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柳立言《宋代的身份与审判》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
理论上应分析僧人犯奸的型态，例如探究犯罪的a.时间为何？如白昼或晚上。b.场地为何？如寺院、邸店，妓院，或事主居所。c.加害人是谁？如僧人个人犯罪、纠众犯罪，与搢绅、官府、豪横勾结，甚至是长期和有组织性的犯罪。d.受害人是谁？如同道（僧和尼）、信徒、非信徒、妇女、老弱、士人、官员；僧人或会视对方的宗教身分和社会地位而采取不同的手段。e.手段为何？如利用信徒的信任、诬告、栽赃、持械、禁锢、使毒、诅咒，或下蛊等。然而，由于史料的限制，不是每个案件都能提供这些讯息，故下文以犯罪的手段为主，旁及其他各项。除正史外，也多利用笔记小说，内容难免道听途说和加油添酱，但未必全属虚构，有些甚至是“可想而知”的常识问题，不过历史研究讲究证据，即使多此一举也不得不举些例子，就姑视之为宋代的八卦新闻吧。
一、利用“僧”的身分和形象
佛教三宝是佛宝（彻悟了宇宙人生真理的佛陀）、法宝（佛所亲证的成佛之道）、僧宝（依佛法修行的出家弟子），信仰佛教就必须信仰三宝（即皈依三宝），信众必须尊敬僧人，尤其是已受过在家戒（三皈戒、五戒、八关戒斋、菩萨戒）的信徒，更不得批评和揭发僧人的过失 。圣严法师说：“佛陀灭后的佛教，供养三宝的对象，乃是偏重于僧宝。又因为佛教主张‘依法不依人’的缘故，特别重视正法的流布与皈依，僧人的生活行为是他们个人的事，只要他们的见解正确，能够开演佛法，纵然破了禁戒，仍该接受俗人的恭敬供养——这是伦理的要求”。
所以，对信徒来说，僧人“僧”的身分就是掩护其罪行的最佳武器，也是信徒对僧人罪行不愿声张的一个原因。对一般人来说，正如学生大都相信老师是有学问和道德的，民众也大都先入为主（preconception），相信僧人是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不饮酒的，因此放心让僧人登堂入室，制造了僧人偷腥的机会。一位士人就警告：“僧道不可入宅院，犹鼠雀不可入仓廪也。鼠雀入仓廪，未有不食谷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为乱行者。此事之必然不可隐者也。予窃见世之士大夫、富家，常令僧道入宅院，与妇人同起居而不知耻……未有不为彼淫污者。”
二、利用职权
这发生在同道居多，包括僧人与僧人交合，和僧人与尼姑交合。僧人互相交合可能相当普遍，明清已略有研究，除发泄性欲外，也表示权威和地位，事实上高僧亦利用权威和地位（如师之于徒）来达到性交目的，当然还有彼此的共同需要等，宋代恐不例外 。宋承唐律，“师主于其弟子有犯，同俗人兄弟之子法”，彼此是叔伯与侄子的关系，通常是以下犯上从重量刑，以上犯下从轻处罚，例如弟子杀师主，入恶逆罪，但师主因嗔竞殴杀弟子，只徒三年，故杀亦只绞不斩。可惜《师弟子律》失传，难睹双方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师生犯奸时，不知是依凡人还是依周亲论罪，前者的处罚轻于后者。
僧人亦跟尼姑交合，袁采《世范》的对象是社会大众，曾警告说：“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物，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李元弼《作邑自箴》的对象是士人阶层，《治家》条亦说：“勿放尼妇出入。”可见底层尼姑的道德水平深受怀疑，她们确会投怀送抱，亦会被逼服从，成为受害者，不必讳言，加害者除了士大夫（如赫赫有名的贾似道以尼为妾）之外，亦有僧官和高僧。明因尼寺是大刹，有各式各样的尼姑，可选择性就很高。宋亡前后，“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 。可看到有职有权者之淫威，僧官既是坏蛋，住持也不是好东西。佛法规定尼姑要在十僧十尼面前受戒，高僧就趁她们到寺院时乘机侵犯，政府无法坐视，乃以国法压倒佛法，下令尼姑在尼寺受戒，一直执行到宋季。《庆元条法事类》（1202）说：“诸尼受戒于尼院，僧纲不得相摄”，又规定“诸僧、道与尼、女冠，不得相交往来”，可见防范之深，当然是反映现实的严重问题。
三、利用金钱
1. 娼妓
召妓就是买欢，但也有生情的。妓院要做法事功德，僧人便有机会见识绮旎风光。妓女火化，僧人诵曰：“浓妆淡抹暗生尘，难买倾城一笑温，弘管丛中消白日，绮罗帐里醉黄昏。生前徒结千人爱，死后谁怜一点恩，惟有无情天上月，更阑人静照幽魂。” 读来充满情感，不似出自禅心，因怜生爱就不足为奇了。了然迷上李秀奴，在臂上刺字“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想思”，可见用情之深。来往日久，衣钵渐空，秀奴不大卖帐，了然借酒消愁而愁更愁，可见色与酒是孪生兄弟。了然一夕乘醉而至，秀奴拒之不纳，君一怒出手，奴倒地不起。执法者是苏轼，写了一个花判，拿他的刺字开玩笑，实在欠缺同情心，最后两句是“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乃押赴市曹处斩 。宋代男娼已成行业，但属非法，业者要杖一百，目前尚未看到僧人光顾。
2. 良家妇女
一种情况是利用良民对寺院经济的依赖，如“灵隐寺缁徒甚众，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纸、杂卖铺店，人家妇女，往往皆僧外宅也” 。十分明显，街上的店铺依赖寺院及信众为生，既能招徕生意，僧人便有恃无恐，直接到店里寻欢，连经营金屋的费用都省了，虽有点仗财欺人，也算互市互利。
另一种情况是丈夫纵容妻子跟僧人私通来赚取生活费，如“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 。这迹近以妻为娼，刑法上要将夫妻强行离异，嫖者亦犯奸罪 。
还有一种情况是利用地方歪风，其实也跟金钱有关。针对某些地方的特殊风俗，太宗曾下令地方官吏柔性开导：“应邕、容、桂、广诸州，婚嫁、丧葬、衣服制度，并杀人以祭鬼，疾病不求医药，及僧置妻孥等事，并委本属长吏，多方化导，渐以治之，无宜峻法，以致烦扰。” 移风易俗不是一纸诏令便能达成，一本记载北宋中期到南宋初年掌故的笔记小说仍说：“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接着又说：“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 似乎地方官吏真的依照太宗的诏令，没有用严刑峻法来防止僧人娶妻，可以说是国家法律尊重当地风俗的一个例子。
无论如何，僧人利用平民的经济需要和地方歪风来行淫和娶妻，是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莫大讽刺。秀州甚至以“佛种”为讳，因为僧人与良家女子多有染 。
四、利用共同需要或兴趣
1. 女性
僧人与信女发生越轨行为可能最普遍，尤其是失宠的妻妾，缺乏性爱的寡妇和宦官的妻妾等。有一士大夫之妻借口到寺院，与僧人缠绵悱恻，声闻于外，被人窥见，告知其夫，掀开衣服一看，果然留有春痕，乃送官究治，僧坐徒，妻杖而离异 。妇女寻找慰藉而求神拜佛，正中淫僧下怀，最易发生骗色兼骗财。这种例子不必多举了。
2. 男性
诗文和笔记小说隐约记载的交合对象，大都是士大夫，交往的都是文化僧。两者的地位不尽平等，采取主动的可能以士大夫居多，大胆的僧人亦会挑逗试探。被誉为“伉爽有才气，聪明绝世，同时僧中无两”的惠洪 ，凭其才华广受士大夫欢迎，增加了亲近的机会。他有《次韵寄吴家兄弟》诗：“朱门连属南昌郡，东湖褒贤拔高峻。西山卷帘入栏楯，富贵遮人不容进。我初见之不敢瞬，吴家诸郎特风韵。戏语嘲之终不愠，笔锋落处风雷趁。冰华百番一挥尽，红妆聚看眼波俊。一堂喧阗客欢甚，大厦吞风檐月近。君看渥洼本龙孕，俗马那能着神骏。”真可说是惠眼识英雄了。他对吴氏兄弟念念不忘，看到美景也会想起，写下《香城怀吴氏伯仲》：“扶提登高阁，慷慨问陈迹。特欣昙显醉，不受澄观律。加额想诸郎，豪气洗寒乞。新庄花成轮，春生梦蝶室。” 这跟杜甫梦李白简直是两回事。小说记载，有两名士人，甲邀请乙“至一处求半日适，饮醇膳美，又有声色之玩”。及至其地，竟是僧寺，“少年僧姿状秀美，进趋安详……左右执事童皆狡〔姣〕好……僧与友〔甲〕谑浪调笑，欢意无间” 。士人与僧人可说情投意合。这再次表示，士大夫因本身的需要，不一定严格要求僧人守戒，甚至是破其戒者。
五、假名佛法以惑人
僧人宿于邸店，将化缘所得分与店主夫妻，实际上是先行利诱。妻子“既喜僧姿相，又以数得财”，欲迎还拒。一夕，妻子进入僧人房间，看到满室佛光，僧人说：“吾非凡人，将度汝，汝勿泄”，乃相交合。以后凡是丈夫外出，二人便相好 。连僧人也批评佛徒愚弄民妇，“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 ，可说是上述道颜与无着相见的真实版。以性交为佛法，今日仍有所闻，不必赘述。
六、以诡计陷人
这里所谓诡计，不是鸡鸣狗盗之伎或三寸不烂之舌，那是媒人便可做到的，而是指有一定设计和投资的阴谋（plot），如老千的骗局，以显示僧人工于心计。
士大夫有美妻，僧人化缘看到，“阴设挑致之策”，又时常出没，故意引起丈夫怀疑。不久丈夫偕妻子赴新任，僧人给妻子送来路费，谓“相别有日，无以表意”，竟是合共百钱之黄金。丈夫醋意大发，认定有奸情，报官处理，自己单车赴任。官府找不到僧人，无法对质，妻子以泪洗面，折腾累月，以证据不足释放，贫苦无以为生。僧人潜回，指使毫不相干的第三者设计将妻子诱至寺里，“藏于地牢，奸污自如”。后来妻子乘隙请人报官，僧人伏罪，妻子也怅恨以死 。
七、以威力逼人：拐带、掳走、禁锢、强奸、灭口
僧人用威力求欢的对象，不但是民妇，还有不少士大夫妇女。一是从私宅或城市通衢大道拐带或掳走，带到寺院禁锢，二是趁妇女入庙游览后禁锢，之后都是连续奸淫。禁锢是长期性，待僧人厌倦或妇女老病色衰才释放或杀掉。为逼使妇女就范，会用刀刃威胁。有些是单枪匹马，有些是集体犯案，手法干净俐落，官府鲜能主动破案。寺院的外壳，成了犯罪的掩护，武器、牢房与酒色俱全。僧人一举犯下贼盗、强奸和杀伤人等重罪，官府通常不留情，杀僧毁寺。
南北宋之交，高级将领在临安建一寺院，收留南下的北方僧人，不料竟成淫窟。元宵之夜，属将的妻女入寺观灯，僧人热情款待，把母亲灌醉杀死，留下女儿泄欲。半年后，女儿乘隙请人通风报讯，高级将领亲自带兵救出属下的女儿，处死犯案的僧人，逐去其他，把寺院拆毁 。
湖州士人携妻到杭州探亲，人生路不熟。妻子坐上一轿，直奔寺院，出轿始知受拐。僧人以刃威胁，呼救不得。被带到地牢，有妇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多是宦家妻妾”，亦有平民妇女，似是用同样手法拐来。不久又添一少女，是某知州之女，知州到临安候差，晚上观灯，少女失散，被僧人乔装士人，拐带至此。三十多位妇女被二十多位僧人蹂躏，满寺都是淫僧。后来三四位妇女逃脱，官府立即捕杀众僧，把寺焚毁，掘出骸骨三十余副，是老去或得病的妇女 。另一士人亦在候差，与妻子至市区购物，妻子的轿夫被掉包，抬至一寺。僧人以性命威胁，妻子委屈求全，每晚陪酒侍寝。“月余，僧力疲意阑”，意即失去性趣，妻子感到危险，哀求归去，僧人说：“到此本无出理，念尔本分，又可商量”，原来差点要杀人灭口。释放前一晚，“合之达旦”。妻子不知道寺在何处，但曾在供奉的观音像上做了记号。官员很聪明，请各寺将观音像抬来求雨，灵验的重赏，果然看到有记号的，妻子亦认出僧人，竟是寺院住持，审问得实后戮杀于市 。
这些案件大都发生在城市的通衢大道，而且不分昼夜，令人发指。僧人竟敢对士大夫妇女下手，可谓色胆包天。他们看准外地来的士大夫不能久留，只要官府一时不能破案，士大夫离开后便可能不了了之。破案的关键，都是妇女本人，不是官府主动查获，可见僧人做案不留痕迹，堪称专业罪犯。阖寺僧人参与，可谓有组织性犯罪。一寺距离临安城有五里之遥，是很好的藏匿地点，其他寺院亦可能如此。色与酒几乎同时出现，大抵犯酒戒不一定犯色戒，犯色戒几乎犯酒戒。
综合上述，可看到若干问题：
1. 犯罪的时间：不分昼夜，无时不可能发生。
2. 犯罪的地点：可说性之所至，凡寺院、妓院、事主居所、城市、村落，无处不可能发生。
3. 犯罪的僧人：地位从一般僧人到寺院住持都有，年纪应与之相应，人数从一人到多人。凡是多人的，亦多使用威力，如拐带、掳走、禁锢。
4. 犯罪的对象：不分性别、职业、信仰，和社会阶层。
5. 犯罪的手段：有些手段有其局限性，例如宗教职权应主要用于同道（僧和尼），金钱也较难用来诱使士大夫妇女，但大部分手段都可数管齐下和应用于不同的对象，例如利用职权时不排除利用对方的共同需要；借口性交是佛法，可同时应用于民妇和士大夫妇女；诡计和威力可同时应用于信徒和非信徒等。
当然，最明显的一点，是僧人犯罪与俗人无异，甚至过无不及，为了满足性欲，竟用掳人、拐带、禁锢、强奸和灭口等激烈手段。最令人惊奇的，是僧人用尽各种方法对付士大夫妇女，她们跟民妇处于几乎完全相同的危险，远不如我们所想的安全，更没想到危险是来自僧人，还可能是最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