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都是大国，既然是大国，针对“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或者说“国家的科技创新土壤的培育能力”这样的关键问题，产生影响的因素自然就会比较多、比较复杂，今天笔者结合自身多年来的实践体会，尝试剖析一二。

一、科技和实体产业（尤其制造业）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美各有一句话，能够比较精准概括两国科技和实体产业之间的关系，美国这边叫做“科技引领产业发展”，中国这边叫做“科技为实体产业赋能”。想必大家会记得，近年来仅仅美国防部（包括Darpa、DiuX等机构）就曾多次主动与硅谷“缓和关系”。这是因为，在美国，资本券商、学术界、工业界、产业界等都拥有一个“重要共识”，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力量有能力创造出颠覆性技术，从而影响甚至颠覆整个产业发展。CPU、互联网、SpaceX、Starlink、OpenAI、GPU......，这些成果都在随时随刻的强化着这个“共识”。然而，反观我国，常年的跟随式发展模式，让我们科技界逐渐丧失了0到1的创新能力，也就无从谈起颠覆式创新。所以，当前，我国的科技产业“也许”并不适合“遥望星空”，更需要躬身入局实体产业，在应用层面为实体产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二、前三次“工业革命”和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差异

众所周知，前三次科技革命分别引入了蒸汽机、电力和计算机，这三者共同重塑了全球的工业体系，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将人类带入了“工业时代”，所以将其统称为“工业革命”。标准化、效率、精益和控制，是工业时代的核心追求。我们看《摩登时代》电影中在流水线上日夜不停“打螺丝”的工人形象，它告诉我们工业时代需要“纪律和服从”。然而，以“互联网+智能化”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则与之不同，她更强调个性化、创造和涌现。在笔者看来，第四次“科技革命”会将人类带入更加尊重个体创造性的“后工业时代”。从LLM大模型的生成式（涌现式）人工智能，到Tiktok带来的自媒体创作生态，再到SheIN打造的“快时尚”小单快反供应链体系，都可以看到这种个体创造时代的缩影。三、不同代际“科技革命”须匹配不同“科创土壤”（“统筹”与“涌现”的关系）

凯文.凯利在其《失控》一书中指出，工业时代追求“效率”，讲求“控制”。这就要求从教育、商业、科技、金融等等制度设计都要为这种“效率”和“控制”服务，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统筹式制度设计。然而，凯文.凯利认为，“这种‘统筹式制度’并不能适应新一代的科技革命，个体创造时代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涌现式制度设计”。他以观察到的“蚁群”或者“蜂群”现象举例：微观来看，每一只蚂蚁、蜜蜂都是“充分自由”的劳动个体，然而从整体看，却形成了非常高效的协作网络，井然有序、互补繁荣，他管这种现象叫做“群体智能”。这也解释了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工业时代”的教育“产品”无法满足“后工业时代”的用人需求。

记得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曾经说过，华为的核心竞争力既不是资金，也不是人才、管理，甚至也不是技术，而是华为能够一直保持“奔跑”。多么富有哲理，笔者记得在第一次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有一种被重新刷新ROM的感觉。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来临的伟大时代，让我们“保持奔跑”、拥抱变化、知行合一，是笔者希望与广大读者共勉的观点，让我们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充分的参与到这次科技浪潮当中去，各自努力，顶峰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