暗面，属于“暴露文学”。针对这一看法，《文艺报》《文汇报》《上海文艺》不断发表批驳文章[30]，文学研究刊物也通过组织座谈会的方式为《班主任》正名。《文学评论》编辑部1978年8月15日就《班主任》的评价问题及其意义举行了座谈会。针对一些人对《班主任》的责难，陈荒煤、涂光群、崔道怡、严文井、朱寨、冯牧以及屠岸等人认为文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暴露“四人帮”，这是革命文艺应尽的义务，也是当时国家的头等大事[31]。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又一次在读者中引起轰动。这篇小说反映“四人帮”给青年带来的巨大伤害，社会上出现了《伤痕》是不是“暴露文学”的疑问，并从这篇小说的题目引申出了“伤痕文学”概念，从而使伤痕文学是否是“暴露文学”的争论加剧[32]。在论争中，《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大量肯定伤痕文学的文章[33]。《文汇报》更是以多期专版的评论文章深入阐述《伤痕》并非“暴露文学”。《文汇报》8月29日刊发吴强《可喜的新花——谈短篇小说〈伤痕〉》和孙小淇《〈伤痕〉出了“格”吗？》，两篇文章都肯定了“伤痕”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的积极意义；9月19日，又整版推出《伤痕》评论专栏，荒煤《〈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认为《伤痕》暴露出林彪、“四人帮”迫害革命干部的罪恶，完成了文艺创作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的光荣任务[34]。《文艺报》还于1978年9月上旬，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35]，屠岸、杨子敏、刘心武、王西彦、吴强等与会人员肯定了伤痕文学的现实意义。正是文艺界的大力支持，伤痕文学才能在质疑和争论中不断发表，并最终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大量获奖。

1979年3月26日，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二百多人在北京参加了颁奖大会。《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宣布获奖短篇小说的篇名和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做了重要讲话。茅盾、李季分别把印有鲁迅头像的纪念册和奖金发给25位获奖作家，刘心武代表获奖者讲话。颁奖大会后，《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获奖作者举行座谈。魏巍、沙汀、草明、唐弢、陈荒煤、孔罗荪、林默涵等文艺界领导做了专题发言[36]。深入分析座谈会发言会发现，虽然是针对获奖作品的座谈，但专家做得最多的还是肯定伤痕文学创作热潮及其文学价值。陈荒煤的发言具有代表性：“这次评选的作品中，特别引起广大青年读者强烈反映的，是一些揭露万恶的林彪、‘四人帮’罪行的作品。无论是出自善意的忧虑、怀疑，还是由于其他原因给予各种非难，称之谓‘暴露文学’‘伤痕文学’，但大量读者的评选证明，这些作品是反映了我们一个特定的时代的悲剧，是时代的烙印、时代的脚迹，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是无法否定的。”[37]

但是，文艺界内部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并没有随着一次评奖而终止。随着这类创作越来越流行，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相关的论争也不断升级。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发表黄安思《向前看呵！文艺》，这篇文章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文艺作品视为“向后看”，认为应“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38]，在广东文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39]。不久，论争扩及全国各地[40]，文艺界展开了文艺创作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辩论。此外，《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发表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引发论争。李剑认为应该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战斗的工农兵，为科研教育工作者，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大“歌”其“德”，大颂其功。不“歌德”的人有点“缺德”[41]。这篇文章用词犀利、行文尖锐，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42]。可见，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前后围绕伤痕文学的论争一直存在且非常激烈。

不论是“暴露文学”“向前看与向后看”之争，还是“歌德”与“缺德”讨论，表面上是讨论作品的题材问题，但核心其实是文学能否写社会的阴暗面，如何估价新时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的形势。这些都最终指向如何认识“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毛泽东《讲话》对这一问题做了明确的界定：“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43]因此，“歌颂和暴露”问题一开始就不仅是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的尺度和文学倾向问题，而是事关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文艺界围绕伤痕文学的诸多分歧，很大程度上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

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周扬在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认为，伤痕文学“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作家们怎么能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面前闭上眼睛呢？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布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人民需要健康的文艺。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44]。周扬的报告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审定，代表了党和国家的意志。自此，伤痕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合法地位最终确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争论如此激烈的情况下，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通过评奖程序筛选，整合了读者阅读趣味和专家审美标准，使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从而为伤痕文学的出场和经典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评奖的“群众推荐”与文艺的“群众路线”

随着新时期开启，重建文学秩序、确认新的文学经典，成为文艺领域最急迫的任务。在百废待兴的中国文坛，评奖的积极作用更为突出。有学者指出：“奖励制度是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权威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导引和召唤。因此，文学艺术的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与此发生联系，它毫不掩饰地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标准，它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45]文学评奖不仅是对优秀作品的奖励，承担了引导新时期文学创作潮流和风向的功能，更是重建文学体制的重要举措，获奖作品充分体现了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导向和话语规范。“一九七八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影响是重大的，借助于恰当的社会政治氛围与最高政治级别的文学刊物，当时中国最出色的批评家们得以摆脱涣散的处境，在组织上得到统合，其文学思想、文学价值也经由评奖的方式广为传播。”[46]“评奖”这种特殊的文学价值评价机制为文艺界提供了集中展示、交流意见的平台。作家、编辑、读者、评委、文艺界领导等通过文学评奖组织起来，在评选启事、读者来信、评选委员会、颁奖大会、获奖作品讨论会以及获奖作品集等一系列环节彰显各方的文学立场与价值趣味。

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评奖机制，使广大读者对伤痕文学的热情和支持得到传达。而《人民文学》编辑部和专家评委强化了伤痕文学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的政治立场，进一步筛选出了符合主流话语规范的作品。群众的意见在评奖中被置于和专家同等的位置，成为挑选和决定哪些作品成为文学史经典的重要力量。但是，群众意见只有在与专家评委及官方意图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认可并真正产生作用。伤痕文学在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的脱颖而出，也正是官方、专家和读者在批判“四人帮”、开启新时期的愿景下共同选择的结果。

当群众意见和专家评委、主流话语导向产生分歧或不完全一致时，它就需要被筛选和整合。人民文学杂志社成功举办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后，又于1979年10月启动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这次评奖同样采取“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47]的方法，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乔厂长上任记》得票二万七千多张[48]，是得票最多的作品。但不可忽视的是，最终获奖的25篇作品中有16篇是“伤痕”题材[49]。可见，虽然1979年的评奖处在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但“伤痕”题材依旧是作家创作的重心，受到读者群众的热情推荐。但从评选委员会、颁奖大会和获奖作品座谈会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专家评委和文艺界领导更关注那些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积极参加“四化”建设的作品[50]。1980年3月5日，评选委员会对备选作品进行评议。评委认为：“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受到读者广泛而热烈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着力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那么多读者投‘乔厂长’的票，表明群众渴望现实生活中更多地出现象他那样为‘四化’而献身的闯将。”[51]时任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的巴金在3月25日的颁奖大会上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强调了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提到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52]。也就是说，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在同样受读者群众欢迎的现代化建设题材和“伤痕”题材之间，专家评委和文艺界领导显然更偏向前者。

1942年毛泽东《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和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有学者指出：“《讲话》第一次从革命现实需要出发，赋予‘群众’以意识形态权威性，并系统提出一套实践方法作为保证。于是，‘读者’与‘群众’彻底合一，并分享了后者的意识形态权威，获得超强价值优先权力。”[53]事实上，作为文艺工作积极贯彻群众路线的有效途径，群众意见在党的文艺政策中很早就被强调。而群众意见的反馈，通常的途径是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报》《人民文学》以及《解放军文艺》等重要文艺报刊，不仅均开设“读者来信”或性质类似的专栏，并且发表了数量惊人的读者来信[54]。但是，文艺报刊上的读者来信不管是个人署名还是以笼统的“读者大众”的名义，都是编辑根据不同意图筛选后刊登出来的。这些读者来信肯定或批评文艺作品或文学现象，都在积极配合着主流话语的导向。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文学制度的不健全，一些发动群众参与的文艺批评往往演化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文革”结束后，建立切实可行的文艺体制，促进文艺健康繁荣、有序发展，成为文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如何实现这一标准，成为文艺界面临的首要问题。1978年9月15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的《理论动态》第85期发表了一篇具体涉及文艺问题的专文《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把文艺界的真理标准讨论，引导到了“谁是文艺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定者”这一问题上。文章指出：“文艺作品应该由谁评定，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牵涉到如何根据文艺的特点来领导文艺的问题，牵涉到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在文艺上如何体现的问题，牵涉到文艺作品发表、上演的掌握问题等等。有了正确的思想、原则，就应当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落实的规章、办法。我们除了在思想上要解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根本问题外，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些制度、方法，也需要根据这个根本指导思想加以检查，从而研究探索出一套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走群众路线的恰当的、行之有效的形式和办法。”[55]可见，新时期文艺界重新激活了毛泽东《讲话》奠定的文艺的群众路线，群众成为文艺界可以借助的力量，用于评判作品价值、规范文艺话语和倡导文艺思潮。

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社会大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治文化氛围相对比较宽松，专家在专业领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决定权。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创的“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评奖机制，就是对新时期文艺界群众路线的创新和深化。当时有评论家指出：“让群众参加评选，请他们发表意见，就是走群众路线，就是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56]茅盾更是在颁奖大会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群众评选的意义，“过去也有过短篇小说选，但不是经过群众评选的，这一次是经过群众评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次，作品是经过群众来检验的”[57]。群众推荐的具体方式即“评选意见表”或“读者来信”，二者被赋予了评判作品价值和挑选文学经典的权力，伤痕文学正是在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情推荐下成为奖项的最大赢家。但“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评奖机制，保证了评选结果是在专家和编辑的可控范围内，进而和官方主流话语保持一致。阶级话语中，群众有价值评判的权力，但常常被专家借用。有时候，“‘专家’代‘读者’发言，借‘人民群众’的支持对文艺界的异质力量和不同声音进行整合，借‘人民’的权威话语来彰显文学主张，建构文学潮流”[58]。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过程中，专家凭借对群众意见的摘编征用，塑造出读者阅读趣味、专家审美标准和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景象，从而使伤痕文学的出场和经典建构水到渠成。在评奖过程中，专家借助群众的力量，获得官方的认可，从而取得了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文艺界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因此，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与伤痕文学的经典建构，也成为新时期文艺界积极探索实践文艺民主机制的生动范本和有益尝试。

注释：

[1] 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小说家》1999年第1期。

[2] 《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

[3][4][5] 《报春花开时节——记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6][10][32]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186页，第214页，第105页。

[7] 编辑部信中提出了九点意见，对初选篇目的产生过程做了详细说明，总结如下。1. 选15—20篇比较相宜，最多不超过20篇。2. 初选时把群众投票300张以上的作品（除《醒来吧，弟弟》以外）全部选入，共12篇；另外选入8篇，因各种原因得票虽少而确系优秀的作品。3. 评选偏重中青年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初选篇目中，未选入老作家的作品。4. 不能因要在题材上求平衡而降低质量要求，故20篇作品中写爱情生活的篇数最多。5. 近年各兄弟民族作者写的短篇小说不很多，故初选篇目中只选了回族作者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6. 197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比1977年有显著进展，故初选20篇作品中，1978年的作品入选17篇，1977年的作品入选3篇，符合实际情况。7. 初选20篇作品，从六种刊物和一种报纸副刊上选出，《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占了较大比例。8. 初选篇目中，刘心武的作品占了两篇（《班主任》和《爱情的位置》），从作品质量、社会影响以及群众投票的情况来看，这样做比较合适。9. 当选的作品不分等级为宜，可以按作品质量排出先后顺序，颁发奖金时，前五名的奖金数目可以高一些。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第186—188页。

[8] 结合崔道怡和刘锡诚的回忆文章，第二次名单在初选篇目中增加了周立波《湘江一夜》、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贾平凹《满月儿》、祝兴义《抱玉岩》、关庚寅《“不称心”的姐夫》、齐平《看守日记》。

[9] 唐弢认为刘心武《爱情的位置》第三段始发议论，是不需要的。萧平《墓场与鲜花》也有这样的毛病，还是生活不够。袁鹰认为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写得好，风格朴素，主题开掘得深。孙犁认为刘心武《班主任》政治上很好，但艺术上不成熟，写得枝枝蔓蔓。《伤痕》文字好，很喜欢。孔罗荪认为关庚寅《“不称心”的姐夫》写爱情悲剧，前后没有交代，艺术上还不成熟。冰心认为《虎皮斑纹贝》环境写得不错，后面写得不好，用日记来写，也不协调。冯牧认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比《姻缘》写得好，能打动人。《姻缘》写华侨政策，人物写得不成功。《爱情的位置》是打开一个缺口的作品，这篇作品出来后，写爱情的作品会源源而来。宗璞《弦上的梦》在人物塑造上超过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在反映时代的生活真实上，《姻缘》和《眼镜》尽管有很正确的答案，但缺乏动人的细节描写。林默涵认为《伤痕》被吹得太过。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第213—215页。

[11] 《班主任》揭示了“四人帮”给孩子造成的创伤。《神圣的使命》描写老公安为了平反冤案，献出生命。《窗口》展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我们的军长》和《湘江一夜》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

[12] 因这最初的20篇中有12篇是群众得票300张以上的，所以一定程度上能大致反映群众推荐的原始面貌。

[13] 因是《人民文学》登载，内容又是写青年爱情生活，此类题材的作品过多，因此去掉了。

[14] 《辣椒》和《足迹》从最初初选篇目的备选篇目调到了最终的候选篇目中。

[15] 《愿你听到这支歌》从初选第13位最终被调到了第8位；《顶凌下种》从初选第16位最终被调到了第7位；《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初选第19位最终被调到了第12位。科幻题材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从初选第9位最终被调到了第25位。

[16]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

[17] 黄镇：《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文艺报》1978年第1期。

[18] 评选委员会成员有茅盾、周扬、巴金、刘白羽、孔罗荪、冯牧、刘剑青、孙犁、严文井、沙汀、李季、陈荒煤、张天翼、周立波、张光年、林默涵、草明、唐弢、袁鹰、曹靖华、谢冰心、葛洛、魏巍。参见《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名单》，《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19] 卢新华：《伤痕》，《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

[20] 刘心武：《班主任》，《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第30页。

[21] 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第68页。

[22] 刘心武：《醒来吧，弟弟》，《中国青年》1978年第2期。

[23] 王琼：《“伤痕文学”：作为话语的权力书写》，《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

[24] 洪子诚：《中国文学1949—1989》，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143页。

[25] 路文彬：《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小说的历史叙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6] 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伤痕文学完成了历史使命，慢慢式微。

[27] 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魏育青译，张英进、于沛编：《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28] 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中有12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其中“伤痕”题材八篇，分别为《班主任》《神圣的使命》《愿你听到这支歌》《弦上的梦》《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辣椒》《献身》《眼镜》。

[29] 毛泽东认为：“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2—873页。

[30] 以洪：《是“暴露文学”吗？》，《文艺报》1978年第2期；陈恭敏：《“伤痕”文学小议》，《上海文艺》1978年第12期。

[31] 《为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记〈班主任〉座谈会》，《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33] 肖地：《一篇值得重视的好作品——谈〈伤痕〉》，《光明日报》1978年9月29日；浦知秋：《由〈伤痕〉引起的讨论》，《解放日报》1978年10月12日；本报评论员：《努力写好革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人民日报》1978年10月31日；向彤：《文艺要不要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从〈伤痕〉谈起》，《光明日报》1978年11月3日。

[34] 此外还有徐克仁、吴基民、马信方《对王晓华这个人物的一些看法》；丘峰、冯从岳《以情感人》；董德兴《从小说〈伤痕〉的一点争议谈起》等文章，除了徐文认为“王晓华缺乏艺术的真实”外，其余三篇都是对《伤痕》持肯定态度。

[35] 这两次座谈会都整理成了文章发表在《文艺报》1978年第4期，分别为《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记本刊在北京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和《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繁荣短篇小说创作——记本刊在上海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

[36] 座谈会的部分发言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分别为沙汀《祝贺与希望》、荒煤《衷心的祝贺》、草明《可喜的收获》、袁鹰《第一簇报春花》、魏巍《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冯牧《短篇小说——文学创作的突击队》、唐弢《短篇小说的结构》。沙汀、草明、冯牧、唐弢等从思想主题、艺术技巧、人物形象等方面对《班主任》《“不称心”的姐夫》《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神圣的使命》《弦上的梦》《愿你听到这支歌》等伤痕文学作品做了详细的分析。

[37] 荒煤：《衷心的祝贺》，《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38] 黄安思：《向前看呵！文艺》，《广州日报》1979年4月15日。

[39] 广东文联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广东作协评论工作委员会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几乎一致对黄文提出不同意见。《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先后发表了黄培亮等同志的几篇评《向前看呵！文艺》的文章。但由于黄安思的地位和在广东宣传、新闻界方面有相当的影响，省宣传、文化部门一些领导表示拥护黄文的观点。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第275页。

[40] 《人民日报》《文艺报》先后参加了这次讨论。《人民日报》1979年7月2日以“广东报刊开展关于‘向前看文艺’的讨论”为题予以报道，《文艺报》1979年第6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广开文路 大有作为》，对广东文艺界鼓舞很大。

[41] 李剑：《“歌德”与“缺德”》，《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同一期淀清的《歌颂与暴露》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42]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李剑文章进行批驳，但也有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声音。胡耀邦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参加座谈会的有全国文联、作协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中宣部有关部门及文艺局同志等；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的负责人及河北省著名诗人作家和李剑等。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文艺上的争论必须采取平等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这篇文章的错误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党中央的文艺路线相违背。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313页。

[4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

[44]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45]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页。

[46] 李丹：《“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47] 《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9年第10期。

[48] 《去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

[49] 分别为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方之《内奸》、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母国政《我们家的炊事员》、张弦《记忆》、王蒙《悠悠寸草心》、陈忠实《信任》、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邓友梅《话说陶然亭》、刘心武《我爱每一片绿叶》、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金河《重逢》、中杰英《罗浮山血泪祭》、冯骥才《雕花烟斗》、艾克拜尔·米吉提《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50] 获奖作品中有六篇是社会主义新人题材，分别为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洁《谁生活得更美好》、孔捷生《因为有了她》、包川《办婚事的年轻人》、张长《空谷兰》、周嘉俊《独特的旋律》。

[51] 《欣欣向荣又一春——记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1980年1月11日的评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贺敬之认为要提倡描写新人、积极向上的作品，“乔厂长”受欢迎和时代人民的愿望有联系。袁鹰认为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评选要体现全党工作转移的精神，这是一个出发点。孔罗荪认为“乔厂长”身上寄托着人民的希望。参见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

[52] 巴金：《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

[53]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0页。

[54] 斯炎伟：《“有意味的形式”——“十七年”文艺报刊中的“读者来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

[55] 《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沈宝祥编著：《〈理论动态〉精华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56] 葛琼：《群众评选的办法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8日。

[57] 茅盾：《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58] 马炜：《被建构的“权威”——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的“读者来信”考察》，《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文/马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