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靖难以及自身性格的原因，有“小太宗”之称的明宣宗朱瞻基，脑海里那根和宗室相关的“弦”一直绷得非常紧。他登基后面对宗藩，也有别于其父祖的恩威并施，更偏向于用高压手段去主动清除可能的隐患。
除了众所周知的大力削除宗藩护卫等军事力量外，宣宗也设定并固化了宗藩的生存模式，为明朝挖了个深坑。
洪武、永乐、洪熙三朝，由于朝廷的重视以及宗藩人丁稀疏（大多为亲王和郡王）。宗室的婚事不但均由朝廷包办，就藩宗亲的婚礼也会在京师举行。例如永乐元年朝廷宣召秦藩朱尚烈入京，将其册封为永兴郡王并为他主持婚事。
到了宣德朝，一方面是宗藩人丁的滋生，更重要的是宣宗对宗室的态度，朝廷不再愿意操持这种费钱且麻烦事儿了。宣德元年三月朝廷下旨，要求各宗藩日后除亲王、郡王、郡主（亲王之女）婚事需报朝廷批复之外，宗室婚事均自理，“其仪仗、妆奁诸物，皆王府自办”。
注：宣宗登基时明朝在世宗室人口数并不多，含女性总数为127人。
这对宗藩来说除了自己多掏腰包之外，没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宣宗的一个补充规定，却实质性的改变了各宗藩原本的“生态”。宣宗要求宗藩婚嫁只能在，“附近文武官员及军民之家选取”。
表面上是为了方便宗藩选媳择婿，实际目的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宗藩以及宗亲的关系网不能再延伸到藩地之外，宣宗开始将宗亲们固定在他们各自所属宗藩的藩地上。
紧接着在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那莫名其妙的“谋反”给了宣宗进一步限制、弱化宗藩的机会。
宣宗以处罚汉王亲族参与谋逆为名，出台了一项规定“汉府亲戚不许选京官”。这项规定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嘉靖八年大学士杨一清在他的奏本《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职》中有详细说明：
以故诗礼故家，衣冠世胄，俱不愿与王府结亲，惟闾井白丁，扳援宗戚，转相诱引，奸宄不禁，弊实坐此 ……
这项规定从推出开始，朝廷就回避了“汉府”这个前缀。这意味着和宗室联姻即宣告整个家族在官场再无上升的可能（弘治朝开始，联姻后家族成员原有官职也需辞去）。这么一来，不但有实力的家族不愿意和宗室联姻，连普通诗书之家也对他们敬而远之。
这在限制宗藩势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两个恶果。
其一，如杨一清所说，宗室被迫与“烂人”联姻，导致自身也越来越烂。不仅祸患宗室自己，也严重祸乱地方。
到了明朝中期，别说宗藩连皇帝的女儿都难选良配。明神宗的胞妹永宁长公主都因此被公然骗婚，某种程度上这些贵胄之女已经沦为无赖、劣绅、阉宦的玩物。若明太祖泉下有知，又当情何以堪？虽然这不是宣宗的本意，但他是始作俑者。
其二，这些没什么能力的姻亲，大多家底也不殷实。就算他们生活不求奢靡，为在礼仪（出行、衣着、祭祀、侍从等）上符合皇亲的身份，他们也很难负担的起。
负担不起，自然要索求于宗藩。这也客观造成了宗藩负担的加重，而宗藩又会把这个负担向朝廷以及藩地民众身上转移……
宣宗在平灭汉藩后，又以“与朱高煦结盟谋叛”为由，将晋王朱济熿革爵圈禁于凤阳高墙。不管朱济熿是不是真的要“谋反”，此举的效果是很显著的，赵王朱高燧就“识时务”的主动上交了自己的护卫。
削藩这么顺利，宣宗那根“弦”是不是该松弛一些了？宣宗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把这根弦绷得更紧了。
宣德元年，宣宗在“下放”宗亲婚嫁权的同时，也在考虑对宗亲的冠服、仪从等相关规定做一次补全。因为洪武朝时还没有册封郡王以下的宗亲，所以太祖制定相关规制也没有细化到郡王以下。
上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等曰：“《皇明祖训》凡郡王次子及孙，称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中尉，皆定与禄米，未有品秩。其女及孙之壻皆称仪宾，亦未定品秩。今支庶日繁，宜有定分。其冠服、仪从，可准禄米为差。尔与诸尚书、学士定议以闻。”
《明宣宗实录·卷十八》
胡濙和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人商量后，觉得给宗亲们单独再搞一套专用仪制规范出来太过于繁琐，可以参考永乐朝给靖江王诸子定禄米的旧例，将郡王以下的宗亲们按朝廷已有的官制品级来划分。
这个建议被宣宗所认可，最终定下的方案是：
镇国将军从一品，妻封夫人；辅国将军从二品，妻封夫人；
奉国将军从三品，妻封淑人；镇国中尉从四品，妻封恭人；
辅国中尉从五品，妻封宜人；奉国中尉从六品，妻封安人；
各级仪宾对应递减一等……
宣德四年宁王朱权突然上奏责难这套规矩。他指出宗室子孙和异姓臣民有着本质的区别，怎么可以按照朝廷官制划定品级？难道高皇帝的子孙，以后见到品级高的朝廷官员还要行礼甚至跪拜？
注：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在细化朝廷礼仪时规定五品及以下官员见一品须“跪而禀事”。
除此之外宁王还搬出了一个理由，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划分宗亲的时候就没有设定品级。这个理由确实具备说服力，但是这个理由却说不得。
首先宁王的身份就很敏感，毕竟明成祖在靖难时曾“许诺”与他共分天下。其次朱棣、朱高煦父子谋叛的理由均是朝廷“变乱祖制”。现在一个“有理由”君临天下的人，站出来指责朝廷违背祖制，宣宗当作何感想？
不但定品级的相关规制绝对不能改，宣宗还把宁王严厉训斥了一通“若以谓族属之长，必诬执为朝廷之过，天理人心不可罔也”。更严重的是宣宗认为宁王是在“蓄疑积衅”，愈发得觉得应提前加强防范，不能给自己的亲戚们半点机会。
宣宗具体的防范措施则是回避和曲解《皇明祖训》中的两条：
凡郡王子孙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职，其升转如常选法。
和其它朝代差不多，太祖的本意也是宗室中能力出众的可以入朝廷为官。但是宣宗以朱高煦谋逆为借口，实质性的废止了这条“出仕之令”。从此以后宗亲们无论想不想有所作为、为朝效力，都只能混吃等死。
凡亲王及嗣子，或出远方，或守其国，或在京城，朝廷凡有宣召，或差仪宾、或驸马、或内官賫持御宝文书并金符前去，方许启程诣阙。
《皇明祖训》里的这条规定，并不是不允许宗亲们离开藩地，只是严格限定了朝廷传唤宗亲的条件。太祖的本意是保护宗亲，以免奸人假朝廷之名把他们骗出藩地谋害了，但是宣宗把它解释为“无朝廷诏令不得擅离藩地”。
虽然可以辩解宣宗这是为了进一步确保宗亲的安全，是为他们好。但是这实际上是把宗亲们关进了牢笼，因为宣宗和朝廷根本就不想召他们离开藩地。
为什么明朝宗室的问题远甚于其它朝代，并不是朱氏一族的基因异于常人，只是诸多制度的枷锁让他们只能在藩地摆烂、混吃等死，因此各种恣意行乐、胡作非为也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可以说明朝宗室这个包袱和深坑就是宣宗一手制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