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新中国成立后，在夜以继日地辛勤操持国政，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过程中，毛主席为了及时掌握国家各行各业的发展建设情况，经常离京巡视祖国的大江南北，亲自深入基层，实地开展调研工作。

毛主席与工人们在一起（图像）

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国家工作人员、人民群众的来信来函，了解分析、客观处置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入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减少外出巡视工作的次数后，就更加注重通过来自基层的、反映各种问题的信函，间接了解自己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变化。

1975年5月22日，我人民解放军第38军政治部的一名干事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一个有关粮食收购价格的问题。

他在信中说，农村社队的收入，完全取决于粮食生产的多少。自然条件好，劳动生产率高的社队，产粮多，收入高；自然条件差，劳动生产率低的社队，产粮少，收入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民劳动场景（一）（画作）

这种情况下，国家按照同一价格收购社队、农民的粮食，看似平等对待，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存在着“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行为，这会影响我国农村、农业的均衡发展。

为此，该同志建议国家根据“自然条件好差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高低”，区别对待不同情况的社队，依据他们当年的实际收入，确定粮食征购的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贫富不均？限制农村的“资产阶级法权”？

深思中的毛主席（图像）

收到该同志信函的第二天，毛主席对其反映的问题作出了批示：

“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穷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再说。”

随之，国务院立即组织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商讨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经过会商，国务院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二十六名年富力强的干部，组成三个调查组，前往山西、河北两省，各选三个公社，就这名政治干事反映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调研工作场景（图像）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各调查组于当年八月间，陆续完成调查活动，并写出了调研报告。他们对“根据自然条件好坏和劳动生产率高低”，划定不同的粮食收购价格的建议，作出了一致的结论：不可行！

为什么呢？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其一，穷队与富队交叉并存，难以区别定价。有些生产大队里，有穷队也有富队。而且，在不同的年景（丰收年、欠收年），穷对、富队的情况会出现相对变化——穷变富、富变穷。

如果根据穷队、富队的情况，分别定价，同一地区，同一大队势必出现多种价格，甚至还需要年年调整价格，这容易引起粮食收购工作的混乱。

其二，富队之所以相对富裕一些，除了自然因素外，主要是由于本队社员的高效劳动付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民劳动场景（二）（图像）

如果对富队的收购价格低，对穷队的收购价格高，富队可能不高兴。再者，当穷队的生产有了发展，由穷变富以后，取消对其原定的较高收购价格，他们也会不高兴。

这两种“不高兴”，都会影响部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不利。

其三，大多数穷队的余粮偏少，有的甚至还要吃返销粮。这种情况下，提高穷队的粮食收购价格，对他们的实际帮助不大。

调研工作结束，得出结论后，国务院马上根据各调查组的报告，整理形成了客观、详实地综合性工作报告，呈送毛主席。

毛主席一接到报告，立即认真、仔细地研读起来。之后，他认为国务院在山东、河北两地组织进行的有关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调研工作，是切实可信、富有成效的。

批阅文稿的毛主席（图像）

同时，他也同意国务院的调研结论：通过调整粮食收购价格，缩小农民的贫富差距，限制农村“资产阶级法权”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于是，毛主席便断然搁置了三十八军这名政治部干事的建议。

综上所述可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毛主席处置工作，都坚持立足实际，借助调查研究，去判别问题（或建议）的正确（可行）与否，进而作最后的决定。

主要参考文献：《历史巨人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