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元功与周总理

作者：孙伟强来源：《爱周之家》

1961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庐山学习游泳。左二为成元功。杨绍明摄

2001年3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邹研编著的《周恩来和他的卫士们》一书，书中逐一介绍了周恩来同志的历任卫士，计有：范金标、魏国禄、刘九洲、邱南章、彭海贵、颜太龙、龙飞虎、王还寿、何谦、成元功、张树迎、高振普、乔金旺、王长索、刘邦俊、张淮富、许彦英、张永池、赵行杰、姜贵春、李树槐、刘忠扬。其中成元功是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卫士、卫士长，长达二十多年。

成元功曾说：“周总理是举世公认的一代伟人，他的伟大正是体现在平凡之中。他不是站在总理的高位上俯瞰人民，而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认真听取不同的意见，掌握第一手资料，去解决问题。所以，总理与人民群众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敬佩他，爱戴他，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成元功，山西文水人，1925年9月生于文水县龙泉村。1940年春，在八路军第120师文水县的新兵营当通讯员。1941年秋，担任延安锄奸部部长丁荣昌的警卫员。1942年丁荣昌部长去中央党校学习，成元功随他去了中央党校，与其他随员一起为学员服务。从1945年9月初至1965年10月，在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总理）身边做警卫工作，曾任卫士、卫士长。1965年至1968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仍负责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1968年3月遭江青诬陷，去了中办的学习班，后于1969年1月5日被安排去中办“五七学校”8年，直至1976年9月底才回北京，后调至公安部警卫局工作直到离休。

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1945年11月25日下午，周恩来副主席乘飞机回到延安，朱德总司令﹑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博古同志和邓颖超大姐﹑龙秘书到机场迎接，成元功在家等候。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到家进办公室后，成元功按邓大姐教的办法，泡了一缸茶送去。一进办公室，邓大姐说，这就是刚来的成元功同志，周副主席面带笑容主动跟成元功握手，说欢迎你来。“在周副主席回延安的一个月中，他每天都是很晚睡觉。每天晚上都是吃杯牛奶和几块饼干。”

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延安前往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和平谈判。代表团其他成员有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陆定一﹑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成元功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行前往；1946年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于5月3日来到南京；同年11月，国民党一党包办，召开了伪国民大会，导致国共第二次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于11月19日撤离南京回到延安。成元功护卫在周副主席身边“总共将近一年”。“我主管内勤，何谦主管外勤。有时也跟随外出做警卫工作。”

1945年12月国民党在重庆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周恩来为首中共代表出席会议。这是七位代表的合影，左起：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离开南京返回延安。图为周恩来在南京机场。

我给周总理管家。说管家，其实真正的管家是邓颖超大姐，“我是在邓大姐的指示或请示她同意后的具体执行者。”

据成元功回忆：真正的管家，还是在1949年进城以后。进城后在供给制时期，因他们工作忙，两人的津贴都由我管，何谦同志管总账。1956年，何谦同志去公安学院学习，就由我管起来了。1958年我去公安学院学习，又都由何谦同志管了两年。后来供给制改成了包干制，他们的津贴费多了，开支项目也随之增加了，有了管钱的问题，即家庭经济问题，我们又组建了邓大姐秘书﹑厨房管理员和我组成的3人小组，除按以前每月费用分类造册送大姐审阅外，每个季度由我召集3人小组，在卫士办公室集体审查一次。列明收入﹑支出﹑结余，最后由3人签名。多少年来，经济手续清楚，没有出现过任何账目不清问题，几十年如一日。

1961年3月，周恩来在钓鱼台为邓颖超插戴花枝。邓颖超身后者为成元功。

陪同周恩来总理出访。周恩来在26年的新中国总理生涯中，一直分管外交工作,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非凡的才能、智慧与精力，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1955年率团出席万隆会议，1956年11月17日-1957年1月1日率团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七国，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率团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我们都能看到成元功的身影，他护卫其间，保持着特有的职业习惯，一副警觉的神情环顾着四周。无怪乎高振普将军动情地说：“（成元功）是卫士长，值得整理（他的生平资料）。”

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步出会场。周总理身后者为成元功。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达万隆。周总理身后者为成元功。

1956年12月26日，周总理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参观巴德沙希清真寺。左一为成元功。

1963年12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陪同下参观拉巴特王宫。左一为成元功。

1964年1月2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参观苏丹民族博物馆。左二为成元功。

关于日内瓦会议，成元功有段回忆：

代表团从4月20日离开北京去瑞士日内瓦，到6月30日回到广州，在国外呆了两个多月。所以一回到广州，大家心里又找到了家的感觉。代表团两个多月在国外开会的紧张﹑疲劳一扫而光，代表团成员人人兴奋异常，由于天热口渴，大家放开肚皮拼命吃西瓜﹑荔枝，感到特别香甜。不想乐极生悲，代表团16人有12人患急性肠炎住进了医院，只剩下总理和我，记得还有另外两个同志没什么反应。

总理为我们女儿取名。“我和爱人（焦纪壬）是在周总理和邓大姐关怀下，在西花厅结婚的。当时我们住在西花厅院内，不久爱人怀孕了。1956年5月27日孩子还未出生，总理就曾关切地询问孩子出生了没有？那天我恰好上午刚送爱人住进医院，随即和总理到钓鱼台散步。总理听说后风趣地说，如果今天孩子生下来，那就是我们钓来的小鱼，就叫小鱼吧！托总理的福，果然孩子在那天降生了，我们就给她起名叫小鱼，这就是我们的大女儿。”成元功和焦纪壬夫妇共育二女一男：成宇（小鱼）﹑成宁﹑成宏。

总理在国外访问时，给自己弟弟的孩子、工作人员的孩子买了三辆小童车，其中就有给成元功女儿成小鱼的一辆。

在红墙摄影师杜修贤﹑侯波﹑吕厚民﹑钱嗣杰等的镜头下﹑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各类画册中，我们则能更多地看到成元功陪同周总理视察全国各地的场景：在三门峡水库工地﹑在哈尔滨电机厂﹑在安徽肥西县肥光小学﹑在广东省新会县农村﹑在北京郊区密云水库﹑在新疆石河子农场﹑在海军北海舰队鞍山舰上，都能找到成元功与周总理的同框照片。这些在国内陪同视察的同框照片，其中有24张已于2023年9月22日在微信公众号爱周之家-图片大放送栏晒出，名为《周恩来总理和卫士长成元功》。

1961年10月8日，周总理在三门峡水库工地上。前排右一为成元功。

1963年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在浙江杭州刘庄。前排左二为成元功，左三为高振普，后排左二为童小鹏。

1965年3月，周恩来和陈毅在东海舰队观看航空兵飞行表演。右一为成元功。

祸从天降，江青发难。1969年1月5日，成元功离开北京，去中办在江西进贤开办的“五七学校”，安家落户。1970年家属也从单位调到中办“五七学校”，两个孩子也跟去了。“从此我们全家被打入另册。”

1973年，焦纪壬结束了在江西中办“五七学校”的生活，带着一个孩子回京工作。1974年春节前，成元功从江西回京探亲。成元功回忆道：

有一天邓大姐派人到我家告诉我：“总理现在住院了，要我代表他见见你们全家。”要我们晚饭后去西花厅。晚饭后，我们全家去了西花厅，邓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谈话中，邓大姐问我：“你是怎么走的，也没向我们打个招呼？”临别的时候，邓大姐谆谆告诫我：“你离开北京几年了，对北京的情况不了解。少出去串门访友，多在家看看书报，这对你有好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成元功带着成小鱼匆匆从江西赶回北京，但仍没赶上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76年9月，粉碎“四人帮”前夕，成元功结束了下放8年的“五七学校”生活，回到了北京。

摄于1977年夏。右起：成元功﹑成宏﹑焦纪壬﹑邓颖超﹑成宇（小鱼）﹑成宁。

成元功撰写和出版有：陈云题签的《不尽的思念》一书，1987年1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成元功撰写的文章：回忆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成元功主编的《周恩来历险纪实》，1994年3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李琦主编的《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成元功与肖玉林联合署名的文章：“友好的访问危险的旅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汇的《周恩来与北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成元功撰写的文章：关心北京城市建设。文章写道：敬爱的周总理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新中国建立后，他为国家的建设费劲了心血。为缅怀人民的好总理，仅就我在他身边亲身经历的有关北京城建的三件事，作一叙述，以寄托我的不尽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