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现在后悔了吗？”她站在门口，声音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语气平静得听不出一丝情绪：“淑娟，路早就走岔了，回不去了。”

我是李刚，1952年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家里穷得连过年都指望着亲戚接济。家里五口人，父亲是个木匠，母亲种地，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妹妹。父亲常说：“刚子啊，咱家能翻身，全靠你了！”我记住了这句话，从小就拼命读书，想给家里争口气。

1970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成了村里第一个高中生。父亲把家里唯一的老母鸡卖了，凑钱给我买了两套干净的衣服，还叮嘱我：“到学校别让人看不起咱！”

我点头答应，可真到了学校才知道，光有成绩不够，家里穷，那是真能让人低人一等。

班里有个赵伟，家里是县里棉纺厂的厂长，整天带着一群跟班在教室里横着走。还有个姑娘叫淑娟，长得白净清秀，穿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她一笑，两个浅浅的酒窝就像春天村里油菜花田里的小蜜蜂一样甜。。

我也喜欢淑娟，可从来不敢说。

我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淑娟是城里人，家里条件好，而我呢？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一双鞋穿两年，补了又补。可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藏着那么一点不甘心，想着哪天能让她对我刮目相看。

1971年，听说淑娟过生日，赵伟带头组织了个生日会。我咬咬牙，决定送她点东西，哪怕她不喜欢，至少让我自己心里踏实点。

可家里穷，我哪有钱买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从生活费里抠了半个月，每天少吃一顿饭，又去镇上扛了一些货，最后凑够了五毛钱，买了个红色的小发夹。发夹很普通，但我觉得淑娟戴上一定好看。

生日会那天，教室里热闹得像集市，赵伟带头给淑娟送了一条丝巾，其他人也都拿出了体面的礼物。轮到我时，我把发夹递过去：“淑娟，祝你生日快乐。”

我声音不大，但教室一下子安静了。

赵伟第一个笑了起来，拿过发夹在手里晃了晃：“李刚，你就送这个？五毛钱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

周围的人跟着哄笑起来，有人还起哄说：“穷人家的孩子，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我脸涨得通红，手脚不知道该往哪放。淑娟没说话，眼神却有些不自然。我以为她会帮我说句话，可她只是低头笑了笑，没接发夹。

赵伟把发夹往地上一扔，踩了一脚。

我气得冲过去和他扭打在一起，可赵伟家境好，跟班多，我一个人哪是他们的对手？最后被按在地上打了一顿。

这事闹到了学校，赵伟家有后台，事情最后成了我不对。学校通知了家长，我被迫休学。

回到家，父亲叹着气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母亲眼里含着泪，一个劲儿地说：“刚子啊，咱家是穷，可你不能这么没出息啊！”

我没吭声，躲在屋里一晚上没睡。

第二天一早，父亲把我叫到院子里，语重心长地说：“刚子啊，咱家穷，受点委屈没什么。可你得争气，争出个样来给我看看！”

我点点头：“爹，我一定争口气！”

没了学上，我想了很久，决定去当兵。

1971年底，我走进了部队，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新兵。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谁说穷人不能出头？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知道，我李刚能行！

部队的生活辛苦得很。夏天训练，汗水糊满眼睛，还要咬着牙坚持；冬天站岗，手冻得裂口子，也得硬挺着站好。

别人训练时偷懒，我加练；别人睡觉时，我在背教材。一次次的演训比武，我都拿了第一，也成了连队里的骨干。领导看中了我，说我是个好苗子。

1975年，我提干成了排长，1978年升任副连长。

那年探亲假回家，我穿着笔挺的军装，走进村里时，村里人都围上来看。有人竖起大拇指说：“李家这后生有出息！”母亲偷偷抹眼泪，父亲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好样的，没让咱家丢人！”

家里开始张罗我的婚事，说有不少姑娘想嫁给我。可我心里想着部队的事，压根没打算成家。母亲急了，非要拉我去相亲。

我拗不过，只好答应。

媒婆说对方是城里的姑娘，家境不错，长得也俊。我想着，见一面也没什么，就当给家里一个交代。

谁知道，媒婆带着人一进门，我愣住了。那个姑娘，竟然是淑娟！

她也愣住了，随即笑着说：“李刚，好久不见。”

我没搭理她，直接对媒婆说：“这亲事不合适。”

淑娟急了，拉着我的手不放：“李刚，我真的后悔了。当年是我不懂事，我……”

她话没说完，我就抽回了手，冷冷地说：“淑娟，路走岔了，就回不去了。”

她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

她父亲看出了我的态度，拉着她灰溜溜地走了。

母亲问我为什么不答应，我只是摇摇头：“娘，她不是我要找的人。”

后来我回到了部队，继续我的军旅生涯。

几年后，我遇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努力的姑娘，她不是城里人，家里条件也不好，但她心地善良，愿意和我一起吃苦。我们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儿子。

有一天，我回老家探亲，在村口碰到了赵伟。他穿得破破烂烂，在路边卖烟。我喊了他一声，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低下头没吭声。

回到家，父亲问我：“刚子，你还恨他们吗？”

我笑了笑：“爹，早就不恨了。人啊，走好自己的路，比什么都重要。”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有些路走错了，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