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忒克·端方，满洲正白旗人。端方的曾祖父是和硕郑亲王乌尔恭阿，父亲（过继）为同治帝师桂清。虽然出身显贵，但端方并未成为纨绔，从小勤奋好学并于光绪八年中举人。
此后因嗣父和生父母相继离世，端方一直居家守制。直到光绪十五年，28岁的端方才正式出仕获户部员外郎（候补）一职。虽然一直没有升迁机会，但因工作勤勉、能吃苦获得不少大员的赏识。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在翁同龢和刚毅的保荐下，端方获光绪召见并得到皇帝青睐。很快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督办，成为维新要员。然而好景不长，戊戌政变后，端方不仅被革职还成了守旧派的眼中钉。
面对险境，端方展示了其圆滑的一面。他一面通过刚毅向外解释，自己参与新政只是为了探听乱党的消息，一面献《劝善歌》颂扬朝廷。很快端方就获取慈禧谅解，被外调陕西出任按察使。
其后八国联军入京、帝后西逃，已升任（署理）陕西巡抚的端方又意外获取“护驾之功”，其后累迁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迅速崛起成为朝堂新星。
成为封疆大吏后，曾向守旧派低头的端方，也借着“庚子国变”后朝廷被迫革新的机会，恢复了自己的维新本色。和很多温和的维新派一样，端方认为大清变革的重点在于教育，系统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并改变自身的传统思维。
在湖北巡抚任上，端方兴办了六十余所新式学堂，并向外派遣大批留学生。为了打消当时人们视西方诸国为火坑的认知，端方把自己的儿子派遣到美国留学。调湖南巡抚后，端方在半年内就新建了八十多所小学堂。
此后调任江苏巡抚的端方不仅办起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近代高等学府。还变革了江苏官场的一项陋规，将各州县孝敬新任巡抚的“红包”，改为资助留学生出国的专款。
在推广新式教育期间，端方创下了十几个“国内第一”。
例如创立第一所现代幼儿园（湖北幼稚园）、最早的现代省级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国内最早的几个省级图书馆都是他创建的）、筹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览会、第一个引进肉类卫生检疫 ……
而他最惊世骇俗的举措是，派遣了二十多个女生前往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抛头露面就无耻的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某种程度上，端方也算得上第一代倡导女权的人。
因其对于维新变革的积极态度，和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的出色政绩，端方在朝野的声望一时达到了人生顶点。光绪三十一年，端方被召回京师，委任为闽浙总督。未及上任又被朝廷委以重任 – 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出行前慈禧特意召见了端方，询问他对于新政以及立宪的看法。这也就有了那段著名的对话：
孝钦（慈禧）知其为戊戌党，因问曰：“新政皆已举行，当无复有未办者。”
（端方）对曰：“尚未立宪”。
孝钦素闻立宪为民主义，遽变色曰：“立宪如何？”
曰：“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
孝钦晒曰：“吾今乃闻天子亦有世袭罔替之目。”
《坚冰志》魏元旷
虽然慈禧当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和表态，但不少人认为这是慈禧最终同意“立宪”的重要原因之一。
考察回国后，端方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朝廷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快制定宪法。同时端方总结自己的考察所得编撰了《欧美政治要义》，此书也被视为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
光绪三十四年，光绪、慈禧相继离世。摄政王载沣为了独控朝政，开始清洗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一系。而他相中的替代袁世凯的人选就是端方，于是同年袁世凯因“足疾”辞官归乡，而端方则到达了仕途的顶点，出任“第一封疆”直隶总督。
虽然端方的出身、声望、才干等让他能够胜任新的职务，但其在“谨言慎行”方面的欠缺，导致他迅速从暗流涌动的中枢败退出来。
宣统元年，在参与光绪和慈禧葬礼的过程中。为了方便组织并给后世留下资料，端方应用了最新科技，在陵区架设电话线并安排两名摄影师拍摄记录下葬过程。结果遭受御史李国杰（李鸿章的孙子）的猛烈攻击：
梓宫奉安之时，为臣子者抢天呼地，攀号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惟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 有悖人臣之道 ……
来自伦理至高点的攻击，虽然让端方一时非常狼狈，但还不至于不能应付。然后另一个人借这个机会踩上一脚，就让他彻底万劫不复了。
载沣在提拔端方后，很快就发现端方并不愿意唯其马首是瞻，一上任就屡屡上折提出各种革新建议，有些就是冲他的权力来的，例如催促立宪成立责任内阁。而且载沣发现，端方跟袁世凯关系非常很密切，甚至可以说是盟友。
为了“补救”自己的政治短视，载沣借这个机会将端方直接赶出了朝堂。
宣统三年，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准备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如何处理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朝廷的“有心人”又想到了端方。当年五月十八日，端方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
在赴任前端方专程拜访了袁世凯，一是结亲（端方女儿嫁于袁克权，袁的次女许给了端方侄子），一是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袁世凯预见了回收路权的凶险，并告诫端方“近闻湘人颇有风潮，大节似宜先驻汉阳，分投委员勘查，步步经营”。
虽然端方听从了袁世凯的建议，对待“保路派”温和行事并尽量求同存异，但架不住同僚和朝廷的“坑害”。
注：保路运动并不仅仅是朝廷和投资商民之间的冲突，各地之间也矛盾重重。例如川汉铁路，其中施工最困难的三峡地区（可能导致预算超标），行政上大多属于湖北。四川认为自己的钱不能花在湖北身上，应当先修重庆到成都这一段，而湖北则反之。因争执，材料到位也无法开工。
首先朝廷完全不愿意听取并考量各地的变更建议，强令端方必须依照原定修筑计划（朝廷不想因变更线路与贷款银行重新谈判）。其次四川总督赵尔丰也不愿意配合端方，他希望以强硬手段迅速解决问题，结果在四川激起了民变。
“成都血案”后，朝廷又不顾具体的形势，任命端方署理四川（赵尔丰被革职），并令其率兵入川镇压。
9月末，端方率军入川后并未直接使用武力。而是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发布告示，释放被捕人员，并承诺只要聚集的民众不武力抗拒、自行解散归家，官军绝不剿办。虽然端方缓和了四川的民怨，但是他却不能缓和自己军队的“怨气”。
军中的怨气可以说和端方无关，因为端方非常爱护麾下士兵。军饷粮食从不克扣拖欠，士兵生病了他都让弟弟端锦前去探视慰问。甚至个别士兵因病无法长途跋涉，他还雇轿抬行。
但是军中的怨气也可以说是因端方而生。随端方入川的是湖北新军（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深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对于满清和满人、旗人有着刻骨铭心的恨。在他们眼里端方这个高官，就是朝廷、满人、旗人的代表。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入四川后，军中的“反满”情绪更为高涨。士兵开始剪辫子并抗拒军令调遣，军中不少将官、幕僚、旗兵，见已无法约束士兵遂开始逃亡。这进一步恶化了军中的氛围，后在少数革命党的鼓动下，士兵们决定杀端方并返回武昌参加革命。
端方行次汉口，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
《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九》
据说端方遇害时曾问“我待你们不薄，何以如此”，士兵回答“待我等不薄纯属私情，今日排满乃是公义，不杀你端方便不是炎黄子孙”。端方这个清末难得的开明好官，就这么和端锦一起毫无意义的死于乱刀之中，并被枭首传回武昌。
与端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黎元洪。这位湖北新军的协统，武昌起义前在搜杀革命党人（一说他手刃三名革命党）；起义爆发之初他在弹压起义；后察觉不可为又试图逃跑，反正不愿意和起义产生什么关联。
就这么一个人，却被士兵强行推举为起义首领。之所以这样，汉族出身是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换成满人早就身首异处了。
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满汉关系在裹挟之下已经严重对立，无关对错、只看出身。幸运的是，国人很快就清醒并自我降温、维护各族和谐，才让新生的国家没有陷入法国大革命那种极端的狂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