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达庸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郑达庸：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中东问题专家；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中国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的忌日。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至今已有48年了。有的人活在历史上，有的人活在人民心中，周总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01
第一次见到总理
1957年12月2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代表大会，这是继1955年官方的万隆会议之后召开的亚非民间团体会议。
当时，我在北大东语系学习阿拉伯文，三年级第二学期。组织上通知我被借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理事会，陪代表团出席会议，当小翻译。我既高兴又紧张，紧张过于高兴，好在我的恩师马坚教授是团员，我感觉背后有靠山。
代表团临行前受到总理接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十分兴奋。总理德高望重，能亲眼见到总理真是幸运。总理见到郭沫若等知名文化宗教界人士，一一握手，和蔼可亲，不给人疏远的感觉。
代表团阵容庞大，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鲍尔汉、楚图南，秘书长是廖承志和刘宁一。总理讲了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重要意义，是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一次非官方会议，要本着求同存异和充分协商的精神，谦虚谨慎，尊重东道国和发起国，自己不居于突出地位。
随后，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强调，重要问题一定要请示郭老，要尊重郭老的意见，还强调做好安全保卫工作，提高警惕性。
代表团成员大多是社会名流、文化艺术宗教界知名人士，有郑森禹、吴晗、谢冰心、张瑞芳、达浦生、包尔汗等人。英语翻译是资中筠女士，法语翻译是齐宗华女士。
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
大会在开罗举行。当时的埃及刚刚收复苏伊士运河，反帝反殖情绪高涨。在开罗街头，当地老百姓看到中国代表团，热情打招呼，人群中喊出：“周恩来！周恩来！”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1981年10月6日），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的杰出政治家，埃及前总统（1970-1981在任），1964年至1966年和1969年至1970年任副总统。
大会主席是当时的埃及副总统萨达特。萨达特致开幕词，我作同声传译，代表团成员每人配备一个耳机。后来讲到正题，我有的听不懂，大家等我翻译，我呆傻地坐在那里，好像坐在热锅上，一直冒汗，断断续续总算翻译到最后，估计最多翻了三分之二。当时我难过得抬不起头来，好在大家对我这个毛头小子十分宽容。
1957年，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会后在金字塔前留影。
晚饭后，郭老去尼罗河边散步，我被派上用场了，要求我走在郭老前十步左右，前后左右观望有无坏人袭击郭老。想起周总理的嘱咐，我感到这任务不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总算没出事，回到旅馆。
一天会后，晚上马坚教授要我陪他去逛旧书摊，我去了，还买了一本《天方夜谭》，是老版，值得珍藏。街上有人卖土耳其带黑穗的紫红色圆绒帽，我好奇买了一顶作纪念，回到旅馆拆开，帽子上几乎都是虫子咬的洞，上当了。
事后代表团秘书长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请假就出去，这是外事纪律，下不为例。我第一次听到“外事纪律”这个词，心说我又不是外交官。
02
听不懂当地土话
我在校学的是阿拉伯官方语言，22个阿拉伯国家都能用，但各国有各国土话。
例如，在机场入关办理手续，海关人员要借用我的钢笔，用的是土语“艾来姆”，他指着我西服里面的衬衫口袋。官方话“艾来姆”是疼的意思。我说“我心脏不疼呀！”，傻傻地站在那儿。于是，人家干脆从我口袋里拿出了笔。
这一次，我陪同谢冰心、张瑞芳和张友渔坐上一辆马车游览尼罗河大道。华灯初上，夜色美丽。张瑞芳说：“马车可以出发了。”我对车夫说“走！”，用的是阿拉伯文祈使句，说了几次，车夫就是不动。张瑞芳急了，用手往前挥动一下，车动了，她说：“你这阿拉伯语怎么学的？连车走都不会说。”谢冰心打圆场说：“阿语太难学了。”
大马士革清真寺，坐落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首都大马士革旧城中央，建于公元705年倭马亚朝时期，故又有倭马亚清真寺和伍麦叶清真寺之称。该清真寺是伊斯兰世界的经典建筑之一，也是世界清真寺的建筑范本。
会后，我陪同吴晗教授去黎巴嫩和叙利亚访问，在大马士革参观著名的奥玛亚大清真寺。当地陪同介绍道：“这座清真寺‘太野蛮了’。”我听了觉得没法翻。吴晗追问，我不得不说：“他说的是叙利亚土语，意思是太野蛮了。”吴晗说：“你翻成‘绝了’不就成了！”
03
没有奠边府战役就没有摩洛哥的独立
1963年12月13日至2月5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团访问非洲十一国，首次提出中国和阿拉伯及非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在到访摩洛哥时，国王哈桑二世会见总理，请总理下榻王宫，和总理席地而坐，品中国花茶，叙谈加强两国友好关系。
越南人民军攻占奠边府
哈桑国王对周总理说：“没有越南奠边府战役，就没有摩洛哥的独立。”这段历史指上世纪50年代初期，亚非反帝反殖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摩洛哥是法国的保护国，摩人民在国王父亲穆罕默德五世领导下，在里夫卡山区打游击争取国家独立。当时越南也在争取摆脱法殖民统治，法军在越南奠边府战役后势力大衰。而这场战役实际上是由中国的韦国清将军在担架上指挥的，因为韦将军患有严重胃病。”
总理听到这段话后很高兴。事后，总理说：“谁说哈桑二世是纨绔子弟，人家有国际战略眼光，把摩洛哥放在国际形势中看。”
04
坚持去加纳访问
继摩洛哥访问后，下一站是加纳（当时叫黄金海岸）。加纳刚刚发生未遂政变，国内秩序混乱，形势危险。代表团劝总理不要去了，总理说：“恩克鲁马总统是中国的老朋友，帮助中国同不少非洲国家建交，要去。”
周恩来总理与恩克鲁玛总统
总理的精神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总理说：“我们对非洲朋友是忠诚的，将心比心，非洲朋友对我们也是忠诚的，同中国交友最放心。我们说去一定要去，‘言必行，行必果’。”
由此联想到1955年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也是冒着巨大风险，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就是冲着总理去的，幸好缅甸总理临时约他去缅甸访问，逃过了一劫。总理的后人回忆说，那次总理去印尼开万隆会议，是做了回不来的准备。
05
访问苏丹
周总理和陈老总住在尼罗河边的共和国宫，当时是总督府，镇压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英国人戈登将军，就是在这里被苏丹马赫迪起义军刺死的。
马赫迪起义刺死戈登
奥图曼博物馆里陈设有慈禧太后奖给戈登的黄马褂。当时我是联络员，住在宫里，三天三夜只睡了8个小时，成元功卫士长时不时地叫醒我。我同参赞去外交部谈事当翻译，竟然睡着了，被推醒不知翻什么。
总理同苏丹元首阿布德中将会谈时，为尊重对方讲阿拉伯语，要我当翻译。我毫无思想准备，紧张极了，硬着头皮上。
阿布德中将讲阿拉伯官方语言，我能听懂，但当他激动时语速加快，又夹杂着当地土语，我就蒙了。这时，冀朝铸同志坐过来，用英文翻译，帮我解了围。我羞愧难忍，心中很不是滋味。
国宴时，阿布德中将和总理讲话都有稿子，我“照本宣科”。回想会谈时没有完成任务，很是不安，但又很兴奋，因为给总理当过翻译了。
时间过了是夜零时，共和国宫二楼一间房屋尚未熄灯，那是总理的卧室。总理离开北京近20天了，旅途劳顿，每天会谈参观，夜间仍阅读文件思考工作。
凌晨4点，天蒙蒙亮，我们看见总理已站在屋外走廊，面向尼罗河，身披中山装，活动手臂，在做晨练。警卫立即走向前，说叫醒陈老总吧，总理立即阻止，并轻声说：“让他多睡会儿吧，他血压高。”总理也只睡了不到4个小时，这一幕生动感人，令我永生难忘。
1964年1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苏丹期间，在参观著名棉区吉齐拉时接受儿童献花。
总理在非洲享有崇高声望。上世纪60年代，屈武老先生率上海杂技团到苏丹访问演出，杂技团逛商业街时，街上群众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在亚非人民心目中，总理就是新中国，总理的形象就是新中国的形象。
苏丹天气热，使馆熬了绿豆汤给代表团解暑。总理和陈老总的衣服拿回使馆洗。他们的内衣已经穿得很旧了，陈老总的文化衫上有洞。我们的领导人出访还穿破了洞的衣服。
06
“文革”期间总理到处降温
造反派在位于正义路的国际饭店开会，批斗陈老总。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低头站在台上右侧，陈老总坐在台上桌子后面，在周总理旁边。造反派高喊口号：“陈毅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二楼前沿挂出红色大字横幅“打倒陈毅”等口号。
毛主席有指示，对陈老总要“一批二斗”，造反派抓住“斗”字，一斗再斗。忽然有几个造反派冲上台，要把陈老总带走。警卫护住，双方对峙，后来从后门把陈老总送走了。周总理当时大声说：“谁把陈老总押走，我躺在大门口，从我身上过去！”
总理在部里对群众一再强调，要讲政策，不能乱批。此前，陈老总在部里大会对群众说：“我要贴张口头大字报，党内路线斗争要死人的。”
当初在延安搞运动，有人就在井边转悠，想投井自尽。当时有位领导干部煽动群众造反，有人递条子，要他不要火上浇油，安抚群众，他根本不理，这人同江青关系不一般。有的老干部心知肚明，外交部的斗争目的就是要把陈毅打倒，把周总理打倒，实现造反派在外交部夺权的野心。
司级干部和六位处级干部贴出“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的“九十一人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签字的几乎包括了所有司级干部（都是从建国初期到五六十年代外交部高层骨干）。还有一张大字报是支持造反派的，有22人签字，我们叫“二十二中将”。
07
十里长街泪别周总理
总理累坏了，1975年得了膀胱癌，住在北京医院做了多次手术，人瘦多了，还在人大会议上讲话。总理站着讲话，委员长朱德同志从座位上站起来听总理讲话，一直站着不坐下，对总理表示尊重。在医院里，总理还接见了罗马尼亚朋友。
1975年9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据说，总理在临终前，叶剑英元帅交代医生和护士，给了一张白纸，争取总理留下遗言。总理没说什么，只是对罗长青同志说了一句：“别忘了老朋友张学良。”当时康生生病住院，要求见总理，被总理拒绝了。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周总理葬礼在北京医院举行。邓小平副总理致悼词。总理火化后遵其遗嘱，由邓颖超同志将部分骨灰撒在天津海河，其余撒在大海。
首都百万群众泪洒十里长街，极其沉痛地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安放周总理遗体的灵车通过天安门。
周总理灵车在长安街慢慢行进，街两旁站满群众，群众落泪，有的人跪在地上送别总理，场面十分感人，可以说世上少有。
当时我在摩洛哥使馆工作。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到摩洛哥，当夜，哈桑二世的弟弟阿卜杜拉亲王来敲使馆大门，说：“我来吊唁周恩来总理，一位伟人去世了。”
我们这一代外交官是周总理一手培养的，是在总理的谆谆教导和言传身教下成长的。总理告诉我们，外交干部是文装解放军，外交干部要牢记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还说，外事无小事，一次活动、一次握手、一顿饭都有它的意义。
从建国初期到总理去世，他留给后人太多的宝贵财富，从外事方针政策、外交艺术，到培养干部的原则，都留下了他的话、他的榜样——丰富的周恩来外交法典。
【作者：郑达庸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凤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