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张、王、姚这四个人有一个重要的罪状，就是伪造并且大肆宣扬所谓的“临终嘱咐”，这个临终嘱咐就是简简单单的这么六个字“按既定方针办”。那么，他们为何要伪造临终嘱咐呢？其意图又是什么？

在2007年的11月8号，人民网上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名为《毛主席临终遗嘱真相》，在这篇文章里记述了当时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976年9月16号，“两报一刊”集中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这篇社论里有预谋的伪造了一个“临终嘱咐”，并进行了大肆的宣扬。社论才发出去没多久，江青就迫不及待的给张春桥打去电话，在电话里，她询问社论发布出去后，有什么反应没有？

当得知反应不是很大的时候，江直接告诉张，她已经对文元同志强调过，后续的宣传工作要以“按既定方针办”作为重心，要持续的、反复的进行宣传。在当时四人小集团当中，姚文元主要就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对于宣传这一亩三分地，他是得心应手的一块好料。

此后，姚不断给新华社打去电话，让他们一定要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要把这个作为目前宣传工作的中心。

“......在处理各省市追悼会的重要讲话上，不要怕重复，把重要的事项都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是有这句话都要写进新闻里面进行刊发......”

在别有用心的宣传之下，从9月17号到30号这短短的半个来月的时间当中，刊登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各类新闻和文章，就多达236篇。当时很多报刊都进行了宣传，譬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解放日报》、《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杂志，以及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地方报刊。到后来，以至于一些个人悼念的散文，或者是诗歌，都要求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由此可见，当时对这个所谓“临终嘱咐”的宣传，可谓是力度很大，铺天盖地又轰轰烈烈。

1976年4月30号的晚上，伟人在接见完外宾之后，让当时一起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下来。华汇报完最近的工作之后，伟人给华写下了这么三句话：

第一句：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第二句：照过去方针办；

第三句：你办事，我放心。

这三句话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华国锋是接班人的意思。但是，江等人自然是不赞同的，他们是在等一个机会进行反击。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机会居然很快就出现了。

1976年的7月开始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持续的时间有些长，一直持续到8月份。由于当时的斗争有些白热化，再加上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因此，座谈会的现场也是有些人心浮动，整个会场都有些乱哄哄的。

对于江青等人来说，局面越是乱，对他们就越有利，他们最怕的就是不够乱，最怕的就是新旧权力的平稳交接。局面只有越乱，对他们而言，潜在的机会也就越多。

陈斐章，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了20多年，他平常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现场会议的记录，以及负责起草讲话稿。当时，华国锋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稿，也是陈斐章等人负责起草的。华国锋在座谈会上讲话的时候，自然也提到了伟人当初给他写下的那三句话。

当他念完头两句话的时候，中间停顿了一下，也就是在这停顿的时候，会场的王洪文突然插了一句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随后，华虽然把这最后一句话也说了出来，但是整个会场的秩序有些乱，会场里的声音也显得有些嘈杂，这就让担任会议现场记录的陈斐章，并没有完整的听清楚。他只听清了“不要着急”和最后那一句“你办事，我放心”，至于中间什么“方针办”，陈斐章并没有听清楚。

于是乎，在情急之中，他只好暂时根据上下句之间的联系，写下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作为会议记录的陈斐章，这一番操作其实没什么大纰漏。在模糊的地方，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顺连其意暂时弥补空白，其实是可取的，会后在进行整理修改。

但是，关键的纰漏就出现在会后，会议结束之后，陈斐章在整理讲话稿的时候，核对了自己记述的会议记录，发现和讲话稿有些地方和讲话稿有出入，自然也包括“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秉着负责的态度，陈斐章当即就和自己的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也就是当时计委的一名副主任。

谁曾想，这个计委副主任居然也太不负责了，没有任何的核实就直接刊发出去了。等出事以后，副主任把责任全都推给了陈斐章，气得陈老直接就离开了计委。

这个工作上的小失误，被江、姚四个人敏锐的察觉到了，于是乎，为了把自己打造成伟人思想和遗志的“正统”；就把这个记录有误的“按既定方针办”拿过来，居心叵测的确定为所谓的伟人“临终遗嘱”，并进行了大肆宣扬。

当时，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可谓是铺天盖地，这句所谓的“临终嘱咐”就像一张大网一般，笼罩在中国这片大地上。

虽然，陈斐章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追究和影响，但是，哪怕时隔了20多年以后，每当提及这段往事，他心里依旧有愧疚和不安。因为自己当时的一时疏忽，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机会，钻了空子。

但是，话又说回来，也正是这个伪造出来的所谓“临终遗嘱”，也成了他们的一条重大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