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应鹿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朱应鹿 1934年1月生于江苏昆山正仪镇；1954年7月进入外交部，曾在外交部亚非司，中国驻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和挪威王国大使馆工作，其中先后任亚非司司长，驻突尼斯兼驻巴勒斯坦、埃及和挪威大使；1998年11月退休后，被聘为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理事。

我于建国初期进入外交部，1998年退休，从事外交工作44年。有两件亲历的事情，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与深刻的思考。

壹

第一件事是目睹突尼斯老总统布尔吉巴被和平地推下台，深感当权者急流勇退非易事。

如今，这位大半生叱咤风云，晚年却陷于困顿的老英雄已经作古。往事过去虽已24载（本文写于2012年），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判若两人

我是1987年9月16日向布尔吉巴总统递交国书的。没想到，我竟有幸成为他接见的最后一位使节。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进入迦太基宫接见大厅时，85岁高龄的布尔吉巴总统拄着拐杖，从屋里颤颤巍巍地走出来，站定后，我向他致颂词，而他的答词是由外长马布鲁克代念的。接着，他按惯例坐下来与我交谈。

作者（左一）在迦太基宫向布尔吉巴总统（右二）递交国书。布尔吉巴右侧口念颂词的是突尼斯外长马布鲁克。（图源：《共和国外交往事》）

开始，他的思绪还清晰，讲了不少友好的话，特别赞扬了中国援建的麦崩水渠蜿蜒200多公里，把突尼斯西部高山上的水引到东部沿海平原，不仅解决了当地人的饮水问题，而且使他们吃到了新鲜的水果蔬菜，然而约20分钟后，他思路逐渐紊乱、语言含混，我不得不提前告辞。

早在1963年12月，我随同周总理访问非洲10国时曾见过布尔吉巴总统，两次相比，判若两人。那时他正当年盛，作为非洲民族运动的第一代领导人，踌躇满志，机智善辩，雄心勃勃。而这次见到这位总统已是耄耋之年，有病魔缠身，一天仅一两个小时头脑清醒，实际上已无法视事，大权旁落。

周总理在陈毅（左一）陪同下访问突尼斯，与布尔吉巴总统（左二）一起观看相册。

此时，突尼斯政府朝令夕改，人事变动频仍，政局酝酿着某种动乱。各种迹象显示，争夺布尔吉巴之后权力的内部斗争日趋激烈，朝野都在议论突尼斯将向何处去。我感到突尼斯政局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可能要出事，布尔吉巴政权不会太久了。

顺应民心

果然，在我递交国书50天之后，11月7日凌晨，以本·阿里总理为首的少壮派发动了不流血的政变，不放一枪，接管了政权。

在昏暗的晨曦中，一架直升飞机停在迦太基宫院子里，一位老人在一些军人和医务人员簇拥下，缓缓走向飞机。他多次回首怅望在那里工作、生活30多年的金光闪闪的殿堂，似乎不舍就此结束他漫长的政治生涯。这是亲见此情此景的一位住在迦太基宫旁边高楼里的友好国家使节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955年返回祖国的布尔吉巴

新政权在公告中宣布：根据突尼斯宪法第57条的规定及一项医疗报告，“终身总统布尔吉巴由于健康和精神原因，不能再履行其职责”，由本·阿里取代他的总统职务。新政权决定将布尔吉巴送往他的家乡莫纳斯蒂尔养老，并在生活上给予周全照料。同时，政治上仍尊布尔吉巴为“国父”，并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功绩。

对于少数反对这次行动的布尔吉巴晚年的亲信采取了临时监护措施，但不予法律追究。新政府强调内外政策不变，全国反应平静。一切迹象显示，这次政权变动顺应民心、做法稳妥，使突尼斯避免因接班问题可能出现的动乱，而走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

急流勇退非易事

布尔吉巴为突尼斯的独立和国家建设，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自由、统一都作过重大贡献，被称为“突尼斯民族之父”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不幸的是，他晚年迷恋权力，搞个人崇拜，以致把国家引向分裂、内乱的边缘。

担任突尼斯总统时的布尔吉巴

1974年9月，突尼斯执政党新宪政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布尔吉巴被宣布为党的终身主席。1976年4月，突尼斯国民议会通过宪法修改案，宣布布尔吉巴为终身总统。同时他在国内大搞个人迷信，在首都和他家乡的市中心树立布尔吉巴骑马的大铜像，命名为突尼斯市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为“布尔吉巴大街”。

他独断专行，猜忌多疑，最后连周围人也不再信任。几个月里，接连撤换两位总理，圈子越来越小，成了孤家寡人。

布尔吉巴后期政策上出现一些大的失误，如搞多党制，纵容国内宗教极端势力；忽视农业生产，导致农村贫困，大批农民流入城市，成为突尼斯经济的一大隐患。

1984年1月，因面包涨价，首都及15个省发生骚乱，政府武力镇压，此后几年突尼斯经济低迷，社会混乱，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

1987年夏秋，随着布尔吉巴健康状况的恶化，突尼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激化，国内人心惶惶，一些国际友人，尤其是非洲朋友为突尼斯和他本人的前途忧心忡忡。

据说“11·7事件”之前，非洲唯一自动告退的元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曾秘密访问突尼斯，劝说布尔吉巴效仿自己，在头脑清醒时主动把权力交给接班人，急流勇退。但布尔吉巴拒不接受，不肯自动让位，终于被人推下台去。这对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来说，不啻是一场令人惋惜的悲剧。

本·阿里画像

本·阿里总统上台后，在继承布尔吉巴时期大政方针的基础上，对内外政策逐步进行积极的调整：经济上更加开放，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提高粮食自给率，解决农村的就业和贫困问题；政治上加强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的领导作用，注意防范宗教极端势力。从1987年至1999年，突尼斯经济持续中速发展（平均年增长率为5.4%），政局相对稳定。

突尼斯动乱

可惜的是，本·阿里没有汲取布尔吉巴的教训，也恋栈个人权利。我记得，他刚执政时曾许诺担任总统不超过两届，但后来他食言了，上台23年，仍不肯让位，大量经济、政治问题积累下来，终于在2011年1月当地民众的示威抗议浪潮中逃亡国外。“阿拉伯之春”引爆了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

贰

第二件事是在挪威围绕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大使参与同西方在人权、西藏问题上的斗争，亲历江泽民主席和朱穆之会长两次重要访问，认识到这场较量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江泽民访挪，影响深远，我参与其全过程。

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颁发.

挪威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颁发地，这个奖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解放运动领导人曼德拉、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推进朝鲜半岛和平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以及致力推动国际和解的美国总统卡特等名人都是该奖得主。

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会见作者朱应鹿大使。

上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后，和平奖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重，出现一种支持西化、分化倾向。前苏联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世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缅甸“人权斗士”昂山素季、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等，纷纷摘取和平奖桂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讨论涉华人权问题，挪威多次参加反华提案，并在会上攻击中国。挪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却不时出现西方大国制造的诋毁中国人权状况的谎言。

我1994年2月去挪威赴任时，两国关系已从1989年底的低谷进入恢复上升时期，但双方围绕人权、西藏问题的斗争时紧时松，始终不断。

江主席访问挪威

1996年6月，江泽民主席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本着政治上多做工作、求同存异、增信释疑和继续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方针出访挪威的。这次访问取得了重大成功，影响深远。（图源：《共和国外交往事》）

6月27日，江主席携夫人王冶平率领一个百人企业家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奥斯陆，挪方非常重视。到达当天，国王哈拉尔五世和宗雅王后在王宫前广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和议长格伦达尔夫人出席。仪仗队和王室卫队两旁排列。华人、华侨代表应邀列席欢迎，他们普遍反映，规模比此前的叶利钦总统访问时盛大，气氛也更加热烈。

同时，挪方对江主席一行的安全十分关注。我看到，从机场到宾馆沿途出动大批警察，应对少数反华分子的骚扰。中午，国王在王宫举行家宴招待江主席及其陪同人员，王后、公主和王子都出来作陪，非常亲切。晚上国王举行国宴，讲话友好，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次日，国王和王后分别陪同江主席和夫人游览、参观首都的名胜古迹以及博物馆等。

江主席此行一个重点是就人权和西藏问题做挪威领导人的工作。挪威是一个400多万人口的小国，近20多年经济上兴起，名列富国前茅，在一部分政界人士中出现对外推销自己社会模式的倾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颇多指责。挪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表示“关心西藏的人权、宗教和文化保护问题”。

针对这些情况，江主席在与布伦特兰首相的会谈中，除双边合作外，花相当长时间与他就人权问题进行坦诚的沟通和对话。江主席强调中国重视人权、民主，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情况不同，做法和重点与挪威有差异。

江主席指出：民主和人权的概念有其相对性，各国民主和人权的实现的方式与其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和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中国有12亿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还有2亿文盲。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有6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条件远没有挪威好。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江主席还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赞成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对话，通过对话交流经验，增进了解，但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他以自己在解放前参加民主自由运动的经历，说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保护人权，执政后更是在不断的探索如何加强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

江主席会见格伦达尔议长时，着重谈西藏问题。他介绍了西藏近些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帮助下，经济、文化和宗教发展情况，驳斥了所谓汉人大量移居西藏，破坏当地文化的谎言。

江主席的话入情入理，得到了挪威领导人的积极回应和尊重。布伦特兰夫人表示双方就人权问题进行交流，对于增进互相了解是有益的。挪威赞同中国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她说：“两国只是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还有不同看法，但随着交往逐步增多，双方的立场一定会越来越接近。”

江主席访挪为两国人权对话开辟了道路。第二年，中挪建立了人权与司法圆桌会议的对话机制。在涉华人权的问题上，挪威成为西方国家中最早由对抗转变为对话的国家之一。

访问中，江主席出席了挪方陪同团长工商大臣克努德森夫人主持的挪威工商界人士欢迎会，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发展前景，与他们共同探讨在能源、环保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大互利合作的途径。两国政府和企业签署了多项经贸合作协议，挪威决定在上海重开总领馆，此访也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

- 未完待续 -

【出处 | 《共和国外交往事》（2011年1月出版）

原标题 | 《外交生涯中两件亲历的令人难忘与深思的事情》（内容有删减）

本文作者 | 朱应鹿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凤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