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鼻子
文：韩少功
山那边有一郎中，塌鼻子，读书不多，每天上午不做事，只是咕嘟咕嘟吸水烟，直到铜烟筒烧红了才熄火。午饭后睡觉，睡到打着大哈欠起床才开始门诊，但限定人数，只看三四十个号——他晚上要去喝茶，从来不可耽误。
没有人看见他采药，但他总能拿出一种黑药丸，据说那是他半夜里采集和炮制的，几乎包治百病，疗效十分了得。这种药丸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有深有浅，其中区别只有他自己知道，连贴身的帮手也不太明白。
不光是药，他还有很多旁门左道。比如有个病人高烧不退，见郎中来了就大喊大叫，跳起来朝门外跑。塌鼻子追上去一拳就把病人打倒在地，再把对方拖入水塘，不论对方如何惨叫，不论病人的亲属如何哀求，他死死揪住病人的头发，一次次把病人的脑袋按入水中。直到没有什么动静了，才把几乎半死的病人拖上岸。人们遵他的指示，用好几层茧棉包裹病人，抬到床上去发汗。不到一个时辰，病人果然发出汗来，高烧渐退，神志恢复，亲属们无不欢天喜地。
更奇特的是，某家的一匹马右腿折断，村里人都等着吃马肉。塌鼻子走到屠夫前一举手说不可。他仔细看看腿伤，要马主人找来铜钱一枚，放在火里烧红，再下醋淬火，如是三番，再用刀背将铜钱研为粉末，和着谷酒，灌入马口。五六天之后，马腿竟然奇迹般地复原如初。更奇怪的是，几年后这匹马死了，屠马者割开皮肉，还发现有一铜圈箍在当年的骨折之处。
塌鼻子的故事越传越多，最神的事莫过于有些人曾偷偷地看他采药——他们后来大惊失色地说，他们看见了，看见了塌鼻子晚上出门，驾船过湖的时候根本不用桨，只拿一根草在水里搅两下，船就走得飞快！
他的门前常常求医者如云。我大姐的晕眩症发作时，我曾经开车拉她去过那里，但发现路边停了好几辆汽车，屋里人头攒动，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踮起脚来，也只看见一排背影那边的一顶破呢帽，也算是一瞥他的尊容。当天的号已经发放完了，没给我们留下机会。
人们说他门诊的一大规矩，就是任何人都得排号，谁也没有优先权。那一次是来了一辆小轿车，是县里某位大人物的太太求诊，陪同前来的乡干部笑脸求情，连塌鼻子自己的侄儿也来拉衣袖，想让官太太破例优先。塌鼻子不答应，说官有大小，病无贵贱，他这里是铁规矩。
但他还是得罪了不少人。打击非法游医的时候，县卫生局说他既无执照，更无文凭，有时还搞迷信，江湖游医的黑诊所必须马上关闭。他从那以后就放鸭子，把一大群鸭子放得肥大无比。人们说，他在湖边睡足了，只消拍三下巴掌，鸭子就会乖乖地跟着他回家。他又想睡觉了，只消把鸭铲立在稻田边上，鸭子就不敢越过鸭铲去吃别人田里的谷。
他站在门槛前，两只脚简直就是两棵树，在地上生了根，四个男子也休想把他推动。但他这一身武功不传子，理由是他儿子性子邪，有了神功可能招惹是非，祸国殃民。有人说：“政府把你的诊所都关了，你还想着国家社稷，难得。”他笑着说：“医道就是仁道，仁者以德报怨，不同卫生局计较。”
他后来又获准行医，大概是一些忠实的客户帮忙，或者是卫生局没法管死，虽然没给他执照，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邻居们说，他猫肉吃得太多，食德太差，活不长了。六月乃淫厉之时，他将来一定病在六月，死在八月，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他说他死的那天还吃得酒肉，还唱得戏，只是傍晚会洗一个澡，然后一觉而逝，不声不响，不会麻烦任何人，大家大可放心。他甚至还预言，在他死后三个月之内，不是上海就是北京，必有一个状如老猫的高人要来聘他出山，只是那高人与他有缘无分，相见时分隔在阴阳两界。
他预言过很多事情，有过误，也有过验，只是不知这一次会不会说对。
在一片落叶前流连忘返
文：韩少功
旅游的一般过程，是交出一笔钱以后，被交通工具规定了观察线路，被旅游设施规定了观察方位，被讲解员规定了观察时的联想，还有“到此一游”的摆拍地点以及固定的笑容。
旅游者于是心满意足：天下第一峰呵，举世无双呵，不虚此行呵，诸如此类。
这几乎是一套法定的公共成套动作。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旅游者，连黄山、庐山等等都没去过，一听哪里火就对哪里怕，尤其不喜欢那些假帝王、假牛仔、假大师、假新娘的身份客串。
F·佩索阿（编者注：葡萄牙著名作家）说，他更愿意“游历第八大洲”，即蜗居斗室里的个人想象。
我没有他那样的自闭，只是相信空间还有另一种展开方式，相信人们完全可以投入另一种远行，比方以前面的荒坡一角为目的地，订一张免费船票或免费机票，于是在石片里俯瞰黄山，在杂草里发现大兴安岭，在身旁的石涧清潭中触摸太平洋。
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自立宪法，发动革命，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任意创建共和国。
只要人们愿意，他们还可以捏一捏火星，搓一搓金星，摘一颗冥王星放入口袋，在细胞、分子、原子的世界里举步跨进另一条银河———这一切只需要我随便找个什么地方蹲下来，坐下来，趴下来，保持足够的时间，借助凝视再加一点想象，就可以投入另一片灿烂太空。
我终于在一片落叶前流连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