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访华，并向负责接待的周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中国能派人到老挝去，支援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对凯山的请求，周总理十分重视，并专门进行了研究，实事求是的对凯山说：
“中国不了解实际情况，因此没有发言权。”
不过，对凯山的请求，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下来，当时凯山提议中国派一个工作组到老挝去实地调研，两党后来就此事达成了口头协议。
事实上，中国对于老挝人民的帮助，是从五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
二战后，老挝宣布独立（当时称“寮国”），然而当时老挝仍然受到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于是老挝人民后来独立的展开游击战争，抗击法国殖民者。
至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法国殖民者战败撤离，承认老挝独立，但随后美国在老挝扶持亲美势力，致使老挝人民深陷战争中，无法自拔。
美国政要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把老挝视为“通向东南亚的大门”、“是东南亚的‘瓶塞’”、“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位置”，极为重视。
作为老挝的友好邻邦，中国从1959年开始就响应老挝人民党以及老挝政府的请求，提供物资支援，并帮助老挝训练了大批部队和军事技术人员。
所以对于派去老挝的人员，周总理很重视。
一周总理主持外交部开了几次会，商议率团赴老挝的人选，对于这个人选，外交部一开始就有几个条件。
“一名有根据地工作经验、掌握武装斗争、军事思想的少将级干部担任组长。”
围绕这些条件，周总理一下子就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时任高等军事学院副教育长的段苏权。
段苏权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都曾负责过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并拥有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将领，选他无疑是再合适不过。
周总理对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介绍称：
“弼时同志曾跟我介绍过，苏权这个人有办法，能吃苦，能经受挫折，有韧性，对事业忠诚。他在湘赣搞过根据地，搞过地方工作。红军时期当过独立师政委，在四野八纵当过司令员，参加过三人小组，跟美国人和国民党搞过政治斗争，现在是高军院的副教育长兼战略教研室的主人。这个人能上能下，派他去老挝，我看可以胜任。”
虽然命令下来的很突然，但段苏权还是欣然答应下来。
周总理语重心长的对段苏权说：
“有这样两句诗，叫‘青山有幸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你知道讲的是谁吗？是马援，东汉名将，你去老挝，要学习这种精神……”
在出发之前，段苏权还专门拜访了老首长聂荣臻和刘伯承。
两位老帅都称赞段苏权为人，鼓励他做好工作，聂荣臻更是嘱咐：
“你到了那里以后只是提意见，不要颐指气使，不要当家做主。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情况来搞，旁人只能提些建议，不能越俎代庖，这样的经历我们不是没有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段苏权点点头，郑重其事的答应下来。
1963年底，中央正式决定，向老挝派出秘密工作组，段苏权任组长，负责小组的领导工作。也几乎没有什么准备时间，段苏权便踏上了赴河内的列车，他们要经越南前往老挝。
段苏权率工作组进入老挝后桑怒省香苏乡那垓村附近，这里是挝爱国战线和老挝人民党中央驻地附近。
一开始，大家还都住在竹楼上，环境也很好，可随着敌机不断地狂轰滥炸下来，工作组也不能不随同老挝人民党中央撤至山洞办公。
段苏权也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上。
二段苏权赴老挝后，受到了老挝人民的欢迎，虽然很疲惫，但段苏权并没有休息，而是很快投入工作中，并深入老挝北部川圹、香农的乡村，进行调研。
经过一段时间后，段苏权发现，老挝人民抵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很努力，作战也都很勇敢，却没有办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究其原因，段苏权总结了两点：
一、老挝没有深入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
老挝的经济很落后，生产基本上还维持着几个世纪前刀耕火种的年代，是以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老挝北部农村许多制度上还沿袭着旧的习惯，老百姓没有摆脱“贡滥主”（封建领主）的压迫，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老挝广大民众自然不可能为抗美救国战争提供支持。
也因为这个原因老挝根据地的建设也很不稳固，周边土匪众多，时不时的还要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军事方面的因素。
之前我们提过，老挝人民军的士兵作战很勇敢，但难于取得大的胜果，究其原因，对战略战术的运用很差，对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老挝人民军没能力拿下，而面对敌人的围剿，老挝人民军又缺乏有效的战术应对，加上根据地建设本身就不稳固，导致被敌人不断地蚕食。
针对这样一种现状，段苏权决定先从军事角度入手，逐步深入浅出的展开。
1964年1月，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约见段苏权，向他请教“如何发动群众以及补充兵员”的问题。
凯山是真心实意的把中国工作组的同志看做是“师傅”，把和段苏权的谈话看做是“学习”，段苏权讲话也也很注意方式方法，绝口不提“老挝应该如何如何做”，而是拿中国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具体事例来说明。
两人谈话，始终是以友好探讨的方式进行，凯山对段苏权更是心服口服，甚至到后来，凯山主动提议，要和中国的同志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
当时，老挝人民军的实力相对还很弱小，只有三四千人，如果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以老挝人民军的实力是很难抵挡的。
凯山对这一点很焦虑，也多次向段苏权请教，段苏权建议：
“敌众我寡，不能硬拼，应采取灵活战术粉碎敌人围剿。”
不过，究竟怎样灵活采取战术，老挝人民军的将领都没有亲身实践过，没有办法理解段苏权的话。
一次。老挝人民军出动一个连的兵力拔掉了敌人一个连兵力固守的据点，在进攻前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炮击，此战老挝人民军获得了完全胜利。
事后，凯山向段苏权请教战略战术问题，特意提到了这一战。
段苏权一开始还以为，炮击如此长的时间，是反击敌人的进攻或者是封锁敌人交通线，一问凯山才知道，是打了敌人一个守备坚固的据点。
段苏权问：
“歼敌多少？”
凯山回答：
“全打垮了，我们拔掉了这个据点。”
段苏权连连摇头，炮击了三个钟头，只拔掉了一个敌人的据点，还说不清歼敌多少，这打的什么仗。不过，段苏权并没有直接批评，而是循循善诱，以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为题，讲了我军如何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构想，并委婉的提出批评：
“以一个连打一个连，敌我兵力对比是一比一，这样就打不成歼灭战。另外，断断续续打3个小时炮，事先对敌人也没有形成包围，这只能把敌人打跑，不能全歼，这是击溃战。”
“打跑的敌人短时间内就又会集中起来，再次投入战斗，敌人的力量没有发生变化，我们怎么夺取最后的胜利？”
凯山并不是很理解这段话，段苏权又用中国古老的话来阐释一个道理：
“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
凯山恍然大悟：
“是的，断了我一根手指，那我就成一级残废了：今天我的收获很大，让我回去想想，明天再来。”
通过不断地交流，凯山学习了很多，但他希望让段苏权发挥更大的作用，提议段苏权去给连以上的军官授课，主要讲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课题。
老挝军官一开始不能理解他的提法，认为现在是敌人兵力占据优势，他们集中兵力如何体现优势，段苏权把当年革命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们，并提醒他们，尽管敌人在总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是在局部战场上，我们就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
段苏权还拿淮海战役举例子：
“比如中国的淮海战役，我们解放军有60万人，国民党军队有80万人，敌人比我们多20万。可我们依然采用集中优势兵力的打法，分别在碾庄、双堆集、陈官庄围歼敌人主力，一战下来，我们消灭了敌人55万人！”
老挝军官一听，顿时惊叹：
“虽然段同志讲淮海战役很精彩，但我们学不了淮海战役。巴特寮军队只有几千人，哪有60万人呢？如果我们能有60万大军，3天就能统一全老挝了！”
段苏权心里很清楚，光凭说老挝军官是很难掌握这些战略战术的，必须亲自投入才有可能实践。
三1965年3月的一天，段苏权主动向老挝方面请求，希望能率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到一线视察帮助。凯山一开始不答应，觉得前线不安全，经段苏权再三争取，他在勉强同意。
事实上，段苏权的小分队一出发，就立刻引起了敌人注意，他们在电台里喊话：
“近日，有一位中国将军出入桑怒。”
抵达川圹反围剿前线，段苏权视察了585营，该营营长强烈请求，希望段苏权能协助他们打一仗，好看看中国同志是怎么打歼灭战的。
段苏权拗不过，只好答应。
应该说当时前线虽然条件艰难，但要比红军历次反围剿作战，还是要富裕的多，这个营有官兵500多人，辖三个步兵连，一个炮连，这个营顽强的挡住了敌人历次围剿。
不过，这一次段苏权要教他们，怎么打破这次围剿。
段苏权注意到，该营防守的地方，距离老挝首都万象仅有200多公里（当时老挝首都被占），是敌人重点围剿的地方。
考虑到敌众我寡，段苏权建议跳转外线作战，奔袭万象后方，以一个营打一个排防守的据点，闹的声势浩大，甚至还故意放了个俘虏回去。
敌人一听后方遭到袭击，立即从前沿调集3个连兵分四路救援，段苏权在敌增援的一路埋伏重兵奇袭，干掉了敌一个连108人。
对于老挝人民军而言，这一战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胜仗，不仅歼敌一个连多，还迫使敌人收兵。
通过这一仗，老挝军官对段苏权只剩下了信服。
段苏权不仅帮助老挝人民军革新了战术，还建议凯山在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民主改革，使得根据地各方面形势都有了根本好转，经济迅速复苏，土匪的数量也大大减少。
至1967年元旦，中央决定改老挝桑怒工作组改为桑怒联络组，只留下几位同志继续工作，段苏权和大多数同志回国。
对于中国人民无私的帮助，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政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74年10月10日，老挝人民军队最高指挥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写了封感谢信：
“中国人民的援助，是在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援助。这些援助，增强了老挝军队继续完成自民族民主革命的力量。”
段苏权回国后不久，出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并陆续出任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委等职务。
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