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鉴于敌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革命行动，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当时，八七会议上还决定，要在条件比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并派毛主席到湖南向湖南省委宣布中央这一决定。
秋收起义也成为了我党自南昌起义后，第二次发动较大规模的起义，两次起义所组建的部队后来成为工农革命军，成为红军的前身之一。
可必须要指出的是，南昌起义本身是我党在国民党军中从事兵运活动，利用掌握的国民革命军起义的行动，参加起义的领导成员要么是身经百战的将领，要么是军校毕业，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除了少部分正规部队外，其余多数是当地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
就连毛主席本人在之前也从未有过军事斗争的经验。
毫不意外，秋收起义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起义，并没有实现计划中的胜果，毛主席被迫率领起义部队改向敌人薄弱的乡村进发，后来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开辟根据地。
那时候的蒋介石对毛主席进军井冈山，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一显然，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蒋介石失算了。
毛主席虽然没上过军校，也没有过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却能无师自通。以至于后来红军指战员，都公认毛主席是个“会打仗”的天才。
不过，毛主席一开始的主张，并不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决心做革命的主人，单独领导武装暴动，但在军事上其实并无太多的经验，像周恩来就是我党较早重视军事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他后来领导了南昌起义，事实上我党依托于黄埔军校培养起来的军事人才，很大一部分都参加了南昌起义。
可供毛主席选择的人就少了很多。
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军事方面的将领，也都是黄埔毕业生，如卢德铭、余洒度、钟文璋等等。
可这些人中，少部分牺牲，绝大部分后来都脱离了革命阵营。
像黄埔二期出身的余洒度，在秋收起义受挫以后，仍然坚持采取冒险军事行动“取浏阳直攻长沙”，与毛主席产生激烈的冲突，后来他也误判了革命形势，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后来背叛革命，投奔国民党。
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并不单纯只是从军事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主席本能的就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党通过八七会议，克服了“右”倾投降主义后，随之面临的情况是，大量的党员以及革命群众被屠杀的情况，革命中间力量十损七八，反动力量空前强大。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该如何坚持革命。
答案自然是保存革命力量。
毛主席后来率领起义部队退到文家市以后，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前进发展。
其次，如何领导革命的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尽管推动了大革命运动，但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上，一直是把自己当成客人或者说是次要地位存在，没有想过自己也能成为独立领导革命的力量，幻想通过改造国民党，来实现国内革命成功。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首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在领导革命斗争上无成功的经验可循，全靠自己摸索。
从秋收起义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很多创新的举措，比如南昌起义时我党还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秋收起义时已经光明正大的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
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中除了整编部队外，还有三项创举。
一、党指挥枪的原则、二、官兵一致的原则；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毛主席此举，后来被人评价为是探索人民军队建设最早的一次实践与探索，而且还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探索。
二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因为时局艰难，所以不少人都把手握枪杆子看做是权力道路上必须得到的东西。
毫无疑问，蒋介石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
毛主席虽然他有过当兵的经历，但他不是军人，更多的时候他像是一个书生或者是教员，所以他能够跳出框束，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看事物的本质。
后来我们把这种思维称为哲学思维。
八七会议上虽然确立了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击武装的反革命，但通过一次秋收起义，毛主席就想到了更高的层次，即掌握枪杆子并不是取得成功的保障，而是由内而外的革新思想，创建一支人民军队，才是革命的保障。
不过，也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毛主席的理念不是一开始就被大家接受的。
1928年8月，红四军遭遇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后来历史上称“八月失败”，当时党内和军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即极端民主化、非组织错误化等等问题。
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之前八月失败中，宜章农民出身的红29团竟然无视组织决定，单方面召开士兵委员会，宣布要打回湘南回老家去，结果途中遭遇失败，全军溃散的情况。
也因为这一系列的问题，当时红四军内部分歧也特别严重，以至于当时朱老总与毛主席之间也产生了争执。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本意是在扩大根据地，可没想到的是，因为红四军仓促出击，而出击地域又没有党组织以及群众基础，又遭致重大失败。
当时，红军主力作战，有一个单纯的军事观点，就是认为作战失利单纯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矛头直指红四军前委，毛主席那时任前委书记。
朱老总是军人出身，尽管在当时情况下，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军事主张，但毛主席并没有同意，在全军中引起广泛争议，后来渐渐地就演变成了“集权”与“分权”之争。
毛主席虽然看出了军事失利背后的政治因素，可因为是在战时，主要进行的是军事斗争，很多人看问题，大多数只能看到一面，看不到事件的多面性。
刘安恭作为中央派驻的代表到井冈山后，不仅没有消弭分歧，反而引入苏联党内斗争的经验，将矛盾公开化。
直至后来周恩来给红四军写了封信（九月来信），才消弭了这其中的分歧。
三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会议，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建军的经验和教训，后来称“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确立的最大的一个原则，即党指挥枪的原则。
即人民军队与旧军队有着本质的原则，与旧军队单纯当兵打仗吃粮不同，人民军队主要还承担政治任务（记住这句话）。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
古田会议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主席、朱老总、陈老总等11人当选红四军前委，毛主席当选为前委书记。
不仅如此，红四军前委进行了分工，毛泽东、陈老总负责政治整顿，朱老总负责军事训练，当然一切事宜必须提交前委讨论后才能决定。
由此可见，毛主席虽然没上过军校，但他能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分析事物的本质，使得他很容易就站在战略的高度上去制定策略。
比如我军著名的游击战术原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当然，毛主席也是人，他对革命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正如1962年毛主席在扩大会议上对干部们讲得那句话一样：
“过去的革命工作，都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我自己来说，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如果一开始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
毛主席丰富的知识储备，是他能透过事物看本质的根源。
“博古通今”是毛主席一个非常典型的特质，他在给众人讲课时，总能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在千头万绪中，在别人还在犹豫该怎么走的时候，他总能找到那个正确的选择。
1963年，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的戴维逊：
“我看了中国毛泽东的军事传奇，觉得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游击战士，更是一个战略家，在30年代他让蒋介石苦恼不堪，后来又打败日本人，再后来靠着得心应手的运动战征服中国，最后他还在朝鲜顶住美国，哪个领袖可以像他这样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戴维逊并不会想到，毛主席也有低谷时期。
毛主席的低谷时期，绝大多数都是源于在革命经验尚不成熟的年代，主要领导人坚决贯彻错误理念，给红军造成很大的损失的时候，但即便如此，毛主席也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坚持斗争。
直至红军抵达陕北以后，毛主席的理念才终于被大多数人认同。
毛主席的理念或者说经历，也给了很多人启发，促使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下如何坚持。
红军长征离开苏区后，粟裕在南方坚持了三年多的游击战争，其中的艰辛苦楚可想而知，但粟裕多年之后却回忆称：
“我之所以能在极其困难的几年生存下来，就是按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验做的。”
开国上将陈士榘后来也称：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制定的一些功战例的方案，都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