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事变发生后，日本当局决定全面扩大对华战争，向华北大量增兵，七月底，北京和天津这两座中国北方的大城市相继沦陷。8月初，侵华日军又派出30万大军，沿着平汉、平绥、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矛锋直指南京、武汉和上海。

此时，中国的抗日形势，已经到了老蒋口中的“最后关头”，中国军队如果再不做出有效应对，任由侵华日军拿下中国最繁华的华北地区，那中国的抗战形势将进入绝对劣势。

8月13日，侵华日军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威胁着老蒋的统治中心南京。

彼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是中国经济的心脏，首都南京的门户。侵华日军将战火烧到上海，让老蒋压力极大。

由于日军威胁到了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为争取中共出兵抗日分担压力，老蒋基本答应了中共要求设立总指挥部和一军三师最低编制的红军改编要求，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红军改编八路军前后究竟有多少兵力？

经过多次艰苦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可在西安等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允许出版《新华日报》。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至此，经过多次谈判和紧张对峙后，在西安事变结束近9个月后，红军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

合法地位就这么重要吗？

对于红军来说，合法地位就如同放大器。红军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中共组建培养这样一支武装力量也很不容易，耗费了很多精力，牺牲了很多人。

中共领导的最早的正规的武装部队，是由周恩来领导组建的建国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主要任务是执行保卫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官员。

铁甲车队成立时有163人，主要成员来自工人纠察队员、农民自卫队员和青年学生作为队员，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组建铁甲部队，成为中共创建革命武装的首次尝试。

后来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也在逐步扩大。

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将铁甲车队扩编为一个独立团。周恩来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滇军干部学校选拔一批高素质的学员（大部分为党团员）担任排以上干部或班长，全团约2000人，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叶挺独立团的由来，之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就是以独立团的人马为班底组建的，再之后，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组成了朱毛红军，又成了红军的班底。

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在部队中的威望这么高，长期担任军事要职的主要原因。

红军时期，在与老蒋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员和军事指挥人员的能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残酷的斗争中，培养了人才，锻炼了团队。

长征后，红军虽然损失惨重，吃尽苦头，但收获了一支信仰坚定、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部队。

最为关键的是，此时经过种种磨砺和锻炼后，中共的军事指挥技术、群众组织能力、经济能力、政治经验都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有了一支上下一心，可以应对各种情况的成熟的领导班子和执行团队。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所有的蛰伏和努力，不是为了继续蛰伏和努力下去，所有的牺牲和煎熬，也不是为了继续苦熬下去，而是为了更好的绽放，是为了最终的收获。

谁都会遭遇困境陷入低谷，谁都要迎接各种挑战解决各种困难，只有当你咬着牙战胜了这些困难，拼着命走出了低谷，才能去谈收获，才能去谈发展。

合法地位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让中共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尽管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中，所面对的敌人会更加残酷，更加难对付，所处的环境也更加恶劣，但红军摆脱了“与全国主流失联”的封锁困境，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各方面也都与全国对接上了。

所以再回到开头的问题，合法地位重要吗？

对于弱者来说，一个伴随巨大风险的发展机会，可有可无，而对于强者来说，这就是改变命运的契机。

归根结底，有没有用，重不重要，还是要看个人能力。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但此后一直延称八路军。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前共有5个指挥系统，即：

1、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团，共24000人，12000支枪。

2、二方面军：下辖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加上方面军直属部队，共11500人，8900支枪。

3、四方面军：四方面军因西征失败，留在陕甘的只有；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和援助直属队一骑兵团余部，总共8800人，5150支枪。

4、陕西地方部队：共计有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独一师，独二师，七十四师和骑兵团；加上陕北，陕甘宁、关中,神尉四个军分区部队。共计是14104人，6834支枪。

5、军委直属机关及部队：计有红军大学，红军步兵学校，残废军人院，直属警卫部队，共计10000余人，3100支枪。

以上五个系统合计，全部红军是74404人，40584支枪。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编制如下：

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

下辖陆军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

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343旅和344旅，另有独立团和炮兵、辎重各一营，共15500人；

第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358旅和359旅，另有教导团和工兵、特务、辎重、炮兵各一营，共14000人；

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385旅和386旅，另有教导团和工兵、辎重、炮兵及特务营，全师共13000人。

八路军三个师共计总兵力为42500人，总指挥部直属队的人数在3000人左右。

（以上数据引自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1939年中央军委关于《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的概况》”一文。）

由于编制的改变，出现了两个很现实的问题：

1、三个方面军的编制缩编成了一个军六个旅，这就导致很多干部会被降职，军长级降职为团长的人不在少数，而以前的师长、团长可能就成为了连长，很多营长、连长则要重新从大头兵开始干起。

2、部队缩编后，编制不够，虽然改编时已经缩减了部分老弱，但依然有大量人员没有编制，如何安排这些人，也成了一个问题。

并且部队改编后，红军战士要改穿国军的衣服，还要摘掉红星帽戴上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很多战士都接受不了，不能理解，有抵抗情绪。

此种情况下，如何重振士气，凝聚军心，就成了部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红军改编的消息，传达到部队中时，引起了很大震动。

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

对于红军战士来说，红星和工农红军的名称就是信仰，很多战士都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

有战士说，过去我们戴着红星帽为穷人闹翻身，跟国民党部队打了这么多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实在想不通！

还有战士说，我们以前叫工农红军是老百姓的部队，现在却连名字都改了，这样是不是连革命任务也要改，那我们还能算是穷人的队伍吗？

建国后，在很多将领出版的回忆录中，大多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的事，印象都很深刻，可想而知，这件事在部队造成了多大影响。

面对这些问题，朱老总、彭老总、贺老总和刘伯承、左权、邓小平等高级将领带头做指战员和战士的思想工作。

众所周知，我党组建军队时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所以在部队里搞政治工作既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强项。在电视剧《功勋》中，李延年的故事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特色。

贺老总在一二零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副参谋长左权到八路军随营学校的各个部队，给官兵们讲换红星的道理：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

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部主持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时，宣布改编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一名干部忍不住站起来问道：“改编后我们不是成了蒋介石的队伍？”另一个干部也说：“战士们想不通怎么办？”

刘伯承说：“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不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想通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6日前必须把弯子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师长刘伯承宣读了对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并进行了站前动员 ，结尾词是“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说罢，他将缀有国民党徽的军帽迅速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面，我宣布：换帽子！”

彼时，担任三八六旅旅长一职的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此时大雨如倾，人人精神焕发，口号震天，没有畏雨者。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戴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换完军帽，刘伯承带领全师官兵宣誓：

“我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120师和115师分别在富平县、泾阳县举办誓师大会，随后，三支队伍整装奔赴华北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