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祁同伟老家亲戚犯事，一个电话似乎就能摆平，这在当时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很多人疑惑：现实中真的可能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两个层面来看：时间和具体情况。

一、时间：以前或许可以，现在绝对不行！

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人治的色彩比较浓厚，很多事情不像现在这样规范透明。那时候，权力干预司法的情况确实存在，“一个电话放人”的现象并非完全虚构。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宗族势力、人情关系盘根错节，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法系统进行了多次改革，旨在清除司法腐化，维护司法公正。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再到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力度不断加大，范围不断扩大，目标也更加明确：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电话放人”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公检法三机关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任何试图干预司法的行为都将面临严厉的追责。祁同伟作为省公安厅厅长，虽然有一定的权力，但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他真的为了亲戚干预司法，那他将面临纪委的调查，甚至身败名裂。

剧中梁璐对祁同伟的鄙夷，也反映了这种变化。她出身高干家庭，对政生态的变迁有着更敏锐的感知。她知道，祁同伟的那些“小聪明”在新的时代行不通了，他所谓的权力，在法律面前不堪一击。

所以，如果把《人民的名义》的故事放在今天，祁同伟绝不敢轻易打那个电话。因为他知道，时代变了，游戏规则变了，他赌不起。

二、情况：没立案或许有操作空间，立案了神仙都难救！

即使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一个电话放人”也不是万能的。这还要看具体情况，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案件是否已经立案。

1. 没立案：

如果只是普通的治安纠纷，还没有上升到刑事案件的程度，那么在“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下，确实存在一定的协调空间。比如邻里纠纷、轻微的打架斗殴等，可以通过调解解决，避免事态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祁同伟出面协调，或许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当然，这种协调也必须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不能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剧中，祁同伟的亲戚犯的是强奸罪，这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可能通过调解私了。即使在过去，这种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也很难通过“一个电话”就摆平。

2. 已立案：

如果案件已经立案，那就意味着进入了司法程序，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随意干预。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起诉，法院负责审判，三者之间相互制约，确保司法公正。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祁同伟这样的省公安厅厅长，也不可能直接下令放人。他最多只能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比如打招呼、暗示等，试图影响案件的走向。但这种做法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剧中，祁同伟打电话给老家的人，很可能只是一种姿态，做给亲戚看的。他或许知道，这个电话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但他必须做出努力，否则无法向亲戚交代。

在现实中，如果一个公安厅长真的敢为了亲戚干预司法，那他将面临纪委的调查，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查处的不少腐化案件都涉及司法干预，这足以说明中央对这方面的决心和力度。

三、梁璐的“野狗”论：对祁同伟的蔑视和对现实的无奈

梁璐那句“野狗当警犬”的比喻，可谓辛辣讽刺。她表面上是在批评祁同伟的亲戚，实际上是在表达对祁同伟的蔑视和对现实的无奈。

她知道，祁同伟的上位之路充满了 妥协和暗箱操作。他为了攀附权贵，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甚至娶了自己根本不爱的女人。如今，他虽然身居高位，但依然摆脱不了“野狗”的出身，他的亲戚也依然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土包子”。

梁璐的这番话，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一些出身草根的人，在获得权力后，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戚朋友谋取私利。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损害了的公信力。

党的十八以来，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查处了一大批腐化官员，其中不少都涉及“家族式腐化”。这表明，中央对这种现象是零容忍的，任何试图以权谋私的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回到《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它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正是因为它触及了社会痛点，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剧中祁同伟的悲剧，也警示我们：权力必须关进制度的笼子，任何试图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都将自食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