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31日早上，湖北江汉警方接到一起报案，报案人张某称自己7岁的孩子被绑架了，并交给警方两张纸条。
两张纸条是绑匪留下的，第一张上写着：
你儿平安，不要报案，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到扒鸡餐馆门前找纸条。
张某的孩子已经失踪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在家门口看到这张纸条，纸条旁还留下了一双孩子的鞋子。张某顿时心慌，赶紧跑到扒鸡餐馆门口，果然在门前的树下找到了第二张纸条。上面写着：
你儿平安，需6500元取（我已花50000）。用纸包好，31号上午10点正（整）放到7路公交车站牌下。
事已至此，张某确信孩子被绑架了，于是赶紧报了警。
警方随即来到公交车站外布控，并让老张按照绑匪的要求将钱准备好，计划来个守株待兔，抓个人赃俱获。因为受害人是在1月30日失踪，因此案件也被命名为“1.30”案。
不过，警方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人来取钱或者蹲点，反而是在公交车站牌下找到了第三张纸条。上面写着：
首先，请同行的人回去，张雷（音译，凶手也不知具体写法）在沙市，请按我们的办理即可见到他，请速至向阳一中……
就这样，警方按着绑匪提供的地址信息在江汉绕了几圈，一共找到了18张纸条，但案件迟迟没有新的进展，更像是绑匪在戏耍警方。
直到2月底，警方又接到一个农民报案，声称在水田的涵管里发现了一个小孩的尸体。
经过法医尸检和家属辨认，确认尸体为失踪一月的7岁受害人。
死因是机械性窒息，也就是说被掐死。死亡时间也接近一个月，就是说受害人在被绑架之初就已经遇害了，绑匪压根儿就没有放人的意思，一开始就撕票了。
绑架案升级成了命案，湖北警方格外重视，抽调多地警力协助办案，但警方手里的线索极为有限，只有18张纸条和几个地址。
警方发现，纸条上多次提到“我们”，以及纸条放置的地址有的在沙市，有的在荆门市，覆盖范围大，可能没有固定居所。
再结合绑匪手法专业，反侦察能力强的特点，警方初步判断为来自外地的团伙作案。
但案件侦破的进展也就到此为止了，在受害人尸体被发现后，绑匪彻底消失，警方也再难以发现新的线索。
案件调查也就此搁置。
这一搁置就是7年，1996年，因为警察系统的刑侦技术得到升级，湖北省公安厅重启了积案的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负责“1.30”案件调查的预审科长徐灿，在这7年间从未放弃过对“1.30”案的侦破，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为案件的重启调查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也就是这一年，徐灿身患重病，在去世前，他仍对“1.30”案念念不忘。他曾对来探望他的战友表示，没能抓到绑匪，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1·30”案重启后，警方还是将调查重点放在那18张纸条上，不过不是再去研究纸条上给的信息，而是把纸条交给文学、书法、笔迹学等专业人士，这也是刑侦系统升级后全新侦破手段。
为此专案组聘请了中文系教授、犯罪心理专家、文检工程师、书法家等对纸条进行鉴定。其中一位是省厅专门请来的退休文检专家吴忠义。
吴老虽已退休，但面对组织号召，也是义不容辞，亲自来到一线，与专案组成员一同研究调查。
通过对纸条上信息的研究，吴老首先推翻了警方对外地团伙作案的推断，他认为这些引导信息过于明显，而该罪犯又明显具备出色的反侦察能力，因此有故意误导警方的可能。
其次，吴老发现凶手文化素养很高，遣词造句很讲究，很有古韵，如：
过桥，顺墙根外（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简练、准确、文绉绉。能写出这样的文句，显然书读的不少，受过高等教育。
不过，虽然那个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远不如现在，但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这只能算凶手身上的特点和标签，并不能算侦破案件的关键线索。
而真正关键的线索，也同样是来自这些纸条上。
警方通过笔迹鉴定取得了一个重大，也是本案件最关键的突破细节。
所有纸条的笔迹都经过明显的伪装，字故意写的方正，大小不一，排列也有些歪扭，显然凶手也是考虑到了警方通过笔迹寻找线索。
但是在一张纸条上，凶手写的“阅后撕掉”这四个字中，这个“阅”字写得非常讲究。
一般人不会这么写“阅”，这属于某个人经常书写同样的字后，形成的固定习惯写法，有着浓厚的个人特点。
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名字，在某些笔画上一定与其他人写自己的名字有所不同。这些都是属于下意识的写法，本人几乎不会注意到。
显然，凶手经常写这个“阅”字。
另外，这个“阅”字，第一笔门字框的一点和尾笔“兑”的那一勾写的极度夸张和嚣张。在一般的书写环境中，这种夸张的字基本不会出现在一长串的文字中间，因为这样写很累。
但是如果是单独出现，或者是书写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字时，就会很容易出现这种飘逸的写法。
再结合这个“阅”字凶手又像名字一样经常写，那几乎就说明凶手经常把“阅”单独拿出来写或者组词。
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凶手既又较高的文化素养，又经常写“阅”，在当时那个年代的环境中，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教师。
但是一些批改文件的岗位也同样有可能，因此警方还需要其它的线索。不过“阅”这个线索，已经为警方确定了大致的防线，完成了案件侦破最关键的一步。
警方将接下来的侦破方向放在了纸条出现的地点上。
很快警方又发现了新的线索，除了汉江外地出现的纸条外，在汉江本地出现的纸条，其分布点出现了两个“盲点”。
警方将纸条出现的地点画在地图上，将分布地点围起来后，中心是两所学校，而这两所学校的周围没有出现过纸条，似乎是凶手刻意避开了这一地区。
此前因为判断凶手是外地犯罪团伙，因此忽略了这一细节。但是在推测凶手是本地人的可能性增大以后，加之其可能是教师的身份，这一线索成为了成为了侦破案件的最后一环。
在犯罪心理学上讲，大多数凶手在犯罪后会尽量避免进入警方的视线，从而减少自己的嫌疑，换句话说就是越低调越好。
这种低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心虚”，看似聪明的操作，实际上往往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锁定两所学校后，警方很快秘密展开对两所学校的调查，并很快发现了又一个重大线索。
在“1.30”案的前一年，也就是1988年12月18日，江汉石油职工大学收到一封敲诈信，学校被索要1000块。
不过由于后来无事发生，此案被当做恶作剧不了了之，但是这封信保留了下来。吴老通过这封信和那18张纸条的字迹对比，判断出自同一人。
而且他还发现这18张纸条使用的纸张也是当年江汉石油职工大学的专用稿纸，所以警方将目光锁定在江汉石油职工大学的职工人员身上。
于是专案组就把这所学校的所有教师档案调出来，一个个进行笔迹对比，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人——裴直运。
1997年7月21日，裴直运在职工宿舍被逮捕，一些警员看到他时也很意外，他戴着一副眼镜，外表斯文，看上去精瘦，就是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根据裴直运交代，当时他经济困难，还要供弟弟上学，所以就萌生了向学校勒索的想法。当时虽然没有要到钱，但也没受到惩罚，因此胆子也大了起来。
“1.30”案作案前，他刚结婚，又欠了一大笔钱，一开始他是挪用公款，但又害怕被学校发现丢了工作，所以又开始想办法补漏。
89年1月30日，裴直运在公交车站看到了受害人，上去聊天，从他口中得知了其父母是公职人员，收入不错，因此萌生了绑架勒索的念头。
但在拐走受害人时，由于受害人反抗激烈，失手掐死了他，随后就开始了他索要赎金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