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刚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深入探讨了曹操在汉末三国时期的政治策略及其面临的困境。通过论述曹操如何利用汉室正统名义进行统一战争，同时处理与世家大族的关系，揭示了汉魏时代儒学价值与现实政治的矛盾。文章对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时代背景具有重要价值。
光武帝刘秀中兴之后，统治国家的儒学理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皇权和汉政权的天命完美统一，共同构建了士民对于东汉政权合法性的高度认可。
即使皇帝短命、早夭，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汉室仍然维持一个世纪以上。
黄巾起义以后，天下出现了武力割据的局面，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血腥政治逻辑，与天下士人“心存汉室”的价值观念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的尖锐对立。
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统一北方，既是暴力权谋现实政治逻辑发展的结果，又充分利用了汉室正统的价值思潮。
曹魏代汉，没有解决政权“受之于天”的合法性命题。
党锢事件之后，朝野“清议”一方的士大夫固然受到极大冲击，但也进一步推动了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觉醒。
部分党人名士或隐居或转入地下，在县乡、郡国乃至全国，清议的舆论继续存在，各级在野名士层出不穷。抨击时政的言行遭到禁止，品评人物的德行却成为清议的主要内容。
经过宦官势力残酷镇压，在野的名士群体反而更被戴上了儒家思想制高点的光环。普通士人想在郡国乃至全国扬名，必须得到相应的郡国级、天下级名士的评论认可。
这相当于在国家朝廷的政治权威之外，另外产生了一种价值取才的评判体系。
特别是在中原核心区域的豫州颍川、汝南等地，以及大儒郑玄所在的青州北海，几大名士家族担当了核心的角色。
其中，汝南许劭、许靖兄弟创办的每月初一发布的人物品论活动，以“月旦评”品牌而著称，几乎拥有认证天下级名士的权威。
士人如果经“月旦评”品题肯定，立即身价百倍。
《后汉书·许劭传》中记载，曹操未发迹前，多次备厚礼要求得到好评，许劭鄙视其人而予以了拒绝，后来曹操寻机威胁，“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公元 184 年，东汉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
张角利用东汉社会价值认同混乱的时机，自创太平道，以咒语、符水为工具行医、看病和传道，对底层无依的贫农进行宗教动员。十余年间，发展信众数十万人，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和豫等八州之地，连东汉政权一些官吏、宦官也成为信徒。
灵帝不得不下诏大赦党人，各地世家大族、名士被迅速动员起来参加平乱。十余年来受到迫害、冷落的士大夫群体，重新回到了东汉的政治舞台。
汉灵帝接受皇族刘焉建议，改巡视、监督性质的刺史为州牧，即在郡县之上新设州一级的行政单位，以朝廷重臣出任首长，授予地方军政实权，推翻了光武帝郡县不置武装的制度安排。
灵帝去世后，朝廷中外戚、宦官与党人发生斗争，外戚、宦官势力几乎同归于尽，凉州军阀董卓进京控制局面，废除少帝刘辩，毒杀何太后，改立灵帝次子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随即汝南大族袁绍率十八地方首长起兵讨伐董卓，虽未获成功，但实际形成了各地武力割据的局面。
在多个地方军政集团中，除部分由武人军阀主导以外，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和刘璋等人，均为当时的世家大族、名士或皇亲。
其中个别如袁术异想天开，以为得到了传国玉玺，即得到了天命的授权，随即登基称帝，结果遭到各方强烈的谴责，被迅速攻灭，传为笑谈。
其他多数人以掌握的政治、军事资源为后盾，既不愿继续忠于破落的汉献帝政权，也不敢违背汉王朝乃天命所系的价值正确，从而再受命另建新的王朝。对于天下危局束手无策，无法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相比较而言，曹操的政治眼光明显高于同时代的群雄。他主动将献帝迎至许昌，以东汉政权正统的名义平定各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张杨、眭固和张绣等割据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军政集团，北征乌桓、南伐荆襄、西讨凉州，尽管在赤壁大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但是，基本重建了北方中国的治理秩序。
在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进程中，出现了相当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
作战中对立的双方都将忠于汉室作为号召的旗帜，曹操方面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自居为汉中央政权，将地方势力视为叛逆予以讨伐；而曹操的对立面，则痛斥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进行尊汉反曹的全面动员。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以法家严刑峻法的霸道方法论，力图振作中央政权的专制权威。
他三次下达求才令，强调唯才是举，“明达法理”被作为进入组织体制的依据，而对于以名节、德行为核心的儒教征辟标准不以为然。
曹操依照法家农战的思维，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直接把失地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将其置于独立的郡县体制外的屯田官员管理下，解决国家物力、财力资源缺乏的困境。
曹操同时以汉政权的名义，先后招徕大族名士至其麾下效力，在重建中央政权威望、整合华北社会的过程中，这些大族名士给予了充分的合作。
川胜义雄先生考证，贡献最大的是荀彧，堪称第一功臣，其次是则为荀攸。
从祖父一代开始，两人所属的颍川荀氏便不断产生汉末清议之途的领袖人物。钟繇、陈群的先祖钟皓、陈寔与荀彧祖父荀淑同为颍川清流集团领袖。
此外，如华歆、王朗、崔琰等也都属于北海清流集团，同进行著名的汝南月旦评的许氏之门交往甚密。
不过，曹操雄才大略、文采风流，却始终难以得到世家大族、名士内心真正的认可。
曹操的父亲曹嵩，曾是宦官曹腾之养子。阉人养子之后，成为曹操入仕后难以抹去的污名。
他长期担任东汉政权丞相，兼领冀州牧，越来越表现出对于献帝的极不尊重。曹操处死了孔融、崔琰等多位与之产生矛盾的名士，两次和汉献帝身边近臣亲属发生冲突。
参与倒曹行动的车骑将军董承等多位大臣，除刘备事先出走外，均被灭族。怀孕的献帝妃董贵人，伏皇后和她所生两位王子，以及伏后之父伏完等家族数百人，全遭杀害。
公元 213 年，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以邺城为都，公然立宗庙而祭社稷。
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出入服饰礼仪与天子无异，不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还相当于自建了和东汉政权并行的政治系统。
曹操被封魏公时，远在成都的刘备、许靖和马超等人上书献帝，痛骂曹操“窃执天衡”“剥乱天下”，他并不以为意。
曹操称魏王后，孙权上表劝他称帝，曹操却哈哈大笑，“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他不可能再做忠贞的汉臣，但他也相当清楚，天下士人不可能支持他打着兴汉的旗帜代汉。
曹操最信任的首席谋士荀彧，因此忧愤而死。荀彧是迎奉献帝的主要策划者，经他推荐的人物，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高级官僚。荀彧晚年因劝阻曹操不要加九锡、称魏公，遭到了曹操的忌恨。
陈寿在《三国志》中，认为荀彧“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即未能及早识破曹操代汉的意图，充当了曹操改朝换代的帮凶。
范晔写作《后汉书》，仍将荀彧视为忠贞的汉臣。
唐人杜牧全面否定了荀彧的行为，批评荀彧“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帮助盗贼挖墙破柜而不与盗贼分赃，难道他不是盗贼吗？
司马光反驳了杜牧的观点。他在《资治通鉴》里，给予了荀彧相当的理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高度赞扬了荀彧坚持汉统价值而牺牲生命的儒者之仁。
历史学家对于荀彧的不同评价，反映了荀彧选择的矛盾之处。
为了实现匡扶汉室正统的理想，荀彧不得不帮助最有能力统一天下的曹操，当曹操暴露出代汉的野心，荀彧其实处于极其两难的境地。这不仅是荀彧个人的痛苦所在，也是整个儒生士大夫阶层无法选择的痛苦所在。
尽管大多数官僚最终保持了沉默，一些趋势者表达了劝进，但是，被动地服从政治权威与主动地忠诚于价值理念，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
同样，这也不仅是曹操个人的困局，而是当时整个汉魏时代的困局，即坚持儒学、天命和汉统的核心价值，与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现实政治的严重背离。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