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近代小说作品，相信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四大谴责小说，即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这是中国近代四部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小说作品的合称。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这四部小说作者的籍贯相当集中，其中有三位是江苏人，李伯元是江苏武进人，刘鹗是江苏镇江人，曾朴是江苏常熟人，都是江南文人。另外一位则来自岭南，那就是吴趼人（1866—1910）。
四位作家籍贯的分布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属于偶然，但仔细考察，会发现在偶然背后有其必然性。众所周知，唐宋之前，中国作家主要来自北方黄河流域，特别是陕西、河南。唐宋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来自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作家明显增加。
到了清代中后期，中国文学的地域格局进一步发生改变，在杭州、南京、苏州之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中心，比如上海、岭南地区，上海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人人皆知，而这一时期岭南文学的异军突起同样值得关注。
如果要考察这一时期岭南文学的发展情况及其创作成就，吴趼人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位作家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又是如何从岭南走向全国的？他为何能成为岭南文学的代表人物？围绕着这位作家，有需要值得探讨的话题，让我们先从他的生平经历说起。
吴趼人
说到吴趼人的生平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说传奇倒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大的官，干了多大的事情，事实上，他的履历相当平常，既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干过什么大事。说传奇是指从其家庭背景、人生轨迹来看，似乎和一个名满天下的小说家之间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他能最后成为四大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这无疑是个奇迹。
吴趼人，名宝震，又名沃尧，字小允，号趼人、茧人、我佛山人等。广东南海人。他虽然出生在一个仕宦之家，曾祖吴荣光有过颇为显赫的仕宦经历，但这种家族的荣光未能延续，到他父亲吴升福，只做过浙江候补巡检之类的小官，并没有留给儿子多少荣耀和遗产，相反他的早逝却让吴趼人过早体验到人生的残酷和无奈。
吴趼人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并没有走通，因父亲去世，只能早早离家谋生，从十七岁就远赴上海，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其后，无论是做江裕茶庄的伙计还是担任江南制造局的抄写员、描图员，都只是为了谋生而已，并没有太多可说之处，和文学创作也没有多大关系。
《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
这样波澜不惊的时光对吴趼人来说，相当漫长，从十七岁一直持续到三十一岁，整整十五年，占去了其人生的三分之一。按照我们对文学史通常的认知，他已经错过了成为作家的年龄和机会。
但命运并不总是和一个人过不去，它对一个人的折磨也可以理解为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如果吴趼人后来不是走上文学生涯，这十五年的经历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但对一个文学家来说，这注定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那种对人生百般滋味的体验是成名之后再也感受不到的。成功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用在吴趼人身上再合适不过。
三十一岁这一年，吴趼人以一个江南制造局的描图员身份进入了文艺界。说文艺界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吴趼人一开始进入的是新闻界，编了几年报刊后，才正式转向文学创作。
吴趼人
不管怎样，命运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专心创作的时间更少，只有短短的十来年。但就是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吴趼人不仅完成了身份的重要转变，而且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创造了一段无法复制的人生传奇。
吴趼人在文学上的成功固然是靠他的天分和勤奋，但也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一时期，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正发生着从古典到现代的深层变革，无论是创作的动机、方式还是作品呈现的载体、渠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报刊出版业的繁荣及连载小说形式的出现为小说创作带来了全新的变化，也催生了许多新的行业，这就为那些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抓着机会，顺势而为，成为那个时代文坛上的弄潮儿。
吴趼人是以新派文人的角色进入文坛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文人。他如果出生在罗贯中、吴承恩或曹雪芹、曹雪芹所处的那个时代，很可能湮没无闻。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个人的努力与时代的良机风云际会，成就了一个著名的作家。
《月月小说》第三号
吴趼人转行之后，先是投身新闻界，先后创办、主编《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汉口日报》等报刊。他很快适应了这个新的行行当，不断撰写时评，参加社会活动，很是活跃。
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更擅长也更喜欢文学创作，于是将重心从编辑报刊转向文学创作，相继在《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中外日报》等报刊发表《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痛史》、《电术奇谈》、《瞎骗奇闻》、《新石头记》等作品。
据左鹏军在《晚清小说大家：吴趼人》一书中统计，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吴趼人共创作长篇、中篇小说十六种，短篇小说十三种，笔记小说五种，笑话寓言四种，戏剧两种，诗集一种，散文杂著两种，字数将近二百八十万字，平均算下来，他每天都要写上千字，其勤奋和高产程度令人惊叹，吴趼人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最高产的作家之一。
吴趼人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用井喷两个字来描绘，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创作特点，实际上也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李伯元、陆士鹗、黄小配等人皆是如此。之所以要写这么多，固然是因为他们勤奋，笔耕不辍，同时与他们创作的动机和方式有关。
《趼廛笔记》
这一时期的作家创作小说不仅仅是为了抒情言志，卖弄才华，而且他们以此谋生，为了养家糊口势，势必要多写。他们第一批真正意义的职业作家，他们不可能像曹雪芹那样“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再者报刊连载的形式也要求他们，一旦作品开了头，就要每天不停的写下去。
在吴趼人创作的几十部小说作品中，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影响最大，也最能体现其创作成就与特色。其后，被鲁迅列入四大谴责小说，成为中国近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小说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创作于1903年，这一年吴趼人三十七岁，从编辑报刊转向文学创作不久。作品起初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上连载，刊载了45回。其后他又进行增补，扩为108回。稍后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自刊布之后，影响很大，成为中国近代小说的代表作。
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回过头再来看这部小说，首先感受到的是其鲜明的时代色彩。解读这部小说，必须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所了解。
新小说书社刊本《绘图评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903年，此时的大清王朝在经历过甲午海战、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已经穷途末路，奄奄一息，其灭亡只是时间的快慢问题。当时的情景正如另一位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第一回里所描绘的，大家坐在一艘将要沉没的破船上，但没有人知觉，也没有人在乎，大家照样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上演着最后的疯狂。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以说是大清王朝末日景象的一幅浮世绘。作者通过生动的笔墨，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疯狂、怪诞的画卷，这个社会无论是上层的官员贵族还是下层的胥吏，都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其种种荒诞可笑的行为触目惊心。到了这种程度，大清帝国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鲁迅将这部小说称作谴责小说，有其道理，作者对当时的病态社会确实是怀着讨伐抨击的心理，但谴责二字还不能完全概括这部小说的主旨，因为作者在激愤之外，还有深深的绝望，面对着没有任何前途的清廷和日益疯狂的社会，作者没有期待，也看不到希望。
从全书内容来看，作者所写主要集中在官场。这个本来应该支撑社会正常运行的管理阶层已经完全脱轨，变成了一个野心家和冒险家的乐园。作者通过一个一个小故事写出了这一阶层的彻底沉沦。这种沉沦包括两个层面：
刘承幹批点《廿年目睹之怪现状》
一是礼崩乐坏的官僚制度。无论是官员的选拔、升迁还是官员的所作所为，都已经完全脱轨，失去其基本职能，从对制度的维护沦落为对体制的破坏。这种破坏是全方位的，从京城的要员到基层的官吏，都是如此。当整个官员阶层成为社会破坏力量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
二是官员心理的扭曲变态。这些官员已经不是没有操守的问题，而是完全失去基本的良知，官职对他们来说，只是为了方便鱼肉百姓的通行证。为了升官发财，这些官员们完全没有廉耻，甚至连遮羞布都不要了，不惜献出自己的妻妾儿女进行交换，做出种种荒唐可笑的举动，他们的道德水平远远低于当时的平均水平。
作者之所以聚焦官员阶层的生存状态，是因为这一阶层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核心力量，是体现一个时代盛衰的晴雨表。全书的时间跨度为二十年，这足以记录一个时代。
《吴趼人评传》
一百多年后来看这部小说，它与《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一样，通过对官场形形色色丑态的揭露，以文学化的方式预言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作品中所写官员阶层的种种丑态尽管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大多来自当时的事实和传闻，并非无据。也就是说，作品并非完全虚构，而是作者与当时的官员们共同完成的，是一代时代的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写实小说或时事小说。
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小说可以看到《儒林外史》的影子。被成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和这类谴责小说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将《儒林外史》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小说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社会的变迁及士人心理的变化。
《儒林外史》可以说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前传，它虽然也写到了一些官员的生活，比如鲁编修、王惠等，但他更多的是描写那些还没有进入仕途的读书人的生活。这些读书人受到名利思想的腐蚀，逐渐失去他们的本心，将读书作为敲门砖，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或牺牲品，他们的存在证明了科举制度的弊端，这种制度培养的要么是盘剥百姓的酷吏，要么是迂腐无能的陋儒。
《吴趼人全集》
作者虽然用讽刺笔法写出他们的丑态，但同样用赞美的口吻写出了以杜少卿为代表的另一类士人，他们不甘于沉沦，仍然在坚守。
到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像杜少卿这样的士人已经基本被社会淘汰，只是作为个别的存在，比如作品中所写的吴景曾，他是官员的清流，但在整个污浊的官场无法存身，最后还是被淘汰出局，隐迹商贾。那些官员们早已没有《儒林外史》中读书人堕落前的一丝纠结，彻底沦落为这个社会的败类蛀虫。
正是《儒林外史》中那些读书人的堕落，才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这些子孙们的疯狂。作者的心里已没有对读书人堕落的那份惋惜，而是抱着围观的心态眼看这些官员的表演，而且是带着成千上万的读者去围观这些道貌岸然的官僚阶层。
在作者笔下，上演末日疯狂的不仅仅是官员阶层，而是整个社会，无论是经商的生意人还是服役的走卒，各行各业都陷入一种尔虞我诈的状态，正如法国存在主义所描绘的，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地狱，运行了上千年的社会规则被破坏殆尽，每个人都会伤害别人的方式获利，丧失道德底线。
《吴趼人研究资料》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九死一生的那位伯父。他在弟弟去世之后，不仅没有照料弟媳和侄子，反而借机侵吞弟弟的遗产。亲情是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感情，如果连自己弟弟的遗产都要打主意，可以想象这些伯父对待别人的态度。一个没有亲情、只有争夺的社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作者送给它的只有诅咒。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有不少人物和情节是根据自身的经历及见闻为素材来写的，比如作品开头所写九死一生奔丧及伯父侵吞财产等事情就是根据作者本人早年的一段经历来写的，其中所写手工制造小轮船模型之事，也是从作者自身的一段经历。后文所写为伯父奔丧料理后事，也都是从作者当年为两位叔叔料理丧事的经历生发而来。将个人的经历融入小说，增加了作品的写实色彩和可信度。
该书一百零八回，由一百多个小故事组成，各个故事的人物、情节相对独立，具有自己的内涵，但彼此性质接近，有着内在的关联，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一幅五彩斑斓、包罗万象的晚清生活画卷。这种以意相连、以类相从的结构方式与传统小说那种主线贯穿的结构方式不同，可以称之为缀合式结构。
《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探询：吴趼人小说研究》
自《儒林外史》开其端，在晚清得到传承和发扬。这一时期描写世情、批评时政的小说作品有不少采用这种结构方式，比如同为四大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也是采用这种结构，这与当时报刊连载的创作方式有关，也是内容表达的需要。
这种结构方式的长处在勾勒群像，反映全貌，写出一个时代的特征。相比之下，《官场现形记》的结构方式与《儒林外史》更为相近，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主线，从一个故事的某个人物引出另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没有终结，叙事方式如同接力赛跑。
相比之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结构要更为严整一些，这表现在全书有贯穿始终的人物比如作品中的“我”即九死一生、吴景曾等，所有的故事都从“我”的眼中看到、耳中听到，由“我”串起一个个故事，其中有些人物如苟才从作品开始写起，断断续续写到全书最后。
其结构与其说承继《儒林外史》而来，不如说更接近《西游记》，两书都是人物的漫游将人物、故事串连起来。同为谴责小说的《老残游记》也采取了这种结构方式。
除了“我”这个人物的穿针引线，全书各故事之间还通过空间的方式关联，形成了一个个具有地域色彩的故事群。在作品中，我因作幕僚、经商等原因，不断变换行踪，以上海、南京为核心，足迹涉及北京、武汉、芜湖等地。地域的广泛使作品获得了一种普遍性，增加了作品的内涵。
张友鹤校注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言下之意，作品中所写的官场怪现状并不是某一个地方所特有，而是全国各地皆是如此。空间的不同使书中的故事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地域性差异。
比如在上海展开的故事带有十里洋场的特色，作者刻意展示了一些当时的新鲜事物比如轮船等，北京地区的则多了一些京城的色彩，作者在展示社会丑态的同时，不自觉地描写了逛书店淘书等活动，多了一层文化气息。尽管都是帝国末日前的疯狂，但魔都与帝都的方式则有着海派、京派的鲜明差异。
总的来看，相比于《官场现形记》等同时期的作品，《二十年目的之怪现状》中的每个故事要更为完整一些，除了突出故事本身的荒诞离奇之外，还兼顾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书中的人物形象主要采取漫画式的描写手法，即通过人物在事件中的种种言行来勾勒其主要特征，并加以夸张。
《吴趼人小说研究》
这样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是速写，而非工笔画像。作者尽量克服人物的脸谱化，其中一些人物写出了个性，这在当时还是颇为难得的。
比如那位着笔较多的苟才，他有着书中官员的共同特征，比如贪婪、虚伪、没有廉耻等，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外强中干，骨子里透着懦弱和无能，表面看起来道貌岸然，但上串下跳、折腾一番之后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实际上也是一位失败者，让人愤恨的同时也觉得可怜。作者写出其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者文笔老到，有着很强的叙事能力，书中有些故事情节较为复杂，要把原委说清楚并不容易，他总是能寥寥几笔就将来龙去脉说清，直接进入到故事的关键时刻，将其最为精彩的部分展示出来，写得波澜迭起，引人入胜。没有过硬的文字功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部作品在当时连载时受到欢迎，并非偶然。
《吴趼人研究资料汇编》
当然，该书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总的来看，就是不够精致，没有经过认真打磨。具体来说，就是止于表面的故事，追求情节的离奇，缺少内涵和深度，忽视对人物的塑造，对此鲁迅也有概括。将其与之前的四大名著及之后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小说相比，可以看得比较明显。
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与作者的创作方式有关，那就是忙于连载，急就章而成，缺少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打磨功夫。前文说过，吴趼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不到十年，但非常高产，忙于赶进度，自然不够精致。
这不是吴趼人一个人的问题，同时期的作品也大多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李伯元的小说作品也是如此。这种紧贴时代、直面读者的连载小说在当时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反响，但时过境迁，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色彩淡去，其文学性不足的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吴趼人小论——超越“谴责”》，松田郁子著，汲古书院2017年12月版。
这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通病，以吴趼人的才华和能力，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打磨，相信能将作品提升一个层次。可惜，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对作家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