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准备参加联合国即将举行的第六届特别会议。

出乎意料的是，已经重病的周总理抱病前往机场，与在机场的4000余名群众一起，为邓小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临别之际，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互之间虽然没有说太多话，却始终明白彼此的心意……

周总理那时的身体情况，已然不容乐观。

周总理的身体素质，在过去是很好的，但随着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因过于操劳，加上本身年龄也大了，身体开始每况愈下。

1967年2月2日，周总理就被确诊为患有心脏病，当时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他的健康，还特意写了张大字报，嘱咐周总理要多休息，然而周总理看到后，却只是批示了一句：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可对于周总理来说，让他安心脱离工作休息是很难的，特别是到了4月份因为要处理广交会的事儿，他又连续48个小时未睡眠，结果因过于劳累还是引发了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

从这天开始，周总理每天开始服药，睡觉前开始吸氧，办公室常备着氧气瓶，身边的医护人员也随时做准备，以便能及时治疗。

可遗憾的是，周总理并没有选择听从劝告，而是一如既往的忙碌。

1972年5月，周总理又确诊为癌症。

一开始周总理尚不觉得病情对他身体有何影响，毕竟按照医生的话来讲，早期膀胱癌的患者并不会影响工作和生活。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总理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

1973年1月，周总理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并从此开始不断恶化，血尿日益明显，到1974年4月，膀胱内每天出血量达几十毫升到上百毫升不等，从这天开始，周总理每天开始接受输血治疗，从第一次输血到去世，周总理一共输血89次。

可尽管病情日益严重，但那时周总理并未选择住院治疗，仍然不断的在工作。

既然周总理已经如此劳累，那么身为妻子的邓颖超为何不劝说他多休息呢？

邓颖超并不是没有劝说过丈夫，但两人几十年的生死相依，邓颖超对丈夫的脾气是很了解的。

1976年4月16日上午，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杨振宁和他的母亲罗孟华、妹妹杨振玉，当时几人聊到了周总理的工作精神。

当时，杨振宁问了一句：

“既然已经知道得了病，为什么不让他休息，还让他继续工作？”

邓颖超告诉他：

“谁也没有强迫他，是他自己乐意的。从我认识他起，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周恩来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要睡眠而能生活的人，这是夸张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不要睡眠而生活。不过比起一般人来，他的睡眠时间确实少得多。也有人说，周恩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这种说法也不确切，工作时间长了，他也感到疲倦……”

“……对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这样的人来说，工作（包括学习）早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睡眠、娱乐等，都得服从于、服务于生活的第一需要。生活的第一需要得到满足，哪怕再苦再累，他们的内心也是舒畅的、愉快的。如果生活的第一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感到苦恼，这对健康的损害更大、更严重。

周总理的身体便以肉眼可见的状态下滑。可即便如此，周总理依然没有停下来工作的脚步。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助力了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3年2月，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要求他返回北京，从这年2月下旬到3月初，周总理连续几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

可从邓小平复出到接替周总理的工作，中间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

周总理的工作台历上，曾记录着他一天的工作：

“下午三点，起床；四点，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会谈；晚上七点，陪餐；晚十点，主持政治局会议；凌晨两点，约民航局同志开会；七点，七号办公；中午十二点，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国王和王后；下午两点，休息。”

也就是说，周总理这天休息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对于一个盛年的年轻人来讲，都是难以想象的，更何况周总理当时已经70多岁。

1973年6月6日凌晨一时，已经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的周总理已经疲惫异常，但他还不能休息，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后，他还要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为了仪容整洁，周总理自己进卫生间去刮脸洗漱，秘书就在门口等候。

可等了半天的时间，周总理没有出来，秘书心慌之余走进去一看，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周总理左手拿着手巾，右手握着沾满肥皂沫的刮脸刀，竟然倚着镜子睡着了。

尽管秘书想让总理多休息一会儿，可没办法，外宾已经到来，他只好上前将周总理唤醒。整个会谈中，周总理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只能大口大口的喝浓茶，他还让服务员准备好滚烫的毛巾，每隔十分钟便擦一次。

会谈一结束，周总理返回西花厅，可他并没有休息，而是点亮了办公室的灯，准备看文件。

当然，周总理病情恶化，除了同他工作有关外，人为干预也有很大的影响。

1974年5月，保健医生张佐良就周总理的病情报请中央，并请求批准周总理住院手术治疗时，王洪文、张春桥始终哼哼哈哈，不予解决实际问题。

张春桥更是直接说：

““总理的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也劝劝”等空话打发，说不要急，急也没用，并建议暂时不要把化验报告单上的结论告诉总理，以免他分散精力，增加他的思想负担，甚至说如果总理坚持要看，可以先改一下结论。”

一直到1974年6月1日，周总理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办公室，住进了305医院接受治疗。

尽管周总理已经住院治疗，但仍然还有一件大事需要注意，就是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

那时，毛主席也对周总理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为了国家能够步入正轨，毛主席也选中了邓小平。

1974年10月，毛主席飞赴武汉，10月4日，他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并让王洪文告诉周总理：

“我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可王洪文却并没有把毛主席的话转达给周总理。

为了开好四届人大会议，周总理简直是把办公室、会客厅、会议室统统搬到了医院，并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研究四届人大会议筹备以及人事安排等各项问题。

与此同时，江青、王洪文也开始动作，周总理十分担忧。

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飞赴长沙“告状”，被毛主席斥责。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主席洞若观火，自然不可能让他们得逞。

不过，为了让毛主席了解实际情况，周总理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决定亲自赴长沙汇报工作。

当时，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差，叶剑英曾几次打电话问医生：

“以周总理的情况，能不能外出几天。”

可周总理那时已经决议出发。

就在出发之前，医生发现周总理便中潜血的情况，需要马上检查治疗，周总理心里也很清楚，如果不做手术，自己病情肯定会恶化，但为了国家大事，周总理还是义无反顾的前往：

“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也正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努力下，邓小平出任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闭幕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了国务院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宣布：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周总理仍然坚持不懈的工作。

1975年12月中旬的一天，邓小平到305医院探望周总理。

看见老战友到来，周总理本来想坐起来同他说话，但他那时已经非常虚弱，只能依靠输液来补充身体营养，邓小平见了，心中也忍不住一阵伤感，但在这样的情形下，谁也不敢放松心里那根紧绷的神经。

“听说主席的病情也不容乐观。”

邓小平悲痛的说道。

“主席身体不好，国家未来堪忧。”

周总理也叹息了一生：

“我看我这个身体，是要走到主席前面了。”

邓小平对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很关注，也知道他的顾虑：

“总理，您还有什么心愿吗？您留下的空位，我看又会有一场天翻地覆。”

“牵一发而动全身，都是因为一个代总理。”周总理洞若观火，看着旁边的邓小平说道：

“小平同志，你又超然事外了。”

（注：超然事外即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

邓小平摇摇头：

“谁是代总理，主席会考虑的，我未必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也不是第一次说这样的话。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事件”借题发挥，他不得不愤而退出会议。

几天后，邓小平同毛主席聊起这件事：

“对主席安排的工作，本来不该再有意见，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些。”

当时四届人大尚未召开，对后续的人事安排，各方看的都很中，周总理、邓小平都对此忧心忡忡。

关键时候，毛主席选择支持邓小平。

“没办法，只好担起来。”

又隔了一年，邓小平在周总理病榻前谦辞，周总理一听，顿时激动起来：

“你不合适，那谁合适？你身后的那个第二副总理吗？”

邓小平心里很清楚周总理的忧虑，他目光炯炯的望着周总理，神情坚定地说：

“您放心，不用我更不会用张春桥，他也没资格，这一点上，我相信毛主席的政治智慧。”

“你理解毛主席的苦心就好。毛主席也很难，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周总理松了口气：

“小平同志，你记着，这盘棋不能再往下走了，再走就没办法收拾了。”

一直到人生最后，周总理始终忧虑这国家。

12月7日深夜，周总理突然昏迷过去，医生们迅速投入到紧张的治疗中，与此同时，值班的同志立马将消息通知了在京的领导干部，当他们赶到时，周总理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看着身边的人，周总理微微一笑，与所有人都握了握手，张春桥当时排在最后，没有上前，是周总理想起了他，特意喊了几遍，但因为声音小，加上隔得距离较远，张春桥没有听见。

一直到后来，有工作人员告诉张春桥，他才走到周总理身边。

“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邓小平同志。”

张春桥重复了一遍周总理的话，并点头表示：

“总理，您放心。”

周总理当然不可能放心，当时邓小平已经处在“风口浪尖”之下，他必须要做最后的抗争。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周总理的警卫员张树迎还记得，1975年年底，周总理同叶剑英的最后一次谈话。

当时周总理嘱咐了一句：

“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让权落到‘他们’手里。”

对周总理话里的意思，叶剑英当然心知肚明。

12月20日凌晨，病重的周总理突然提出，要见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当工作人员把这一消息报上去时，张春桥竟然一口拒绝了，理由是周总理正处于病危中，不能再见任何人。

工作人员没办法，只好又去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一听，顿时也着了急，立即拍板决定：

“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周总理的病情日渐恶化，越来越虚弱，尽管医生拼尽全力治疗，却始终没能挽救他的生命。

周总理逝世后，围绕谁来致悼词曾引发争执。

1月12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总理悼词以及追悼大会等事项。

也就是在会议上，江青提出应该由王洪文致悼词。不过，王洪文认为自己不合适，张春桥也认为王洪文资历不够，因此主张由叶剑英致悼词。

叶剑英对他们的想法是心知肚明，因此力主邓小平致悼词：

“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

其他出席会议的代表纷纷赞同叶帅的提议，江青也不好再提反对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周总理逝世后，在北京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首都各界代表纷纷赶到医院。当时张春桥也赶到了北京医院，并同守灵的邓颖超拥抱。

邓颖超在现场确实有些错愕，但很快稳定下来，并拉着张春桥说了一句话。

后来这一幕被电视新闻播出，被广大人民群众看到。

不少的熟人一开始都表示不能理解，甚至还询问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不过，张佐良虽然常年在西花厅工作，在当时却并不在现场，因此对这件事情同样不理解。他有心想要找邓大姐询问一下是什么原因，但考虑到周总理那时刚刚去世，邓大姐正悲伤时期，不忍心打扰她。

一直到隔了几个月后，邓颖超从悲痛中走出来。1976年5月，她在北京饭店，请在京的医疗组专家、医护人员及身边工作人员。

见邓大姐情绪稳定下来，张佐良才找机会问她。

“那天，我毫无思想准备，张春桥走到我跟前伸出胳膊跟我拥抱。”

隔了几个月谈起此事，邓颖超既有些疑惑，又有些为难。

“此人来这一手，可能是一种姿态吧?当时，我很难拒绝他这样做。”

张佐良好奇的问了一句：

“大姐，你跟张春桥说了说了些什么话，这个镜头还蛮长的。”

邓颖超摇了摇头：

“还不是去年12月，总理在医院跟他说的，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嘛。“

显然对张春桥突如其来的举动，邓颖超有些猝不及防，但很快稳定下来，简单的聊了几句，回答得滴水不漏。

尽管张春桥始终想装出一幅与周总理亲善的形象，但他别有用心的想法，早已被人所熟知。

毛主席洞若观火，早已清楚一切。

1976年1月21日，周总理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毛主席便做出决定，提议任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1月28日，经毛主席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4月初，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开会一致通过了毛主席的两个决议，其中一个决议是，华国锋不仅正式出任了国务院总理，而且还担任了党的第一副主席。

毛主席的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