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1年春季的一天，湖北安陆州，朱厚熜与母亲蒋氏坐在家中，开始了平凡的一天。

母子俩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天，将成为他们人生乃至整个大明王朝的转折点——朱厚熜要去北京当皇帝了。

紫禁城的龙椅，多少人为之进行了残酷的争斗，不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而，对于这位15岁的少年来说，一切，仿佛是命运之手轻轻放置于他面前的礼物……

那么，原来的大明皇帝去哪儿了呢？

先前，明朝一直由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统治，但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奇葩皇帝”，竟然在一次游江南的途中亲自驾船捕鱼，结果不慎跌入水中，被救上来后一病不起，最终离世。

朱厚照的驾崩，立即引发继承人问题的讨论，且相当棘手，因为朱厚照生前并未留下任何子嗣。

群臣经过商议，决定遵循《皇明祖训》（明太祖朱元璋制订的继承法），即“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原则，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只能晚辈继承长辈。

但朱厚照连亲弟弟也没有，因为他是父亲的独生子。这么排下来，只有他的堂弟，也就是兴献王的长子依序当立，此人正是后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熜。

就在朱厚熜准备登基的过程中，还未满15岁的他，就与群臣产生了冲突。

根据礼部制定的登基程序，朱厚熜应从东安门进入皇城，随后前往文华殿居住，并在那里等待官员们上呈劝进表，最终由皇太后选择吉日在奉天殿举行登基大典。

看似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安排，但在朱厚熜看来，这是让他当“太子”，是让他去给他堂哥朱厚照的父亲做“儿子”，因为“东安门→文华殿→奉天殿”是太子的登基流程。

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当朱厚熜走到正阳门前，他突然停住不走了。他告诉大臣们：自己不以太子礼来继皇帝位，因为他的继位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死子继”，他不会给别人做儿子。

双方由于意见不合，一直僵持不下。大臣们最终也拿朱厚熜无可奈何，毕竟大明不可无君，也不可能再将朱厚熜送回安陆。

最后，随着太后下令，朱厚熜名正言顺地从正阳门一路笔直前进，直接到奉天殿做了皇帝。

或许在我们看来，不论是从文华殿还是奉天殿登基，没有什么区别，更何况朱厚熜是“天上掉馅饼”一般地“捡”了大明皇帝。但这对于朱厚熜本人来说，是关乎名分的事情。

而也正是因为“名分”二字，为他与朝臣的关系投下了长久的阴影。

就在朱厚熜登基后的几天之内，他又一次与朝臣起了冲突，争论的焦点落在了对其父亲的尊号上。朱厚熜的父亲，是以前的藩王“兴献王”朱祐杬，已于两年前过世。

朱厚熜让礼部来商议此事，要求尊号不仅要符合礼制，更要能让其母亲蒋氏，这位即将入京的太后，感到荣耀。

礼部在请示内阁首辅兼首席大学士杨廷和后，提议：

首先，让朱厚熜称其伯父，即“弘治皇帝”朱祐樘，为“皇考”（“皇父”之意）。

接着，让朱厚熜称其生父朱祐杬为“皇叔父”，称其生母蒋氏为“皇叔母”。

最后，为了保兴献王的血脉不断，建议把另一位藩王之子过继为兴献王之子，以维护其家族延续。

由以上三条不难发现，原来，这两次君臣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弘治皇帝的血脉问题。

因为弘治皇帝仅有朱厚照一子，朱厚照之死，让弘治断了血脉。因此，在大臣们看来，朱厚熜如果继承了皇位，则必须继承弘治皇帝的血脉。

然而，朱厚熜这位只有15岁的小皇帝，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强硬，他绝不以皇太子的名义继位，言下之意，绝不认别人做父亲。

这一态度，再次将他与朝臣间的关系推至对立面，从而引发了一场历时多年的大争论。

这场争论，甚至可以说是嘉靖朝第一大政治争端，被后人称为——“大礼议”。

毫无疑问，朱厚熜最大的敌人，是内阁首辅杨廷和，但此时的朱厚熜也是一筹莫展，毕竟杨廷和位高权重，在整个国家拥有极高的影响力。

恰巧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张璁的新科进士出现了，他先后递上《辨礼疏》和《大礼或问》的奏疏，以“大孝”的名义，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杨廷和等人。

这令杨廷和猝不及防，但碍于脸面，他依然没有让步。

这时候，又一位关键人物出现，她便是朱厚熜的母亲蒋氏。此时的她，已经来到北京的东大门通州。

蒋氏都要准备风风光光地来做太后了，却听闻儿子以后要叫自己“叔母”，其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而蒋氏的性格，偏偏又跟朱厚熜很像，都属于是有主见、有个性且态度强硬的那一类人。

于是，随着张璁辩礼、母子施压，再加上朱厚熜在张太后（弘治皇帝的妻子）面前以不做皇帝而威胁，使得杨廷和终于让步了。

最终，杨廷和与朱厚熜各退一步，达成妥协——朱厚熜改称他的生父为“本生兴献帝”，称生母为“本生兴献后”。

所谓“本生”，即“亲生”之意，且朱厚熜的父母也从此由“王”、“王妃”提升为“帝”、“后”。

但需要注意的是：朱厚熜仍然得称弘治皇帝为“皇考”（皇父），称弘治皇帝的皇后张氏为“太后”。

尊号问题就这样得以解决，画上了句号。

然而，谁曾想，看似的平静，只不过是暂时掩盖了更深层的裂痕。

三年之后，随着内阁首辅杨廷和的退休，朱厚熜彻底暴露其丑陋的本性——出尔反尔、不守诚信、小肚鸡肠。

就在嘉靖三年七月的一天，朱厚熜宣布：今后，无论是谕旨、报告，还是文献，自己全部改称生父为“皇考献皇帝”，称生母为“圣母皇太后”，称弘治皇帝为“皇伯父”，称张太后为“皇伯母”。

此言一出，朝堂哗然，文官们以为尘埃落定的事情被皇帝翻了出来，他们认为皇帝这是在胡闹。

尽管反对声遍布，但朱厚熜毫不在意。

随后，事态变得越发严峻。

在一些激进派官员的带领下，竟有二百多位官员一同跪在了左顺门前，从清晨一直跪到正午，只希望皇帝能够倾听他们的意见。

但这并没有触动朱厚熜的心弦，反而彻底激怒了他。他下令锦衣卫出动，将这些跪地的官员全部拘捕，并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进行严厉的惩罚。

有的被停发俸禄，有的被处以廷杖，更有十几位官员被活活打死，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左顺门事件”。

左顺门事件不仅体现出朱厚熜出尔反尔、为人不诚的本性，更映射出当时大明王朝的政治正逐步走向专制。

朱厚熜身为晚辈，对张太后（弘治皇帝之妻）和夏皇后（正德皇帝朱厚照之妻）从未有过尊敬之心。

要知道，朱厚照死后，是张太后与杨廷和的共同爱戴，才使朱厚熜这位藩王得以继承大统，但朱厚熜对此毫无感激，取而代之的，是不断的削弱和打压。

除了在“大礼议”中将张太后降为“皇伯母”，朱厚熜更是想方设法地不以礼待之，试图贬低其地位。

比如嘉靖十二年八月，紫禁城传来喜讯，朱厚熜迎来了他的长子，文武百官纷纷上疏称贺，张太后照例也请“入贺”，但朱厚熜竟拒而不见。

身为当朝太后，连面见皇帝都成了一种奢求，足以可见朱厚熜对张太后是何等的冷漠。

而等到张太后去世后，朱厚熜也只是走形式地服丧一天（按规矩应服丧十三日）。

至于夏皇后离世后，朱厚熜则干脆说无服，还在丧期内让官员们身着吉服为他的妃子庆寿。

可以看出，张太后和夏皇后在朱厚熜心中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废后”，但实际上，她们可是名正言顺的太后和皇后呐！

在经历左顺门事件过后，朱厚熜并不满足于父亲尊号上的确立，他希望父亲的牌位可以升入太庙（明朝历代皇帝的宗庙）。

为此，朱厚熜竟将祖先朱棣的庙号由“太宗”改为“成祖”。

我们知道，只有开创一个朝代的皇帝才有资格成为“祖”，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但朱棣显然不属其中，相反，他是通过靖难一役从自家兄弟手中抢来的皇位。

而朱厚熜将朱棣改为“成祖”的行为，想必是宣示朱棣皇位的合理性，就如同他接替堂哥当皇帝一样合理。

与此同时，朱厚熜再将其父亲追尊为“睿宗”，将其牌位列入太庙之中，且排序还高于正德皇帝。

生前从未当过皇帝的藩王朱祐杬，就这样在死后与大明各位帝王并列，实乃荒唐。

而到了此刻，朱厚熜终于心满意足，“大礼议”这才画上了一个真正的句号。

我们也不由得感叹，身为朱家子孙，朱厚熜不论是对自家长辈，还是列祖列宗，真是毫无敬畏之心。

朱厚熜的原配皇后，乃是大名府陈万言之女陈氏。

在朱厚熜刚登基那年，他与陈氏成婚。但要注意的是，这位陈氏，是张太后的心意人选，并非朱厚熜的心意人选。

前面说过，在朱厚熜刚当上皇帝那会儿，君臣之间在父母名分问题上相持不下，而此时杨廷和还未让步，这就意味着朱厚熜母亲的地位低于张太后，所以，一切都要听张太后的。

皇室婚姻，鲜有爱情可言，加之朱厚熜对张太后并无好感，使得朱厚熜对陈皇后更趋厌恶。

七年之后的一件事，更是彻底宣告两人关系的终结。

嘉靖七年九月的一天，朱厚熜与陈皇后在宫中闲话，此时，方妃、张妃前来奉茶。二妃白皙的小手吸引了朱厚熜的注意，他便拉过来抚摸。

见眼前一幕，陈皇后顿时妒意激发，放下手中茶杯就要离开。

朱厚熜向来为人专横，不容妻子微词，便对其勃然大怒。此怒非同小可，竟让怀有身孕的陈皇后吓得坠了胎。

更糟糕的是，没过几天，陈皇后便离开了人世。

在陈皇后临终前，朱厚熜以不许外戚窥伺朝政为由，拒绝陈皇后见父母最后一面，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显然是朱厚熜故意找的借口。

朱厚熜与陈皇后，七年夫妻，竟到如此地步。而朱厚熜面对自己妻子的奄奄一息，更是毫不怜悯，在其死后也只是对其草草埋葬，令人不禁唏嘘。

朱厚熜的这种冷漠与自我，并不仅限于妻子和长辈，事实上，他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同样缺乏父爱，未能承担起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

当14岁的长子朱载壡英年早逝时，朱厚熜拒绝为其服丧，表示辍朝十日即可。要知道，以前明宪宗的长子三岁早夭时，宪宗都为儿子服丧七日（按理三岁早夭不必服丧）。

随后的事件，更是显露了朱厚熜的冷酷。当太子喜获子嗣，前来贺喜的官员被他斥责并免去职位。再后来，又有一位建议太子出阁读书的大臣，遭贬谪至遥远的云南。

太子不幸离世后，朱厚熜还剩下裕王和景王两位儿子。他却故意不立新太子，明显是在促使两兄弟之间的争斗。

待到景王去世，朱厚熜更是毫无悲伤之情，反而嘲讽道：“这小子原本就想争太子，今天终于死了！”

细究朱厚熜过去的诸多行为，我们不禁发出疑问：朱厚熜，你究竟是人还是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