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反映了古代科举制度下普通读书人的生活，讽刺了官场上的种种劣习。

其中，《范进中举》的故事脍炙人口，穷苦大半生的秀才范进，在年过半百时中榜，高兴得发了疯。

书中对范进发疯后的行径描写的绘声绘色，幼时读来，只觉得可笑，甚至认为范进不过是考了个好成绩，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高兴得发疯。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范进中举发疯的行为就多了深层的理解，特别是他中举后的官职，放到现代，说不定我们会比范进更激动。

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各个阶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代人的阶级划分，在现代人看来是难以认同的。

现代社会讲究人人平等，而在中国古代，士工农商中，其中商人的地位比较低下，即使生意做到富甲一方，也无法跨越阶级。

而最受尊敬，社会地位最高的一类人便是“士”，指读书人和做官的人。

为了选拔人才，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应时而生。

科举和现代的高考有相似之处，那就是给出身贫寒的学子改变家庭和人生的机会。不过，科举考试带来的金钱和地位，可比高考夸张多了。

科举中榜，不仅能让贫困的家庭从此衣食无忧，还能一举提高社会地位。

农民或者下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出身，只要榜上有名，就能直接飞升到最上层的社会地位，受人尊敬。

就连下一代也能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更有机会做官，子子孙孙都能受到照拂。

科举中榜的诱惑力对古人来说是十分大的。

但凡有些钱财的人家大多都会把男孩送去学堂，哪怕穷困潦倒的，节衣缩食也要想办法把孩子送去读书。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能谋得一官半职，从此全家都能跟着鸡犬升天了。

一次考不上就考二次，科举三年一次，不少人在科举之路上坚持许多年，从少年考到成了老翁的也大有人在。

古代人对科举的执念之深，可见一斑。范进也是其中之一，更是科举制度下万千穷苦学子的缩影。

科举考试制度和高考有很大的不同，高考是大家都有机会参加的，科举则是是逐级选拔。

第一阶段一般是几岁孩子初学参加的考试，只要考过，无论年龄大小，一律称为童生；第二阶段就到了地方知府操办的府试，通过这个考试就成为了秀才；三年之后，可以参加院试，考过之后就成为举人。

范进考过的，就是举人，举人后面还有更高等级的乡试，会试，殿试。

科举等级从举人开始就来到了分水岭，吏部会挑选举人给予一官半职，可能是县丞大小的官，即使做不上小官的举人也能捞得个官府的职位。可以说，举人是入仕的门槛，考中举人别人就得称呼为“老爷”了。

童生到秀才的录取率是10％左右，即100人里头只有10人能成为秀才；成为了这10％的秀才后，举人的录取率又是10％。

竞争之激烈，天下人才如同过江之鲫，只有极少数才能鱼跃龙门。

范进从20岁开始考试，一路寒窗苦读，直到54岁才中了举人。

在考取功名的过程中，他屡次失败，不但要忍受身边人的嘲笑，还要想办法解决生存上的问题。

范进过去的几十年，因为要读书，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只能依靠一点杂活和亲戚的救济勉强生存。

家中的妻子和母亲，饿得面黄肌瘦，范进自己也是时常忍饥挨饿去读书。他的前半生受尽苦楚，看尽了世态炎凉。

在中举之后，意味着苦日子到头了，往后都是自己心心念念几十年的仕途了，很难不会过于激动，从而导致发疯。

范进的疯，除了因为寒窗苦读终于有收获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举带来的权利和享受到的待遇也有质地性的飞跃。

虽说举人只能做地方小官，但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官的职位。

作为地方县吏，可以管地方的教育，可以管财政赋税，还可以管徭役等等。总之，举人可以做的职位比较多。

听起来芝麻绿豆大，但对地方来说，他们的权利是比较大的。放在现代，类似于区局长，地方主任，区科长等职位，是有实打实的权利捏在手里的。

在待遇上，有功名的官吏及其家眷不用服徭役，不用担心会被抓去当壮丁，甚至可以免去税收。

所以许多人争先给官吏家做仆人，是为了躲避朝廷抓壮丁；也有人选择把田产商铺等过到官吏的名下，躲避税收。

可以说，有了功名，接下来的日子说是坐享其成也不为过。

范进只要不犯大错，一辈子都是富贵安逸的，还能护家人周全。这是多少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在吃尽生活的苦后突然拥有了。

试想一下，如果是你，搞不好你也会高兴得发疯。

范进中举的故事，反映了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揭露了封建时代的社会不平等。

科举考试的初衷本身是好的，给了天下寒门学子一个入仕的机会，也为国家争取了许多有才学的人。

然而，它也有一定的弊端，比如科举中榜好处太多，官吏的权利太大。

这种社会等级的偏差，使得读书变得功利化，人人趋之若鹜，偏离了读书是为了看世界，明对错，辨善恶的初衷。

好在现代人人社会地位相对平等，读书也不再像古代一样功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