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舅》的缘起
国庆长假期间,收到台湾淑君表姐的微信,说打算10月底来大陆,谈点生意、顺带旅游。
这是她近年来第5次造访大陆了,如今两岸往返很方便,早晨她从台湾家门出发,中午在上海就可以一起吃饭。
大舅76年前,在淮海战役开打的前一天,匆匆离开大陆,怀揣着姥娘给他烙好的一大叠煎饼和大姨赠送的2块银元......
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一阻隔便是43年,书信不通、音信皆无,这是多么锥心的骨肉分离之痛?
可怜的姥爷姥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能见到她们心心念念的大儿子。
大舅1948年11月6日离开家乡之后,再返回大陆,踏上家乡的土地,已是1991年4月4日了,3000里的返乡之路,他走了43年.......
大舅生于1928年农历10月初四,换算公历是11月15日,于2014年11月10日去世,享年86岁。
他是一位细心敦厚、感恩长情之人,一生普通平凡,但因为在大时代背景下,有些经历又不简单,他退休后曾手书《我的故事》,约10000字,20年前赠予我。
大舅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老三,我母亲排行老六,在家乡的晚辈中,我和他相知多年,书信、电话、见面交往最多,他对我也倍加关心。
从青年时代,我就对大舅去台湾的过程、在台湾的生活经历很有兴趣,接到他手书的《我的故事》后,反复研读,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也向他求证,他都一一回应,耐心解释。
我们爷俩相差近50岁,忘年之交持续了20多年,往来信件超过200封,直至他驾鹤西去。
大舅是我最敬重的长辈,他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敦厚善良、感恩长情,值得我永远铭记。
临近大舅诞辰和离开的纪念日,我想重新整理一下他的故事,作为对他永远的怀念......
2.大时代背景:军阀混战时期的乡间匪患,让百姓苦不堪言
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退位,民国建立,随后袁世凯窃国未成,当了83天的皇帝,猝然离世,中国南北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徐淮平原历来民风彪悍,在乱世之中,盗贼蜂起、土匪成群,民不聊生。
出名的匪首,如白狼、马秃子、陈秀才、曹斜子等,更与军阀驻城部队和地方官绅劣董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互壮声势,以致匪众作恶甚嚣尘上,有恃无恐。
土匪队伍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呼啸聚众,结股拒剿,四处蠢动,杀人抢掠,无恶不作。
在邳州西南区域,聚伙成患的土匪就有四五伙,多达数千人,还有些土匪忙时种地、闲时做匪,平时给土匪头目踩点、做眼线,也是为患乡里,助纣为虐。
这些土匪盘踞在过满山、南黄山、房亭河、大运河等区域结伙成势,不时出动小股土匪流动窜扰,拦路抢劫、逐庄洗劫,甚至直接绑架掳掠,向苦主索要巨额赎金。
邳县城内,甚至县府隔壁竟发生绑架勒赎事件。眼见土匪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县保安队也只能大眼瞪小眼,不敢出面维持治安。
各乡老百姓无奈筑圩建寨自保,挨家挨户出粮出人组成巡逻队自救,遇到小股土匪、捻子,还能勉强应付,但如果遭遇大批土匪袭击,只能全村覆灭,留下一片狼藉、生灵涂炭。
老早的土匪还讲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讲究“替天行道、义字当先”,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
但随着军阀混战加剧,徐州作为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又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方圆百里滞留了很多伤兵、逃兵,他们有枪便是草头王,成立了护国军、救国队、南征团、北伐营等各种匪帮部队,在乡里横征暴敛,和土豪劣绅勾搭连环,把徐淮地区更是搅闹的鸡犬不宁,也乱了土匪的江湖规矩。
那段时间,政府形同虚设,各乡镇各自为政,建圩买枪自保,但哪里抵挡住来无影、去无踪,手段残暴、枪支先进的成建制的土匪?
不少乡民死于御匪自卫,更有被土匪满门抄家的,而在绑“肉票”的勒赎中,被断指、割耳、折肢、撕票处死者,均时有所闻,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若是再遇到瘟疫灾荒,更是饿殍遍野、饥民塞途,惨不忍睹,真是宁为太平狗,不为乱世人.......
附:徐淮地区匪祸蔓延、匪害频仍的原因和特点
(1)原因:清末民初,政治腐败,时局动荡,大小战事,连年不断,今天你打过来,明天他打过去,互争地盘,打来打去,留下很多伤兵老兵,滞留在徐州境内,成为祸害一方的兵匪。
徐州地处故黄河、淮河之间,时旱时涝,瘟疫、霍乱流行不断,弄得田园荒芜、颗粒无收,民不聊生。
一些大地主、大官商为富不仁,还通过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进行盘剥,导致诸业凋敝。一些吃不上饭的人,不务正业的人,还有地痞流氓,便铤而走险,干起匪、盗的行当,以抢劫、偷盗为生。
(2)特点:由于五省通衢的特殊地理位置,经过军阀混战,民国初期徐淮地区的土匪活动,出现了以下四个特点:
1)从土匪到兵匪:起初土匪队伍组织比较松散,规模不大,超过百人的并不多,遵守“盗亦有道”的规则,一般不在本地作恶;
大量的散兵游勇加入土匪队伍后,“兵匪”出现了,兵匪规模常多达数百、上千人,除了套筒枪、木盒枪,还有机关炮,实力雄厚,枪械整齐,甚至还按照军队的组织架构进行编制,一般的县保安队根本不敢轻易进剿;
2)由边缘到中心:传统土匪的活动区域都在远离各级政治中心的地方,或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通常是“三不管”地区,但在匪势猖獗之后,其活动范围开始扩大,几天之内可横跨一个省,整个徐淮地区群盗如毛,遍城满野,比比皆是。
3)破坏性极大:土匪的烧杀抢掠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极大。不仅掠夺财物,而且戕害生命,以烧杀立威。
土匪掠夺财物的方式主要为绑票勒索和抢劫两种。绑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向富人强征的一种非官方的财产税。
一开始,勒索的目标几乎总是富人,但随着土匪数量不断增多,绑架事件发生的频率大为增加,被绑架者也不再仅是“富人”,而当富户受到几次绑架后,为求自保,几乎败落为穷人。
徐淮一带防范被绑架者逃跑的办法很残酷,通常是把脚踝处割开,抽出一段筋来,如此后,不交赎金而能脱身者,几无可能。
抢劫是另一种主要的掠夺方式。大股匪徒多采用此法,每至一处,不论穷富,洗劫一空,且总伴随着烧杀劫掠,房屋则尽成焦土,对社会的破坏最大。
听老人说,老家有个村子,原来很富庶,1927年遭土匪抢劫后,烧杀过半,部分村民逃出,两年后才陆续返回。
直到1933年时,还是满目疮痍,村民多居草棚,冷清的如入死境。
4)官匪勾结:土豪劣绅通匪、窝匪、养匪,甚至直接为匪,已经是徐淮地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了。
1928年政府军军在徐海一带大举进行剿匪时,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派员查拿通匪窝匪之劣绅土豪严惩,拒捕准予格杀勿论。”
土豪劣绅与土匪交结,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为匪势所迫,被逼与之合作;二是匪与绅之间角色地位的互相渗透,二者合而为一;三是豪绅养匪,为患地方。
邳北大地主马启太有庄田数百顷,养练勇甚多,雄视一方。但其练勇及仆从人等,多与匪通,土匪受捕急,多藏伏其家,以资庇荫。
故时谚云:“土匪若听来了兵,不藏’马棚’内,即聚’豆稞’中。”
豆稞即暗指另一窦姓大地主,马棚则指马启太家。
这就是民国初年,邳西南匪患的状况。
明天起,更新太姥爷、姥爷,尤其是大舅一生的故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