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言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新华文摘》2024年第10期转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3期两篇文章：《一步，向死而永生》和《关露：“我不辩护！”》。
导语：人最可贵的，莫过于生命与名誉。人最可敬的，莫过于敢于牺牲、甘于牺牲。牺牲生命者伟大，而比牺牲生命更难、更苦、更痛的，是牺牲名誉。踏上隐蔽战线的第一刻，上级叮嘱她：“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她当即表示：“我不辩护！”她当时不知道，这四个字需要用忍辱负重的后半生来践行。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说：“如果能再次选择自己的人生的话，我仍旧会按党的指示，走我曾经走过的路。”
她叫关露，原名胡寿楣，取古谚“生女亦可壮门楣”之意，1932年参加“左联”时改笔名关露，沿用一生。她擅长赋诗著文，写诗歌、写小说、译名著，是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才女作家。她高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是点燃无数男儿爱国激情的“民族之妻”。她奉命打入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是与狼共舞的红色特工。她曾任日本驻上海总领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情报部联合创办的中文杂志《女声》的编辑、主编，是众人鄙视甚至唾骂的“汉奸文人”。如此多面多变的身份，不容回避地导向一个问题：她到底是谁？答案需要到她的生命之河中去磨洗、澄清。
从孤岛文坛上销声匿迹
“春天里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1937年4月，明星影片公司推出由赵丹、白杨两大巨星联袂出演的影片《十字街头》，一经上映便引起轰动，其主题歌《春天里》，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如今87年过去，虽然知道这部电影的人不多了，但《春天里》却被传唱至今。这首主题歌的词作者，就是与当时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三大才女”之一的关露。
影片《十字街头》画面
与《春天里》同样动人心弦的，是她的《太平洋上的歌声》诗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常委郑伯奇1937年1月18日在《大晚报》以“君平”为名发表《评〈太平洋上的歌声〉》一文，称：“她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里，不仅告诉了我们在所谓黄道乐土统治下，中国‘逃亡者’的痛苦……还明显地指出……除了拿出全民族的力量来抵抗我们唯一的民族敌人之外，是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跑的！”诗人雷石榆在《关露》一文中写道：“她却是现在中国有数的前进女诗人，我们都祈望她在怒吼着斗争着的中华民族解放伟大的火线上，锻炼她的武器，获取伟大的收获。”诗人蒲风则惊呼：“毕竟中国诗歌会五年来送出了一位有力的女诗人了哩！”报刊上各种评论文章满眼皆是，《太平洋上的歌声》成了文坛热议的话题，继《春天里》之后，关露再度声名鹊起。
八一三淞沪会战前后，迎着日本鬼子“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关露从灵魂深处迸发出响彻云霄的诗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一时传遍上海，传至各地。她因此有了新的称谓：民族之妻。民族之妻，何等高贵的赞誉！
她那首《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直至今天仍为朗读者们争相激情朗诵：“故乡，忆起你，掀起我祖国的惆怅！以往，我时常梦见你，梦见你苍绿的原野……梦见你的太阳和星星照耀着我的童年……看吧，那失去的领地，在敌人旗帜的飘展下边，有多少我们的同胞，流离，饥饿，奴隶，死伤；在敌人的走马灰尘里，已象征了祖国的垂亡！但是，在我的梦里，我也看见你挣扎的情况，你待救的呼声已经把四万万同胞震响！我愿意以我的热血和体温做你战斗的刀枪！我不能在这破碎的河山里，重听那《后庭花》隔江歌唱。故乡，忆起你，掀起我祖国的惆怅！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
1937年底，上海几近沦陷，仅存的市中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绝大多数进步文化人士被迫离开上海，只有少数人留下坚持斗争，关露就是其中之一。她继续以诗歌为武器，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其间还创作了中篇小说《新旧时代》。然而，就在这时，她却悄然远离文学，从孤岛文坛上销声匿迹了。
“我不辩护”
1939年冬，一封电报不期而至，关露由蜚声沪上的著名作家，转身成了隐秘孤行的地下尖兵。
一天，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给关露送来一封重庆发来的电报“速去港找小廖”，署名是叶剑英，小廖是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关露很快动身来到香港，见到了廖承志和潘汉年。应廖潘二人询问，她汇报了通过妹妹胡绣枫与汪伪特工总部“76号”头子李士群相识与交往情况。
1932年12月，关露的妹夫李剑华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被捕，妹妹胡绣枫经朋友介绍求助于李士群，李士群为营救李剑华出狱出了力。李士群曾是中共中央特科红队成员，1934年5月他奉命约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吃饭”，为红队铲除陈晴创造机会，结果陈晴只是受了伤，李士群则以涉嫌谋杀罪被捕入狱。彼时即将临产的李士群妻子叶吉卿无以依靠，返回老家遂昌生下孩子后，前往南京投奔胡绣枫，胡绣枫一家热情接纳了她和孩子们。1935年5月李士群出狱，身无分文的他辗转来到南京，全家人又在胡绣枫家住了一段时间。李士群对胡绣枫在他患难之时伸手相助感激不尽，表示日后定要报答。
就是在这期间，关露通过妹妹认识了李士群，李士群还曾通过胡绣枫向关露通风报信，使她免遭国民党特务抓捕。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关露留守孤岛，李士群投靠日本人，成为汪伪“76号”的头子，他多次以优厚条件邀请关露给他当翻译，关露均予拒绝。
廖承志和潘汉年听罢汇报，对关露介绍说，组织上了解到李士群不想在汪伪这棵树上吊死，他通过关系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表示，愿意与中共建立联系并提供情报，要求中共派有恩于他的胡绣枫担负联络工作。胡绣枫彼时正随丈夫李剑华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贺耀祖身边工作，一时走不开，且已怀孕，她向组织推荐了姐姐关露。
潘汉年给关露布置的任务是：“与李士群秘密联系，争取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1]对于组织的决定，关露毫不犹豫地服从，毅然放弃心爱的文学创作，转而走上她从未涉足的情报战线。潘汉年专门嘱咐关露：“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如果辩护就糟了。”关露郑重表示：“我不辩护。”[2]
领受任务返沪后，关露以自己失业，生活无以为继为由，找到李士群帮忙。李士群爽快接纳，关露从此成为人人谈虎色变的“76号”魔窟的座上宾。然而，她既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更不会打麻将，也不愿陪着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们玩乐，但组织赋予的特殊任务摆在面前，她必须咬牙坚持下去。经过她大胆细致的策反工作，“李士群后来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例如鬼子要来‘清乡’的时候，李士群事先通知我们，告诉我们敌人的行动计划；我们要过封锁线时，李士群下令将伪军调开给我们让路；他保护、释放了一部分为日汪特务抓进‘76’号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利用他的职权发放特别通行证，派人护送我党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日本人要收购棉花等物资时，李士群采取消极应付的对策。”[3]
就在关露沉浸于顺利完成任务的喜悦之时，“汉奸”的帽子已经悄然扣在了她的头上。1940年3月的一天，关露与李士群老婆叶吉卿从一家商店购物出来正准备上汽车，顾盼间看见了此前一同演出进步剧目的战友亦好友蓝光。蓝光如见了仇人一般，用非常鄙夷、非常仇恨的目光瞪了关露几秒钟，然后极度轻蔑地哼了一声，白了一眼，一扭头走开了。徐鸿曾是上海五一药厂的穷苦工人，关露深入工厂宣传革命时，与她同睡一张床，同盖一条被。在关露的启发引导下，徐鸿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学文化，阅读进步书籍，参加妇女解放活动，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就是这样一位视关露为革命领路人、曾经与关露“一见面就亲如手足”的同志加好友，也在关露成为“76号”的红人后，鄙视唾弃了她。
上海沦为孤岛后，留守坚持斗争的进步文化者以诗歌座谈会的形式坚持抗战宣传，关露本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可就在她打入“76号”后不久，诗歌座谈会的组织者、著名诗人蒋锡金接到组织通知：今后不要再让关露参加了，她的关系不太好，有点复杂，最好还是把她隔开。被“隔开”的关露找到来往密切的著名导演、画家、作家许幸之诉苦。许幸之随即找到蒋锡金质问，方知事情的机密、敏感与复杂。他后来以很严肃的口吻对关露说：“今后希望你还是不要到我这里来为好。”关露为了特殊使命而接近李士群，不知情的自己人却因此疏远、鄙视甚至唾弃了她这个“汉奸”。
坚决服从
关露意识到再继续干下去，只会身败名裂，被误认为当了汉奸，将再也不会被原谅。她为此饱受精神压力，几度想到打退堂鼓。她用暗语写信给妹妹说，想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想知道爸爸妈妈是否同意。妹妹请示上级后回复说，爸爸妈妈希望她继续留在上海。
接到回信的当晚，她哭了一夜。尽管内心苦楚，但对于组织的决定，她选择坚决服从。一夜过后，她擦干眼泪，继续忍辱负重为党工作。她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还是继续想着会停歇的风雨，想着会完结的黑夜。”
潘汉年与李士群直接建立联系后，关露在“76号”的任务圆满完成，她感到可以离开那个肮脏之地了。然而，她提出到根据地工作的请求未获批准，组织上认为她继续留在上海更适合情报工作的需要。关露尽管有些失望，但依然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
1942年至1945年，受组织委派，经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介绍，关露打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情报部合办的妇女杂志《女声》，当编辑，后又接任主编。这期间，上海完全落入日军铁蹄之下，地下党不能自办刊物，只能采取“散兵作战”的方式，以不同笔名为掩护发表蕴含进步意义的文章，向敌伪所办的各种刊物投稿。随着关露打入《女声》后，在所有稿件均须报日本领事馆审查的情况下，她采用了大量我党人员撰写的进步文艺类稿件，为沦陷区妇女和青年送去光和热。
按照上级要求，关露接近《女声》的主编、日本左翼人士佐藤俊子，二人很快成为好友。佐藤俊子去世后，关露接替她担任《女声》主编，这更成为她的“媚日”证据。关露已无法顾及这些，一心撰写大量具有民族风骨的散文，同时利用《女声》大力宣传民族电影和戏剧。广大公众只知道《女声》系日伪所办，看到每期《女声》都有关露的文章，便把她当作汉奸文人。
1943年8月，关露被指定为在日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代表。她明白，一旦与会，就会被日本人大肆报道炒作。正在这时，潘汉年派人送信，让她应邀赴会，寻机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取得联系。面对这顶越戴越紧的“汉奸帽子”，关露黯然但又坚定地对送信人说：“让我的汉奸名声更响些！”[4]出发前，包括关露和张爱玲在内的十几个人全部被登报并配以照片，她的“汉奸”罪名再也洗刷不掉了……
为了“避嫌”，关露顶住日方压力，坚决把大会分配给她的命题发言《大东亚共荣》改成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尽管如此，《时事新报》还是骂她“在残酷的历史镜子里终于反映出了奸伪者的真容……绝无廉耻地跑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是无耻女作家……关露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她之忤逆，既非利诱，也非威胁所致，完全是自甘没落，自愿出卖灵魂。”
公众在辱骂她，不知情的自己人在误会她。曾经与关露在“左联”共事的著名翻译家梅益也以为她当了汉奸：“1943年我到新四军淮南地区，才从报上看到她在编《女声》，以及她和周作人等到东京参加所谓大东亚作家协会的消息。在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中，投到敌人营垒去的，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她为什么这样，我百思不得其解。”
似水人生
抗战胜利后，由于与李士群的关系，加上出席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汉奸文人”关露上了国民党的锄奸名单。在周恩来关心下，关露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解放区。然而，因为“汉奸”名气太大，周围又无知情同志，她的组织关系一时得不到承认，还接受了严苛的政治审查。委屈郁闷之下，关露患了精神病，时常哭闹，后在同志们安慰下有所好转。
彼时，曾经在上海孤岛并肩战斗的老战友、老文友蒋锡金正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副刊主编。关露写了一首诗想要发表，蒋锡金问报社社长范长江能否发表。范长江说，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个名字，因此份报纸是面向上海南京发行的，那里的人们都知道关露干过些什么，会有人以她为口实攻击我们[5]。
背负精神重压的关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爱情的温存与抚慰上，她日夜期盼着与男友王炳南的重逢，王炳南也正准备从南京飞往淮阴看望关露。然而就在这时，上级领导临时决定不让王炳南去了，“说因为她名声不好，最好少往来。”[6]王炳南与关露断绝关系后，时年39岁的她从此单身未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京召开，“许多与会代表看到名单中有关露的名字，纷纷抗议，反对‘汉奸文人关露’出席会议。大会主席团不得不出面解释，人们才知道关露是党的情报人员……1932年就入党的老党员”[7]。
1955年6月，关露因潘汉年案被捕，1957年3月被释放。1967年7月，关露又被“中央专案三办”逮捕，1975年5月被释放，但“定为汉奸，不戴帽子，拟开除出党”[8]。7年后的1982年3月23日，中组部的同志来到关露的病床前，向中风卧床的她宣读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文革’中对其拘留审查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其名誉……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关露背负了43年的汉奸骂名终于得到了彻底洗刷。就在这年的12月，在撰写完个人回忆录和追忆潘汉年的文章后，关露服下过量安眠药，在她暮年最亲密的伴侣——一个塑料娃娃的陪伴下，静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关露生前曾说：“我喜欢看水。你看水，不论碰到多少艰难险阻，水总是百折不挠地奔向自己的目标。在流的过程中，如果碰到一个坑，或一个洞，不管这个坑是茅坑（厕所），或是别的什么最肮脏的坑，水总是毫不犹豫地抢先去填满它。有部分水也许永远填进最脏的坑，再无出头之日。但它毫无怨恨，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而让伙伴们从自己身上流过，奔入前程无量的江海，去辉映日月星光，去受亿万人的赞颂。我常勉励自己，我乐于做那填塞肮脏沟壑的沉默的水。”[9]其实，水本洁净，即便一时被肮脏所污浊，只要经过时间的沉淀，便会肮脏自沉，洁净自浮。
她到底是谁？是才女作家？是红色特工？还是汉奸文人？关露用忍辱负重的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爸爸妈妈”需要她是什么人，她就是什么人，不辩护，无需辩护。
甘做无名已不易，那么甘受骂名呢？
《辞海》对忠诚的解释是七个字：“真心诚意，无二心。”短短七个字就能阐释的概念，在隐蔽斗争中却要用一生名誉和全部生命来诠释。
注释：
[1]尹祺：《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2][3][5][7][9]丁言昭编选《关露啊关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第49、50页，第97页，第142页，第172页。
[4][6][8]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第338页，第322页。
【作者：沈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