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新一轮的进攻开始了，近半小时的炮击使得眼前的几座山头成了一片火海，炮弹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火光映红了天空。241，199高地在步兵110团的强攻下迅速被占领，战线向280高地推进。 出乎意料的是，我一线部队在280高地遭到越军的拼死抵抗，战斗相当惨烈，伤亡很大，步兵反复要求炮火支援。就在此时，一个步兵连长提着枪冲到了我们指挥所，他大声吼着：“谁在指挥？他娘的炮弹尽往我们头上砸，瞎眼了！”我看到了张启生团长脸上掠过一丝尴尬，没有解释，在那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解释，前面战士在流血，在牺牲，为了他们，他甚至可以一梭子把我们都解决了。 其实，炮兵的火力支援，其弹着点距步兵应有百把米的距离，随着炮弹覆盖区域的延伸，步兵才向前进攻，不知是由于敌我双方相距太近，还是步兵冲锋过快，有些炮弹竟落在距步兵战士十几米的地方，后来我问进攻的战士，他的说法是：“炮弹打的我们头都抬不起来，太近了，但也把敌人炸得够惨”。 那天，在战斗激烈进行的同时，位于我们观察所左面的公路上，突然响起了爆炸声，黑色的浓烟腾空而起，几乎遮掩了整个天空，爆炸持续了很久。据111团指挥所传来的消息是，38师的一个运送弹药的车队被炮弹击中引起连环爆炸。 下午四点，280高地终于被攻下，37师的领导也来到了指挥所，并用步话机向前沿部队下达了在天黑以前拿下305高地的命令，要求部队勇敢战斗，再接再厉，急追穷寇。过后，一位副师长与张启生团长握了下手，用沙哑的嗓音说道“谢谢炮兵的支援，”张启生团长向师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嘴微微张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我注意到他脸上流露出了一种复杂的表情，一种激动又带着一点委屈的表情，个中滋味我能读懂，颜贵波连长能读懂，甚至严法启，李建德都能读懂。军人是为战争而产生，战争是因军人而伟大。 又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天气，部队已经占领了305高地，并继续向281高地推进。我们带着所有装备跟随步兵向敌纵深前进了几公里，一路上都是在杂草丛和灌木林中穿行，那依然燃烧着的战火，使得我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冲锋枪把胯上磨起了血泡，在那些越军的战壕里到处可见越南士兵丢下的军服，弹药和食品。那种一小袋一小袋装的炒米不知其口感是否能超越我们的压缩饼干。我很奇怪，步枪子弹是通用的，但手榴弹却截然不同，一种是地瓜手雷，另一种手榴弹手柄极短，其操作性，及杀伤力都值得怀疑。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越军的阵地上随处可见遗留下的影集，画片，和绢花，那些刺眼的玫瑰不知在此时竟会隐含着一些什么实际意义？ 当天下午，我前线部队已经包围了敌345师，敌316A师也遭我重创，我甚至听到指挥所里有人命令先头部队“给我活捉师长”我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中国军队只要他妈得玩命，战争就会变得如此简单。” 战场迅速地向敌纵深推进着，在靠近柑塘的一个小城上，我见到了刘国建。那是刚被111团打下的一个地方，枪炮声依然不断，刘国建带着团卫生队的人，开着辆解放牌卡车来拉刚缴获的医疗器材及药品。他给我简单地说了几句，大意是他很担心他父母的身体，如果有可能，想办法告诉他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很好。他显得有点兴奋，就像在出差，给我留下了一个无法说清的悲凉之感。我知道他父母都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且长期患病，由于住得离我家不远，也常到我家去聊聊天（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和另外一些老人们每天都在我家相互打听着自己儿女在战场的消息）。但在此时，这件本身并不困难的事情我却无能为力。刘国建很快就拉着满满一车东西走了，带着十分的兴奋和几分的得意，不过车上竟没有一件药品。 我和严法启是提着冲锋枪进去的。炮火的浓烟弥漫着整个街道，眼前一片废墟，偶尔一股冲天的烟柱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让人感到有些紧张。那是一座两层楼的百货公司，一扇木制的大门被炮弹穿了个大洞，我是从那进去的。 进去后，我朝着黑暗中就是一梭子，“你疯了”！一声怒吼，短暂的适应后我才看清了这光线昏暗的室内，几个战士拿着枪对着我，显然，从我刚一进去他们就看清了我，随后是相互会意的一笑。他们好像是111团的士兵，但绝对是老兵了，其中一个肩上扛着一台缝纫机，走了几步又把它摔在地上，显然是从最初的冲动中清醒过来，他们那至少三层的，崭新花格衬衣的衣领，在那被烟熏黑了的脖子下，显得非常的刺眼。最叫人惊讶的是他们几乎手里都拿着几版美国产的，闪着金属光泽的避孕套。是的，战士们已经忽略了它的使用价值，而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因为那是一件最易收藏的战利品（战后，在收缴战利品时被证实，大多数战士保留了下来）。 十几分钟后我出来了，眼上架着一副德国产镀金的淡蓝色的太阳镜，多了两个美国产的剃须刀，一个法国皮制手袋。糟糕的是严法启不见了，我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但炮弹的爆炸声迅速掩盖了我声嘶力竭的呼喊，我感觉到嗓子已经被撕破了，血正在顺着喉管往胃里流着，眼泪和汗水浸满了一脸，我盲目地提着枪在废墟和房屋里寻找。我终于找到了他。 那是一幢木制的平房，严法启正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喝着香槟，在那一刻，我几乎想给他一枪。 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天气依然是那样闷热。有迹象显示所有的进攻必须在雨季前完成。真的，我已经注意到了有些部队正被撤下来休整，而我们却还在向前。这让我想起了折返跑，他们已经经历过了生命的终点，而我们却正在那个终点前进，其心情可想而知。 其实，随着战斗的进展，战争的结果已经很清晰了。颜贵波连长带着我和郑参谋去一个被我军摧毁的敌炮阵地收集弹着点分布情况。这是一个被我军攻下了3，4天后的地方，四面环山，中间一片洼地，山脚下是几块不大的水田，也许是山上浓密的树林遮住了阳光的缘故，洼地显得极为阴暗。当我们走近这片洼地时，我看见了大约一个排的步兵卧在刚挖的战壕里，其中一个机枪手朝我们大声喊道：“注意隐蔽” 。 这时我才看清了整个情景；在这不足600平方米的洼地内躺着牺牲了的二、三十名战士，有的战士显然在负伤后想爬进树林里，因而水田里留下了深深的沟痕。由于这地方还没完全被我军控制，战士的尸体已经有几天了，加上越南亚热带的气候，尸体已严重腐烂，军装和肉体已经成了灰褐色，只有那鲜红的领章格外醒目，一股刺鼻的腐臭味向我袭来，我下意识地戴上了防毒面具。 不远处几个民工正在往天蓝色的陈尸袋里装着尸体，他们撕下领章，登记好部队番号及姓名，并把登记好的卡片插入陈尸袋上的小口袋里。由于气味刺鼻，民工们脸上都围着三角巾，只露出两只眼睛，双手沾满了从尸体上脱落下来的浆红色的腐肉。其中一个民工走到我面前，扯下三角巾，这时我才看清他的面貌，他是一个18岁上下的年轻人，脸又黑又瘦，一双眼睛显得有些疲倦和木然，“能给我支烟吗？”他对我说，“当然”，我从一盒《红塔山》里抽了一支递给他，这时我留意了他的那双手；那是一双特写的沾满了腐肉，滴淌着已经不是红色液体的手。烟迅速地被浸透了，打火机点了三次都没点燃。隔着防毒面具，我猛地吸进了一口让人窒息的气味。防毒面具上的玻璃被一层雾气蒙住了，我说不清那是眼泪，还是大口吐出的热气。 在回来的路上，我遇见了正在搜索残敌的110团的梁海英，他是13军防化处长的儿子，父亲在战前因病才去世，他是带着失去亲人的悲痛上前线的。此时的他，脖子上围着条已经发黑的毛巾，脸上被战火熏得黑黑的，我们紧紧的握了握手“还好吗？”我问他，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还好”。我深知他此时的心情，可我又能给这17岁的孩子怎么样的安慰呢？短短的几句后，我和他分手了，临走时，他转身叫住了我，“知道多久撤军吗？”他看着我，马上又把视线移开了，“我不知道”，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正是每个军人在战斗的间歇中想的最多的。 是的。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队的儿女，我们正在按照孩提时代的梦想，在战争中去勾画一幅壮烈的图画。战争会给人一种精神，战争会给人一种超越，战争甚至会给人一种启示，我们习惯于用对待战争的态度看待人生。我们传抄过《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那样的诗句，我们曾被父辈们的战争故事激动的热血沸腾，我们为国家而战感到自豪，我们为军人的责任而感到骄傲。于是我们不吝惜付出，于是我们不惧怕牺牲。 ----------未完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