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亿美元的身家，网罗各界的人脉网，这是郭台铭最大的资本。

虽然已经年过70，到了该安享晚年的时候，但郭台铭却一直有所执念，那就是入政。为此，他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屡次在公开场合宣称：

“不求什么，只求历史上有自己小小的地位。”

和那些冠冕堂皇的岛内同僚不同，郭台铭比较实在，别人都说入政是想为民众谋福，他只说自己名字中的“铭”字一半为“金”，一半为“名”，自己一生就是追名逐利，只要能身居高位，民众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叫各取所需。

但作为商人，郭台铭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习惯了高高在上，个人风格太强势，不会打亲民牌。资本家和大富豪的特殊身份，更是注定他不可能成为庶民的代言人。

而随着2024年大选将近，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郭台铭，不仅没给自己赚到多少民众好感度，反而再次诠释了什么叫做言多必失。

5月2日在高雄，他喊话韩国瑜：

“我一直很遗憾，在4年前选举中，我及我的团队对韩国瑜的言词有所得罪，我至今仍耿耿于怀，借此机会郑重跟韩国瑜致歉。”

此话一出，立时引起轩然大波。

谈起参选，2020年郭台铭就已经报名试水过一次，但结局却是异常狼狈。为了赚取选票，他将作为竞争对手的韩国瑜贬的一无是处，连“只会用嘴喊发大财”、“已经失去理智”这些不太入流的形容都用上了。

而当韩国瑜在初选中胜出后，郭台铭更是直接“掀桌”。这一出闹剧，不仅让郭台铭沦为笑料，更是直接导致腹背受敌的韩国瑜在“决赛”中不可避免的落败。

当年为了参选，完全不顾情谊，一定要争得面红耳赤。时至今日，又是为了参选，搞起了隔空喊话道歉的戏码。这着实将商人唯利是图，满口人情世故的油滑体现得淋漓尽致，自然又要败掉一些民众好感度。

这还不够，很快在涉及台积电的问题上，郭台铭又是大讲“实话”，扔出一句：

“10个人物9个骗，1个还在训练，我就是那第10个，还在训练，这不干我的事。”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在某些问题上，大家都在骗，我了解实情，但是不想说。这是把自己摘出来，却把同僚放在火上烤，台积电的话谁敢接，谁就是那个骗子。

对于郭台铭来说，他不怕得罪任何人，大不了像对待韩国瑜那样，骂完了再道歉，反正大家都拥有共同的利益点。作为商人，郭台铭信仰的就是用利益征服大多数人。

正是基于这个理念，为了体现自己独有的价值，郭台铭在5月初放下狠话：

“我备战，我要尊严的和平。为什么我要做机器人？我的机器人3年内做起来，对方上来8万个兵，我上8万个机器人，去跟他对打。”

说完，他还自认幽默地补充了一句：

“死道友不死贫道。”

从字面上看，郭台铭这番话似乎很天真，也不怪有岛内名嘴讽刺他这是在自导自演《钢铁侠》。但论根本，郭台铭在这个敏感时期，抛出愿意出钱出科技去备战的言论，又到底是何居心？

马英九前番来大陆祭祖，本意就是呼吁和平共处，愿两岸同胞“和平奋斗 振兴中华”。而随着海峡局势越发紧张，郭台铭却又在自己人身后玩计谋，大谈什么有尊严的和平。

“尊严”靠的是两岸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绝非仅凭着那些等同于活靶子的机器人士兵。这些道理郭台铭不懂吗？他比谁都明白，但在这个人身上，就有着截然相反的两面。

郭台铭虽生于台北，却不忘自己祖籍山西晋城，一直有着认祖归宗的执念。郭氏一族并非名门望族，但体系庞大，并有脉络清晰的20世家谱，尊唐朝名将郭子仪为先祖。

郭台铭白手起家，进过工厂，当过业务员，24岁靠着身上仅有的10万新台币创业，从底层打工仔一直到首富。他的成功离不开个人努力、时代机遇，以及身为富家千金的原配夫人林淑如，但唯独没有依靠过来自家族的支持。

但在成名后，郭台铭几度回到大陆省亲，称自己是山西人，是名副其实的“晋商”，不仅慷慨出资为故乡修桥建路，还把富士康的工业园设在了晋城老家。与祖国互惠互利，支援故乡建设，正因为有这些“不忘本”的举动，让郭台铭为自己赚来了“爱国商人”的美名。

然而近些年随着身份发生改变，郭台铭却变了一副面孔，甚至一度放言：

“富士康在内地建厂，是给他们赏饭吃！”

果然，依旧是同样的套路。为了利益，郭台铭可以是山西人，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地方的人。

出身于社会底层，小时候一家6口住在一座庙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是父亲的微薄工资。而作为移民，更是免不了受到土著小孩的欺负。创业、四处借钱、求人、低声下气、阿谀奉承，直至成为人上人。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郭台铭成为了最为典型的商人：不讲情怀，也没有立场，只唯利是图。

但随着身份、地位和野心的日渐高涨，郭台铭也应该要明白水能覆舟的道理。毕竟当年的李亨利，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李亨利何许人也？

在他身上，曾有很多光辉的标签：海外华侨、爱国商人、知名企业家。但到最后，这些伪装都被揭下，只剩两个字—汉奸。

李亨利原本不叫这个看似“洋气”的名字，他原名李沪祥，出生于上海，因为心思活络，善于变通，在选择经商后，很快便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攫取了第一桶金。后来又选择加入伯利兹（中美洲小国）籍，从此以华侨身份示人。

因为常年在国内做生意，高调的李亨利，张口闭口就是爱国两字。对待员工他也非常慷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挑选几十个表现好的员工，带着他们出国旅游。

从外在表现看，李亨利称得上是一个优秀且有情怀的企业家。

但直至2013年、2019年，港地屡次出现非常事件，而这些预谋的幕后黑手之一，正是李亨利。

爱国商人？李亨利靠着祖国提供的机遇取得成功，心中其实却无半点感恩之心，在私下里，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只要是对这个国家不利的事情，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

为什么他会如此看待自己的祖国？其实从一开始，李亨利就不是什么正经商人，加入外籍只是为了给企业避税，这足以看出在他心里利益大于一切。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产业越做越大，李亨利开始并不满足于细水长流的企业模式，反而看中了来钱更快的弯路。两次被人举报，两次蹲了大狱，这让李亨利心生不满。

在李亨利心中，他所向往的生活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为了接近这种生活，他不仅利用工作之便，频繁参加各种境外活动，伺机搭识其中的头面人物，还通过所谓的“员工旅游”，让自己员工同样参与其中。

甚至参加完活动后，还必须要求每人撰写一份心得体会。凡是没有达到他要求和标准的员工，轻则受到无端谩骂，重则直接扫地出门。

这还不够，渐渐地，李亨利开始不满足于小打小闹。2009年，在牵线搭桥之下，他结识了一批“港籍人士”。在此后长达十年左右时间里，单李亨利向对方捐助的各类资金就达数十万美元。

除了出资之外，李亨利还竭尽所能地出力，通过各种途径亲身参与其中。

从爱国商人到汉奸，李亨利通过金钱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成为境外势力手下的得力干将，也得到了众多“奖励”的许诺，只是这些他都无福消受。2019年11月，李亨利落网，等待他的则是11年的牢狱之灾。

欲望，既是商人成功的助推器，也是令一些人万劫不复的毒药。李亨利享受暗地里出谋划策、搅动乾坤的快感，煞费苦心地为境外的主子们出资出力，而结局却是人财两空。

谁会救他？那些许诺过他利益的主子？还是曾经称兄道弟的同伙？这些人巴不得李亨利能够永远地闭上嘴巴。一个劣迹斑斑的汉奸商人，只会给自己遭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声讨。

论本质，郭台铭和李亨利并不一样。郭台铭至少身世清白，一心从政也是为了满足自己追求虚名的愿望。但是既然郭台铭作为移民，童年时感受过任人欺凌的无奈，功成名就后也挂念着大陆的家乡和亲族，就应该坚持和平的初心，万不该说出“研制机器人上战场”的话。

要名，青史留名是名，遗臭万年也是名。如果说李亨利是反面典型，那曾经的霍英东，就是郭台铭最好的榜样。

霍英东祖籍广东番禺，1923年出生于港地，早年因为战乱辍学，先后当过船上的烧煤工、糖厂的学徒、修建机场的苦力，开过小杂货店。1948年远赴东沙岛，至此开启创业生涯。他前半生的经历，其实和郭台铭十分相似。

但同样是面对动荡的局势，面对欧美的封锁，霍英东心中却只有祖国。

抗美援朝时期，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更是动用武力“缉私”。别人明哲保身唯恐不及，只有霍英东甘冒风险在香港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大量急需物资，为志愿军提供保障。

改革开放后，作为在港企业家，霍英东又最早着手筹划到内地投资。番禺大石大桥、广州南沙海滨新城、累积7.6亿港元的教育捐赠、10多亿港元的体育捐赠，每个时期，每个领域，甚至是不求回报。

正是基于这种特殊贡献，1964年毛主席亲自署名请柬，邀请霍英东参加建国15周年阅兵。但因为当时英方阻挠，所以全部行程都是绝对保密。

1984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开门红，霍英东再次被邀请参加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而这次他再也不用做任何保密工作了，并作为特邀嘉宾隆重登场。

1999年，霍英东第3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建国50周年阅兵。

3次阅兵，3重身份，跨越了整整35年，也见证和参与了祖国逐步强盛的35年。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在特殊关照下，先生遗体被专机护送返港，并在其灵柩上面覆盖国旗。

红旗加身，这是国葬，更是港地史上最高规格的葬礼。在官方发表的悼文中，更是用上了这样6个字：

“最亲密的朋友”。

种种礼遇，不仅是作为一名商人的至高荣誉，更是作为国家功勋的至高荣誉。万世传颂，流芳千古的美名，这些不也正是郭台铭最想实现的人生夙愿吗？

摆在郭台铭的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结局也并不模糊。是步李亨利后尘，还是成为第二个霍英东，就看他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