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第一奇书”《金瓶梅》这一回写的是武松花大价钱迎娶潘金莲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金瓶梅》所展示的是一个人性被歪曲的丑恶的封建世界。活动于其间的人，都是各式各样贪欲的奴隶。王婆被贪财的欲念驱赶着，自赴死路；潘金莲西门庆则因贪图颜色的欲念而自取灭亡。
潘金莲是西门庆的第五个妾，是众妾中深得西门庆宠爱的一个。她之得宠，固然是因为她生得标致，有“脸衬桃花，眉湾新月”之容，使西门庆一见到她，“先自酥了半边”；但更重要的是，潘金莲是一个欲望极深的妇人，和西门庆一样是疯狂贪欲者，与西门庆“旗鼓相当。”所以西门庆明知她行为不轨，与仆人琴童有私，也不予深究；甚至当潘金莲设毒计惊吓官哥儿后，西门庆竟然把父子天性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信条置于不顾，仅仅把“雪狮子”摔死了事，对真正的凶手却未置一辞。
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动物式的欲之上的，彼此毫无真正的感情。就欲念而言，西门庆并不以潘金莲为足，不仅同时拥有几房妻妾，而且还留连烟花柳巷，发展到后来，只要能到手的妇人，不管美丑，都一概收受；同样的，潘金莲也不甘寂寞，她的欲望难遏，先与书童有私，后与陈经济苟合，终因丑事败露，被吴月娘赶出家门，留在王婆家“待聘”。
想当初，是对欲望的贪求，潘金莲谋杀亲夫武大郎，哀求着嫁入西门庆家；后来，也是对欲望的贪求，迫使她离开西门庆家，开始走上人生的末路。
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潘金莲是集中国旧式妇人一切恶德之大成者，她贪婪、秽荡、嫉妒、狠毒……。不过，作者的着力点是“色”字。因此，潘金莲虽然贪财，时常向西门庆索取首饰衣物之类，但是占据她心灵的主要还是“色”，她在“财”上没有动多少脑筋。
西门庆活着时，她没有恃宠而攒下多少私房钱物；西门庆死后，她也没有像李娇儿那样乘乱偷窃财物。当她被撵出西门庆家时，实际上是一贫如洗，沦落为待卖的奴婢，成为捏在王婆手心里的摇钱树。事至今日，她仍然沉溺于无边的欲中，不知“回头是岸”。她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毫不忧虑，“次日依旧打扮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无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画眼，就是弹弄琵琶”，很快就和王婆的儿子王潮儿勾上了。陈经济找到王婆家来后，她又痴望着与陈经济重续旧欢。显然，生活的变故丝毫没有改变潘金莲的本性，只要她还活着，就必然会沿着那条肮脏的路走下去。
武松的登场，为潘金莲充满罪孽的一生画了一个血腥的句号。
平心而论，潘金莲之堕落于欲，除了她自身的原故外，她所生存的罪恶环境负有更大的责任。她本是一个裁缝的女儿，无钱无势，想要改变自己低下的地位，在那个旧时代她只有利用自己的姿色作本钱，恰恰她又长得很美。所以她刚刚长成，就成了有钱有势者的玩具，先是王招宣，后是张大户。这种遭遇本是令人同情的，可是潘金莲并不想摆脱这种命运。相反，她在把颜色作为邀宠荣身的手段的过程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被释放出来， 她自身也逐渐成了这种本能的奴隶。
后来她被迫嫁给外形丑陋，性格懦弱，“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武大郎，“乌鸦怎配鸾凰对”，所嫁非人，她内心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当她第一次看到武松时，就被吸引住了。
武松高大壮健，洋溢着阳刚之气，又是人人敬仰的打虎英雄，作为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潘金莲为他想入非非，生出爱恋之心，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潘金莲不可能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在她那缺乏教养的头脑里也不可能产生什么高尚脱俗的情感，所以，潘金莲对武松的爱恋，从一开始就是抱着情之欲的目的，是一种动物式的求偶本能的冲动。
她利用各种机会向武松卖弄风情，挑弄对方的欲望，虽遭武松斥骂，仍不死心。武松临上东京出差前来与武大郎告别，又勾起她的痴心妄想：“真不这厮思想我了，不然，却又回来?”直到后来勾搭上西门庆，谋杀了武大郎，与武松结下死仇，她才算把武松丢开不提。
但是，正像西门庆的生活中不能一日没有妇人一样，潘金莲也很难忍受没有男人的生活。正当她冷冷清清地守在王婆家“待聘”时，英俊壮健的武松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怎不令她邪念顿生，忘乎所以？
更重要的是，这一回，武松是来提亲的，武松流放归来，花了一百零五两银子，向王婆提亲，要娶潘金莲，这怎能不让潘金莲疯狂？
小说作者非常细致地刻画了潘金莲再次见到武松时的情态心理。她从武松一进门，就躲在门帘后偷看，看到武松出落得比过去更壮美了，心里又爱又怕，爱的是这个堂堂男子汉，怕的是武松对她的态度。当她听到武松说要娶她时，她当即放下了心上的大石头，颇有几分自得地想：“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
一想到这里，她就心急难捺，也不等王婆叫了，厚着脸皮自已掀开帘子出来，与武松见面，迫不及待地表态：“既是叔叔还要奴家去看管迎儿，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话说得那么急切肯定，显然是生怕武松误解自己的心意。当她听见武松一口答应王婆索要的身价银两时，她又赶紧到里屋，浓浓地泡了一盏瓜仁香茶，双手递与武松吃了。作者在这里特意写了“双手递与”，突出潘金莲的殷勤，以见出她生怕当面错过这段姻缘的心理。
潘金莲并不是笨人，她为什么对武松的用心一点猜疑都没有呢？
原因很简单。王婆是“财迷心窍，”而她是“欲迷心窍”。在潘金莲的生活中，欲的追求是第一位的。什么长幼有序的封建伦常呀，什么叔嫂有别的封建礼义呀，都被她欲的需求淹没了，她的理智也被欲所蒙蔽，完全看不见迫在身旁的杀身之祸。尤其可笑的是，她以欲为命，也以此来判断武松的行为。她对自己容颜的魅力有一种盲目的自信，认定这个打虎英雄也会和西门庆、陈经济一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与其说潘金莲死于武松刀下，不如说她死于欲望更准确。
潘金莲为欲所惑，穿上红衣服，搭上盖头，被武松娶回家，回到了亡夫的家。虽然说“色胆包天”“意乱情迷”，但她到底心虚，一看见武大灵牌供在上面，就有些疑忌，“由不的发似人揪，肉如钩搭。”
当武松逼问武大郎之死的真相时，她一开始还想抵赖，直到武松用刀子在她脸上撇了两撇，她才不得不从实招说。这时她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之念，以为武松会因贪图自己的颜色而饶她一死。
直到武松在灵前奠酒烧纸，口称“今日武二与你报仇雪恨”时，她才真正意识到“头势不好”，大祸临身，待要大叫，但为时已晚。小说中在潘金莲死后有一首诗写道：“世间一命还一命，报应分明在眼前。”
当初潘金莲以非常毒辣的手段害死武大郎，如今她也同样死得悲惨可怖。作者认为这是一报还一报，用因果报应的观点来解释人物的命运，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潘金莲的下场确实罪有应得。
在死神降临之时，王婆的表现比潘金莲要滑头一些。她一看见武松吩咐迎儿把前后门栓上，就觉得大事不妙，两次想借故溜掉。当武松拨出刀子，睁圆怪眼，倒竖刚须，向她迫问时，她还能故作镇定，说：“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拿刀弄杖，不是耍处。”想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把弥天大祸化开。当武松把她手脚捆住，她知道这回脱身不得了，于是就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潘金莲身上：“都头不消动意，大娘子自做出来，不干我事。”
而潘金莲也想减轻自己的罪责，把王婆的作为毫不隐瞒地招出来了，她在心里暗自叫苦：“傻才料，你实说了，却教老身怎的支吾！”显然，这个老奸巨滑的王婆直到最后一刻还指望靠着三寸巧辩之舌逃过去。可惜，武松根本不听她“支吾”，用刀很干脆地割下了她的头颅。
《金瓶梅》的作者用生动洗练的笔触勾勒了潘金莲、王婆在死亡面前的丑恶表演，让她们的灵魂作了最后一次曝光。
杀嫂祭兄的情节，在《水浒传》中已有。不过，比起《水浒传》中的武松来，《金瓶梅》中的武松显得凶残粗暴多了。狮子楼一节，他明知对方不是西门庆，而是皂隶李外传，也照样打杀；在《水浒传》中武松杀潘金莲，不过是用刀一剜了事，而《金瓶梅》中的武松，先是花大价钱把潘金莲娶回家，让潘金莲陷入“温柔的陷阱”，然后洞房夜先是把潘金莲衣衫剥净，继而用香灰塞住潘金莲的嘴巴，然后用油靴踢踹……。
这一刻，武松等了三年，盼了三年，终于得偿所愿。
武松的这一系列的粗暴行为，都透露出深刻的人性。
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把梁山好汉武松当作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这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另一方面，《金瓶梅》中的武松不像《水浒传》中的武松那么“尊重”法纪。《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时，请了左右邻舍当证人，还录了口供，画了字，然后投县里去了。看来武松还想尽可能地“依法办事。”而《金瓶梅》中的武松却没有这些“讲究”，他完全蔑视法纪的，所以他独行其事，独力惩罚了杀兄仇人，而后投十字坡张青夫妇那里去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武松又比《水浒》中那个要高明一些。
在这一节中，作者巧妙地通过一些细节来渲染紧张恐怖的气氛。例如，新婚洞房夜屋里供着武大郎灵牌，点着亮亮的灯烛；前门上了栓，后门也顶了；喝酒时，武松不说话，也不让人，把酒斟上，一连吃了四五碗……。这些描述，透出一股凶煞之气，似乎屋子里已弥漫着血腥味，让人感到毛骨悚然，所以吓得潘金莲“发似人揪，肉如钩搭，”王婆更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
武松终于为哥哥报仇了，是在新婚洞房，潘金莲意乱情迷之际，被武松撕掉衣衫，塞住嘴巴，拳打脚踢，一刀了结。事后武松长舒一口气，也不管侄女迎儿了，走后门逃出，趁夜投梁山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