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3日，解放军开国中将韦杰病逝。这位原志愿军60军军长在弥留之际说：“我认为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80师失利，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在病逝前一年，韦杰中将刚刚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在这本《韦杰回忆录》中，韦杰本着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总结了关于60军180师失利的7点原因，其中“外部原因”占了5条，“自身原因”只占2条。这便是韦杰认为“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的原因。

先说5个“客观原因”：

第一，他认为第五次战役作战动机是好的，是想多消灭一些敌人，多占一些地区，以利于和谈。但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此战的战役目标和战役任务都超过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只看到了敌人表面上的败退，未能识破敌人避我锋芒，诱我深入的阴谋。口张得过大了，纵深拉长了，导致了兵力和火力的分散。

第二，通讯联络没有保障，导致兵团和各军、各军与各师之间经常失去联系，很多重要的电报无法有效传达。战场上，情报的上传下达是无比重要的，这方面的不足对整个战役都起到了非常消极的作用。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军经常遭到空袭，但也有我军通信组织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各级指挥员对此不够重视，不善于多种通信手段并用。

第三，后勤保障能力差。在此次战役中，我军突出太原，远离后方，导致我军在后勤补给、伤员运送等方面都非常困难。当时我军只能保持7天的作战能力，七天结束后，我们的战士只能吃野菜、野草，有的战士是被饿死和毒死的。敌人对这个情况摸得很透，先是采取战术性后退，等到我方粮弹耗尽，他们再反扑。“这个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

第四，兵力部署分散，各作战单位几乎都没有预备队。战斗打响后，我军的进攻没有形成重点和拳头，而是一线平推，这样的结果就是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法补充，敌人一旦反扑，我军就转入被动。由于部队铺得太开，彼此之间无法互相支援。180师的失利，和缺乏友邻联系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五，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韦杰认为，第五次战役在组织指挥上存在问题，当时我们没有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彼此只能各自为战，无法形成有效的协同。在大兵团作战中，友邻协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韦杰指出：在180师遭遇敌人进攻的时候，友邻部队事先未及时通报，突然向后撤去，使得180师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大不利局面。

再说2个“主观原因”：

第六，我军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装备的敌人，阻击阵地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而180师由于缺乏经验，在此战中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选择了在北汉江以南背水拒敌，在地形选择上非常不利，而且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要塞、制高点，使得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

第七，韦杰认为：“180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这也是180师失利的一个原因。韦杰写道：该师“主要负责干部政治上动摇，惊慌失措，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未能果断地、沉着地指挥部队，因而使全师遭到重大损失。”

韦杰同时指出：“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表现出了奋战到底，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以上就是韦杰将军晚年对180师失利的深刻反思。在他和其他几位指挥官看来，180师的失利，主要是外部原因，但其自身的原因也是存在的。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180师的失利是无法避免的，但如果180师能避免一些错误，这个损失是可以尽量减少的。

战役结束后，180师师长郑其贵被撤销职务，后被降职为第三兵团军务处副处长，1952年评级时，他被降两级评委准师级。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180师副师长段龙章，同样被免去副师长职务，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

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成功地带着师机关的勤杂、后勤及伤员共1000多人撤退，安全回到了大部队。他因此成了180师唯一一位没有受到处分的师级干部。后来志愿军司令部决定重建180师，王振邦担任了副师长，并在夏季反攻和金城战役中取得胜利，为180师洗刷前耻。

180师的三个团长，两人成功突围，一人在突围中牺牲。其中，539团政委韩启明在突围过程中身负重伤，为了不连累战友，他悲壮地选择了拔枪自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180师主要负责干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们在政治上发生了动摇，即韦杰所说的“惊慌失措，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二是他们在军事上犯了错误，在180师被围困之后，他们下令部队分散分散突围，如果集中突围，损失应该是可以减少的。比如当时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就批评说：“谁叫你们搞分散突围，把一个师让敌人给消灭了，是罪人！郑其贵（注：180师师长），我要点你的名，你提出和决定分散突围的错误的。”

或者干脆有人就认为，180师的负责干部正是因为政治上发生了动摇，右倾怕死，这才导致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即“军事指挥不是主要原因，政治上动摇是基本原因。只要我们政治上顽强，不但完全可以出来，打得好还会取得胜利。”

显然，这种批评无论对180师的负责干部还是全体指战员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评价。当时带着突击队杀出重围的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180师当时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动摇，在军事指挥上也不能说犯了致命的错误。

胡景义说：“实际上，在28日拂晓前，集中突围的条件就没有了。27日夜，在敌人坦克、炮群、飞机的袭击下，我们的部队就是去了掌握。当时各机关实际已经处于分散无法指挥的状态，成了敌人炮击的目标。更主要的原因是饥饿，战士们走不动路，敌情和道路都不明，又没有部队接应，集中突围是无法做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郑其贵师长才决定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争取减少损失，摆脱被动，最大地保存现有力量。我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当时条件下的正确决策。”

即使在军事指挥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胡景义也坚决反对把这个问题的原因说成是“政治问题”，说成是因为政治上的软弱导致了军事上的失利，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军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在志愿军中，180师并不是一支头等主力部队。在志愿军60军，179师和180师，有“临汾旅”和“皮定均旅”这样的明星部队，而他们只是一支在抗战后组建，47年才编入野战军序列的部队，在这支部队中，新战士、学生兵和起义人员超过了半数。

从3月17日跨过鸭绿江，到5月28日在鹰峰被打散，整整73天。在突围中拼杀了10天并断粮3天，他们在能脱险的情况下，为了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移，付出了惨烈沉重的代价。180师始终无愧于他们军人的荣誉。壮哉，悲哉！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至少，不应该污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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