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朝在朝鲜的鸭绿江边上，不知道有多少志愿军了。

当年明朝与朝鲜联军在七年内三次击败日本舰队后，随即便撤兵回朝。

然此后166年间，日本竟开始在朝鲜半岛上建立起了殖民统治，这不禁让人感到奇怪，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怎么会对此坐视不管?

这时又出现一个国家动手了。

1607年除了是明朝在朝鲜百余年间唯一一次出兵之外，英国在北美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也是它被视为重要的一年。

明朝与英国进行对比，发现这个新兴的国家为何没能像明朝一样，坐拥全球文明古国的金字招牌，而是沦为了殖民强国。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西蒙·约翰逊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的研究向我们证明: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他们对各国在1607年这重要的一年里所展现出的不同，并找到其中的制度差异。

产品搭配是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

从智人诞生之日起，智人逐渐学会更好地使用工具，从而提高人均产出、爬上新的食物链顶端，成为唯一存活下来的大种族。

此后，产品搭配不断完善，杠杆原理诞生，原始人才能够在原始社会争霸。

1790年，爱因斯坦在贝尔维尤酒店的著名演讲中说道:“我若是一个国王，便不会花钱搞研发，而是将钱用来改善制度。”

只有经济条件好，才会有人有闲暇时间搞研发和发明创造，才能促进科技发展。

1880年，巴拿马缺乏合适的交通工具，中国不愿意出，故便修建了中美洲运河。

但1881年就宣告失败。

1897年，德国发明了电灯泡，1865年，电缆通信系统问世。

此后，1897年无缝钢管问世，德国火箭也在这一年代诞生。

1879年，爱迪生发明第一款电灯泡，1874年第一款电报发明。

1903年，德国发明第一款汽车。

1910年，美国发明了第一款飞机，1912年，第一款遥控船。

且不论欧美发明创造是否冲出了地球大气层，从人类的角度来说，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诞生之时就已经注定了各国人口的命运。

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从包容性与榨取性政治制度出发，证明了政治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

包容性政治制度有民主、法治和中央集权等，从而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促进经济高效增长。

榨取性政治制度则是专制、腐败的政治制度。

这些制度不保障民众基本权利，反而阻碍经济发展。

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中国，除南朝外，北方的五个政权都属于榨取性政治制度。

只会掠夺百姓财富，不会创造富裕。

唐代则是包容性政治制度，推动了经济繁荣。

从中国历史来看，政权交替之时，权利、财政会处于不保障民众的状态。

在这些不保障民众时期，经济的增长则会停滞，反之则会迅速增长。

19世纪末至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增速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

1933年，美国通过《农业调整法案》，政府实施政治制度和干预市场的措施。

这一政策旨在解决当时美国1930年社会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的背景下，导致生产过剩这一现象。

且美国在1933年大萧条曾到达了极点，人民生活困苦。

该政府希望通过控制生产和农民的种植面积等方法，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从而恢复农业经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也是一种保障人民的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榨取性政治制度交替的过程。

且在1960年之前，英美的政治制度还是包容性的。

可到了1960年，英国逐渐走向了榨取性政治制度。

这也是为何英国在工业革命中没有美国经济繁荣的缘故。

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殖民体系基本破灭，转向榨取性，导致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而美国此时则不断进行科研和技术开发，提高技术生产力，随着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形成，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国。

中国也在19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包容性政治体制，经济不断繁荣。

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的不争论表明:良好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反之，恶劣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萧条。

他们的这一发现颠覆了经济学的一贯看法。

在经济学家们曾认为科技水平、资源禀赋和民族文化等因素才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

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通过分析各国的经济差距，揭示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他们发现在包容性制度下，经济增长率高达159%，而在榨取性制度下，经济增长率仅为24%。

因此，制度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项研究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被认为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贡献。

经济学家们也为这一发现表示赞赏，并认为其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然而，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的观点也引起了部分经济学家的争议。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并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例如，地理位置、资源丰富度和人口素质等因素对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影响。

他们认为，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虽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忽视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对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力不可忽视。

同时，经济学家们的争议也反映了经济学领域中对于经济增长原因的持续研究和探索。

未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增长原因的研究也将不断深入，为我们提供更为准确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