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日，第46届全日本高中歌牌锦标赛的团体比赛中，私立关东第一高中（东京）连续第二次获得冠军。资料图
某友嘱我替他翻译一首和歌，曰：天の原ふりさけ見れば春日なる三笠の山に出でし月かも；试译：仰望万里天，遥遥春日边，应是当年月，又出三笠山。
作者阿倍仲麻吕（698-770），中国名是朝衡（又作晁衡），公派留学大唐，而且出仕玄宗朝。赶上了盛世，不知是不是乐不思蜀，一住就是三十五年。终于要回国，友人饯行，他写下这首和歌，在场的人第一次听到日语吟咏吧。阿倍乘的船被暴风打回来，便遭逢安史之乱。接着在长安做官，老死异邦。
阿倍出生在大和国，现在的奈良县。旅游奈良，都会去奈良公园，看看游荡的鹿，那一带就是春日，有春日神社，遣唐使出发之际在这个神社祈祷一路平安。它的后方有三笠山。
这首歌收在《百人一首》里。正好不久前读了一本书，名为《百人一首——编纂展开的小宇宙》，田渊句美子著，2024年1月出版。作者认为：“《百人一首》这个选集被称作古典中的古典，关于其成书的论说汗牛充栋，但是很遗憾，其中没有根据的假说也不少。”我不过是普通的读者，只取一瓢饮，就依据此书说说《百人一首》。
岩波书店新书《百人一首——编纂展开的小宇宙》。
选集，英语的anthology，日本叫词华集，例如中国《诗经》、日本《万叶集》。优秀和歌的词华集叫秀歌撰，从历代歌人中取一百人，每人的和歌选一首，即“百人一首”，属于秀歌撰。奉天皇或太上皇的圣旨而编纂，叫敕撰集，私人编纂叫私撰集。“奉敕撰”是中国说法，日本引进后，“撰”多用纂集之意。天皇及其周围的朝臣对敕撰远远比中国皇帝热心。辞赋转繁（语见《隋书·经籍志》），905年编纂和歌第一部敕撰集《古今和歌集》，至1439年的《新续古今集》，持续五百年，共编纂二十一部，叫作“二十一代集”。敕撰集构成宫廷文化的中心，进而以宫廷文化为内核形成日本文化。
词华集是总集，不是别集。常说日本人具有团队精神，这不是战败后经济发展所驯养，而是自古炼成的。文艺评论家丸谷才一在《立懂日本文学史》一书中写道：“敕撰集的目的是造就基于感性、情感共有的共同体性格。例如四季歌一类教给国人对自然的感受模式，统一全国的季节感。如果把单纯的满足性欲变成恋爱是人类文化的基础，那么，天皇用敕撰集这种形式的教科书对恋歌的欣赏方式加以强制，由此规定了文化样式。”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什么是好诗，什么不是好诗，形成社会性含义，趣味同一，构成审美共同体。
丸谷认为文学的历史是诗的历史，而诗集是文学的代表性工具。过去日本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词华集之国，日本文学以词华集为中心，诗文化繁盛。但到了近代，文学变成个人主义的东西，宫廷文化几近灭绝，日本丧失了编纂共同体原理的词华集的文学能量。他乃至否定按权力更迭的政治史划分日本文学史阶段，主张用词华集分期。
敕撰和歌集编成后产生歌道，以对抗汉诗文之道。11世纪中叶各种道变成家业，世代相传，纳徒授艺，而且秘不外传，越来越绝对化、神秘化。藤原俊成和儿子定家以歌道在朝为官，君临歌坛，一家独大。俊成独自编纂敕撰集《千载和歌集》。后鸟羽天皇禅位，当了太上皇以后爱上和歌，敕命编纂《新古今和歌集》，定家为编者之一，又单独编纂《新敕撰和歌集》。当时贵族层流行词华集，定家长于编纂，或受人之托，或献呈、赠与，编纂了多种。这样的编纂要顾及对方的所好所需，看人下菜碟，因人而选，眼光未必聚焦于作品秀不秀。
镰仓时期的和歌诗人、歌学家藤原定家。
宇都宫赖纲是宇都宫氏家主，武士兼歌人。为自证无谋反之心，剃发出家，号莲生。镰仓幕府未加问罪。莲生构居京都，借和歌与藤原定家交谊，女儿嫁给其子为家。定家应莲生之托编纂秀歌撰，原定一百首，又追加一首自作，计一百零一首，叫《百人秀歌》，于1235年以前编成。莲生又请定家给自己在嵯峨野新建的山庄写障子色纸形，以为装饰。色纸近乎正方形，类似于斗方而较小，而短册是长条形。在屏风或障子上贴色纸，或者画色纸轮廓，题写和歌，叫“色纸形”。定家在日记中记述：我本不会写字，勉为其难。定家用汉文记日记，长达五十六年，后世称作《明月记》，被定为国宝。定家是书家，他说不会写，应该是没写过色纸形。可能跟制作屏风、障子一样，写这玩意儿更像是工匠。亲家恳请，不得不挥毫，一枚色纸形一首，充其量写一二十枚，不可能给他写一百零一枚。
《百人秀歌》和《百人一首》这两个秀歌撰所选歌人、作品几乎相同，但编排各异。《百人秀歌》有跋，定家编纂其他词华集也都写识语，唯独《百人一首》没有，也不免令人怀疑《百人一首》不是定家所为。想来他选编《百人秀歌》，后人据之整理，就变成《百人一首》。“百人秀歌”这个说法通，而“百人一首”似不通，定家在日记中也写的是“古来人歌各一首”。照搬书名，中文的感受有点像同唱一首歌，好好说中国话，似译作“百人百首”或者“百人各一首”才是，但我们是汉字本家，随意拿回来，马马虎虎地理解，我也只好从众。
藤原定家死后三百多年，《百人一首》变成正统和歌的课本，广为流布。江户时代坊间刊行《武家百人一首》之类的效颦，《百人一首》便冠以“小仓”之名，以示区别。定家和莲生两家的山庄在嵯峨野的栖霞寺（今清凉寺）西边，相距不远。定家在京都的宅邸编纂秀歌撰，书写色纸形，并非嵯峨山庄。虽然靠近小仓山麓，但他在日记中从未称之为“小仓山庄”。《百人一首》超越其原型《百人秀歌》成为历史性存在，并且在文学性喧闹中变成传说。
江户时代以降，凑数一百人的“百人一首”至少有五百种，五花八门。王朝和歌占据日本文学的中心部分，而定家的诗学纵断日本文学史。丸谷才一应编辑之约，费时二十五年选编词华集，叫《新新百人一首》，“要跟用《百人一首》规定了日本人的恋爱论（《百人一首》中恋歌多达四十三首）和风景美学（四季歌三十二首）的定家掰腕子”。新而又新，乃因为室町幕府第九代将军足利义尚编纂的秀歌撰叫作了《新百人一首》。从欣赏、了解和歌来说，似乎这个“新新”更值得移译。
本文以试译起笔，于是又想到和歌的翻译。坐在好似避暑胜地的图书馆里随手翻阅《石川忠久著作选》，读到一篇短文，说有个中国的年轻教师寄来他汉译的《百人一首》，全译成五言绝句的形式。这位中国文学研究家认为：既然翻译成五言绝句，就应该守规则，押韵、合平仄，而且用唐韵。举“出”为例，现代普通话读平声，但唐韵为入声。我是东北人，闹不清入声，但日语里单词语尾为ふ、く、つ、ち、き，即入声字传入日本的痕迹，例如“出（しゅつ）”、“国（こく）”、“七（しち）”、“笛（てき）”。我赞同把和歌（指短歌）译作五言四句，但作为翻译，合乎平仄就似嫌多余了。韵是要押的，因为中国人对诗的第一印象是押韵，不过，译给当今的中国人，并不用唐代语言，何必押唐韵。译成五绝看似好，可审美不同，越刻意可能离原诗越远，越是中国的，越不是日本的。至于石川建议“翻译和歌，也许七言绝句比五言绝句更合适”，就有点子非鱼安知鱼之“苦”：把和歌的三十一个音节译成五言四句二十字已经不称身，拖天扫地，况乃七绝又多出八字。
英国东方学家亚瑟・韦利是第一个英译和歌的人，他大感意外：日本歌人长年被三十一字束缚，倘若受不了那种限制，尝试增加字数也未尝不可，但事实相反，他们选择了更少的字数，即俳句的形式。又道：《百人一首》很多是故意为之，在日本的普及，与它的价值不相称，很大程度有赖于家庭玩“歌がるた”（编者注：歌牌，也称为歌留多，一种日本纸牌游戏）。有位叫冢本邦雄的歌人、评论家也贬斥《百人一首》是一百首平庸之作。
2018年上映的电影《千早振》海报。
丸谷才一说他最初就是从姐姐们玩“歌がるた”知道《百人一首》的，甚而说这大抵是日本人共同的文学初体验。“かるた”是葡萄牙语，汉字写作歌留多，或骨牌。“歌がるた”，就是纸牌上写《百人一首》的和歌，一枚一首，共计一百枚，从江户末年活到大正年间的记者黑岩泪香叫它歌牌。把这些纸牌散开在榻榻米上，至少两个人相对，听人朗诵和歌，看谁先发现写有这首和歌的纸牌，眼疾手快地划拉出去，谁抢得多谁赢。学校把这种抢歌牌游戏叫百人一首大会，还有全国比赛。我没见过现场，几年前有一部电影，整个就是演高中生如何努力赢比赛。本来是漫画，用真人来演，演得一本正经以致做作。
片名《千早振》取自《百人一首》，曰：“ちはやぶる神代も聞かず竜田川からくれなゐに水くくるとは”。作者叫在原业平，是名花花公子。大意是神治时代也不曾听说，枫叶漂浮，龙田川把水面染成“唐红”色，宛如绞缬染。试译：谁做绞缬染，龙田水浺瀜，神代亦未闻，一川中国红。“千早振”类似发语词，却也有气势迅猛之意。主人公的名字叫绫濑千早，片名一语双关，意思也是“猛划拉”。
李长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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