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个庞大丰富的思想体系，这里只选取儒家最主要、最突出的部分。首先，儒家要求“忠君”；“君”就是国君、皇帝，人们要忠于国君，大臣、臣民、文人等都要“忠君”，要做“忠臣”；如果“不忠”，那就是“奸臣”。

其次，儒家要求“孝”、“孝顺”，子女对父母要无条件地孝顺，就是父母不对、是坏人，也要对父母“孝”。做到了，就是“孝子”，受尊重、受肯定；如果“不孝”，那就是“忤逆”、“不孝子”，被否定、唾弃。

再就是“悌”，要求弟弟对哥哥要“恭顺”、“尊从”，称为“悌”。就是俗话说的，“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还有就是关于妇女的；女人不仅要做到“忠”、“孝”、“悌”，还要做到“从”，即“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也就是说，女人在各个年龄段，要以“父亲”、“丈夫”、“儿子”为“中心”。

对“师”，也要尊重，“师”列入“天地君亲师”里面。

这样，社会就形成了一条线：君主、父亲、老师、兄长、丈夫、妻子。这是“从上到下”，类似一个“军队”，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上级支配下级。

这样的思想体系，当然是对“官长”有利。对于“皇帝”来说，臣民们都忠于自己，当然是好事。对于“父亲”来说，儿子们孝顺，自然对自己有利。对于丈夫来说，妻子对自己顺从，肯定是好事。

所以，古代的皇帝，就选取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正统思想，因为儒家对皇权有“利”。

要求每个人，对兄长要“悌”、对父母要“孝”、对君王要“忠”，就是那么一种“向上”、“忠顺”。

这样的“要求”，对稳定社会、稳固社会秩序，当然是有利的、有效的。

而且，谁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忠不孝”、“乱臣贼子”、“犯上作乱”。言行上是这样，如果思想上不秉持、认可这样的“儒家”，那就是“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儒家好的方面，是可以稳定社会、确立人伦规范；坏的方面，就是禁锢了思想、束缚了社会活力，成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工具。

总的来说，儒家可以概括为“顺从”，对“君、父、师、夫”，要“顺”、要“从”。

是以君王为中心，辐射出的一条条“线”，每个人都在这条线上、向上顺从。

所以，儒家是“一元”的。

而“马克思主义”是“二元”的。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思想，“辩证法”是讲究“对立、统一”两个方面。

对事物做肯定的同时，也有对事物否定的理解；同理，对一个事物否定的同时，也肯定他合理的部分。这就叫“对立统一”两个因素。

比如：对一个领导人、君王，是肯定他、确是做出了一些成绩，这是“肯定”；但是，同时指出他的缺点错误，哪些事做错了，这是“否定”。

对一个旧事物，是否定它、已经不合时宜了，这是“否定”；但是，同时肯定旧事物的正确部分，这是“肯定”。

对父亲、兄长、丈夫，首先肯定，他们确实是“长辈”、需要尊重；但是，如果他们做下了坏事、有不对的地方，也进行“否定”。这就是“辩证法”、“对立统一”。

而“儒家”，是无条件的顺从、忠孝悌，“君让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死不孝”。

“辩证法”的观点是，“君、父”如果是正确的、正当的，是要听从；但是，如果是错误的、不合理的，就要“否定”。

所以，辩证法是“二元”的，有两个态度，不是一味的服从。

因此，辩证法是革命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也是革命的；可以用“革命”来概况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有作家说，“中国文化是杀子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文化”；这也是有点道理的。

从“激进”的角度说，儒家思想就是典型的“杀子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杀父文化”。

儒家是“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支配下级、下级必须对上级顺从，不然就是“不忠不孝、不从不德”。

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西方的，强调“革命”、对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曾一度发展出“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反师道尊严”。提出“革命推动历史”，肯定了历史上的革命、造反、起义。

但是，在儒家看来，那是“犯上作乱”、“乱臣贼子”。

所以，马克思主义更有意义、更有活力，对社会也更有价值、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成为“执政党”后，还肯定“革命”吗？这似乎有点矛盾，总不能让人民革命、推翻自己吧。解决方法就是：“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如此，就可以永葆革命性、先进性、人民性。

而且，“革命”只是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一个方面，辩证法本身就是由“对立、统一”两个方面组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组织、纪律”，扩大一下、就是“遵纪守法”。

所以，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讲究“革命、造反、变革”，另一方面也强调“组织、纪律、守法”。

就这样包含在“对立、统一”的一个“辩证法”里面。

最好的方式，既不要“杀子”、也不要“杀父”；各取所长、融会兼容，把二者结合起来。而且，不仅仅与“儒家”结合，还有道家、佛家、墨家、阴阳家等“百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