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共事多年，为民服务，成绩卓著。入党六十多年，光明磊落。“

开国上将宋任穷在老友吴德病逝后，曾说了这样一句话。

从1960年9月开始，宋任穷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而当时的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不是别人，就是吴德。

吴德比宋任穷早到东北，他是1955年到的吉林，在吉林工作了11年，应该说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撒到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小到社会民生、大到工业发展、农业建设，可以说是面面俱到。

在东北期间，吴德身上的兼职有很多，甚至还在1957年3月兼任过一段时间天津大学的校长，在此期间，天津大学新校址落成行政楼1幢、教学楼4幢、实习工厂和实验室15个，学生宿舍楼21幢、并建成教职工宿舍5个新村、大礼堂兼食堂及各种生活服务设施等，使得天津大学的规模扩大了不少。

党中央也对吴德在东北的表现看在眼里。

1956年9月，吴德作为八大代表，出席了八大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毛主席到吉林视察，没有先同省委接触，而是自顾自的下到一线农村去视察，一直到考察的差不多了，才同吉林省委领导干部见面。

一见吴德，毛主席就高兴的夸赞他在过去革命时期做出的突出贡献。

毛主席夸奖的话倒让吴德有些不好意思，看着他的申请，毛主席笑着调侃：

“你们看，我以前夸奖他的时候，他也是这个样子。这么多年过去了，吴德还是一点都没变！“

吴德1955年被调到了吉林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前后工作了11年，但就连他的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后来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6年5月，吴德接到了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电话：

“马上交接了在吉林和东北局的工作，到沈阳报到。”

当时，吴德只是以为东北局要听取自己在吉林的工作汇报，还准备了不少相关资料，哪知到了沈阳以后，宋任穷并没有很专心的听他汇报工作，反而告诉他：

“你交接好工作后，即刻到北京报道。”

吴德这时才了解到，中央已经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

原来就在不久前，彭真被免去北京市市长的职务，毛主席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想起了在吉林的吴德，当即决定调他到北京工作，李富春打电话把这一消息通知了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宋任穷这才给吴德打了电话。

可吴德心里却很为难，因为在吉林工作了十多年，他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

“宋书记。”吴德颇有些为难的说：“我在吉林工作了许多年，对这个地方不免有些留恋，能不能让别的同志去。”

“不能。”

宋任穷摇了摇头：

“这是工作 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吴德从宋任穷的话里听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声音，于是特意问了一句：

“北京的情况是怎样的？”

宋任穷只是简单的谈了几句，但并没有多谈，只是告诉了吴德，到了北京以后，自然会有中央的同志对你谈。

当然，吴德自己也并没有想到，自己其实应该算是临危受命，当时吴德被调到北京市委担任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李雪峰。李雪峰告诉吴德：

“北京的问题很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你到北京以后，要针对这些问题，做好本质工作……”

1966年6月3日，吴德见到了周总理，当时周总理指示：

“北京新市委的名单要在报纸上刊载。”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央于6月4日颁布了北京新市委的成员名单，其中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兼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兼党委书记。

毫无疑问，当时中央领导人对吴德抱有很高的期许。

吴德那时也面临相当的压力，特别是主要市委领导干部都陆续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整个重担就全压在吴德身上。

尽管艰难，但吴德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短短半年多的时间，

1968年12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吴德递补为中央委员，第二年的九大上，吴德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

毛主席、周总理也始终很信任吴德。

之前提到过吴德在抗战时期领导冀东暴动，这里倒是可以展开多谈一谈。

吴德是河北丰润人，自从出生开始，就对吃饱饭就有着天然的执着，因为家里太穷，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很偶然的一次机会，吴德听先生聊起过，丰润自古以来就是产粮的地区，当时吴德在课堂上站起来就问了一句：

“既然是粮食重镇，那为什么吃不饱饭呢？”

一个孩子气的问题，问的先生连连叹气：

“等你长大了……罢，孩子也好。”

尽管家里很穷，但吴德还是按部就班的读完了小学、初中，在当时全国普遍都是文盲的情况下，吴德就要算是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就连算命的也都上门说：

“这孩子将来保准是国民党的大官。”

然而吴德在念了这么多书以后，却被马克思主义深深的吸引，并从那时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吴德本来是有机会去争取更高的学历的，在1932年，吴德甚至已经考入了中央人民大学，但为了革命事业，吴德选择放弃学业，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1933年，吴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组织委派下，吴德前往唐山从事工人运动。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吴德同冀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战爆发以后，冀东地区作为连接华北、东北的咽喉，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1937年8月，党中央决定在冀东（即河北、热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宋时轮、邓华率领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为后来的冀东暴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过，在当时，我党确实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那就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当时的河北、热河两省的群众基础特别好，基层党组织也很多，随着八路军正规部队挺进冀东以后，这些地方党组织在当地广泛发动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起义。

至7月，参加起义的人已经波及冀东20余县，人数达20余万，并组成了7万余人的冀东抗日联军和近3万人的其他抗日武装。

当时吴德正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冀东分委书记，时隔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也忍不住感慨：

“冀东暴动，我们一开始估计有两千人参加暴动就不错了，但暴动后，参加的有十几万人，著名的节振国就是领导罢工时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这次暴动，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

因为准备不充分，加上日伪军的清剿，冀东抗日联军最终遭到了失败，部队也被打散，几万人的部队，最终仅剩下千余人，一部分同八路军第四纵队会合，留在冀东坚持抗日作战，另外一部分则转移到了平西。

尽管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教训，但吴德并未气馁，而是仍然坚持留在冀东地区。

一直到1940年，吴德被选为七大代表后，这才前往延安，因七大会议推迟，吴德后来就留在了延安。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吴德当时仅有27岁，但在党内已经是一个颇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老党员了。

吴德调北京工作后，毛主席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吴德有德”

“吴德有德”、“吴忠有忠”这一说法曾广为流传。

吴德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吴忠是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

据原来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李维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毛泽东确实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说出的这句话。据我所知，那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也就是九一三事件的前一天，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专列停在丰台，汪东兴紧急通知了北京军区以及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到火车上谈话，参加的有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吴德、吴忠等人。”

毛主席是1971年8月15日乘专列南下的，沿途与湖北、河南、江西等各省市的党政军领导人谈话，还在南昌召见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当专列抵达杭州时，毛主席已经有预感，接下来可能会发生危险。

1971年9月8日，习惯于夜间办公的毛主席突然下令，专列从停靠的杭州笕桥专运线上立即转移，并通知许世友到上海等候。

在上海，毛主席与许世友碰面后，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于9月11日中午突然下令，离开上海北上，半途中汪东兴按照毛主席的嘱咐，通知了北京军区以及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到丰台火车站等候。

到9月12日下午1时40分，专列徐徐驶入距离北京40华里的丰台车站

当时，纪登奎等四人走进专列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香烟，见四人走了进来以后，立即上前同众人握手。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里，基本上是毛主席在讲话，他们坐在一边倾听。

毛主席那时提到了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吴德赶紧上前承认错误：

“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我犯了错误。”

一听他的话，毛主席立马摆了摆手：

“没你的事儿，吴德有德。”

聊到一半时，吴忠在旁边接了一句话：

“主席，可能有坏人吧？”

毛主席抬头看了一眼吴忠，说了一句：

“你说得对，吴忠有忠。”

谈话结束后，毛主席嘱咐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对吴德更加信任，身上兼任的职务也更多，不仅担任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当时不仅北京军区直接归吴德领导，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更是受吴德直接调动，这在当年是一个关键的部门，直接负责保卫党中央。

从1973年5月，吴德开始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中央的一些重要工作。

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期间，吴德对“四人帮”的活动进行了抵制。

1974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有人提议恢复文化部，并提名吴德出任文化部部长。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1971年夏，吴德就兼任了国务院文化组组长。

在那个特殊年代，文化部受到的影响不小，1970年6月，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关于精简合并各部委的报告，文化部被撤销后，成立了国务院文化组，1971年7月，国务院文化组正式成立，吴德出任文化组组长，刘贤权任副组长。

吴德一开始不愿意去文化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市委的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也不懂文化工作。

周总理当时也很理解他，于是委婉劝说他：

“毛主席有批示，你不能不去，但你可以先暂时不去，让刘贤权负责。”

可拖得时间长了也不行，吴德后来还是到了国务院文化组工作，一干就是好几年，期间压力也很大。

到提出恢复文化部以后，吴德被推为文化部部长，但他再一次提出：

“北京的工作已经繁重，又不懂文化工作，负责一段文化组工作，也没有做好。”

吴德几次表达诉求，但都被忽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是力主他担任文化部部长。张春桥当时更是提出，让吴德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兼任文化部部长。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吴德通过李先念反映了这个情况，李先念又把他的诉求转达给周总理。

周总理略一沉吟，托人告诉吴德：

“可以先到人大去。”

然而一开始吴德没能领会周总理的意思，几次推脱到人大任职：

“人大的工作我不熟悉，很多民主人士都没有见过。”

周总理见吴德推脱，也有些急了：

“你怎么这么糊涂？”

吴德一开始是一头雾水，一直到后来周总理托李先念告诉他，他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到人大任职以后，就不能够在出任国务院各部委的工作，这样一来，吴德自然也就不用再担任文化部部长。

直到这时，吴德才理解了周总理的良苦用心，不由得心生敬意。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吴德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北京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吴德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照拂，这也成为他后来一生难忘的回忆。

1975年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德抵抗住了压力，坚持要求下发毛主席的批示，当时他的发言相当大胆，也引起了各方的注意。

当时散会以后，邓小平拉住吴德赞许的称：

“你今天鼓了很大的勇气吧。”

吴德点点头：

“是啊！”

病重的周总理听说了会上的事情以后，特意把吴德叫到了病床前关切的问：

“你们在会上吵起来了？”

尽管周总理在病中，但他仍然牵挂着国家大事，特别为吴德担心，特别叮嘱吴德：

“要注意方式，多个别交谈，别影响团结。”

吴德见周总理在病痛中，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处境，心里又是痛心又是难过，只能点头答应。

不过让吴德也没有想到，毛主席对他的态度很是欣赏。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同与会者握手，当看到吴德时，毛主席上前又说：

“吴德有德。”

这也是毛主席第二次说这样的话，听到这句话，吴德把那颗紧张的心才又咽回了肚子。

总而言之，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吴德始终坚守岗位，为国家的安定团结，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吴德晚年过得十分平静，特别是在退出领导岗位之后，平常大半的时间，吴德都是在家里钻研诗词、读书写作，还特别喜欢用瘦金体抄写毛主席的诗句，偶尔失眠时，吴德便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花看草。

值得一提的是，吴德晚年留下了一本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详述了自己在那十年的任职经历，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被人称为是：

“一个有德之人说的老实话”

离开工作岗位以后，除了一些老朋友，如纪登奎等时常上门探望，吴德一多半的时间都是深居简出，尽量不与外界联系。

吴德的女儿吴铁梅回忆：

“父亲刚引退那几年，家里十分安静，他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唯独关心国家大事，那天父亲正在看《新闻联播》，当听到有关贪官的新闻时非常气氛，一怒之下把电视关上了，父亲就是听不得对国家不好的事儿、不好的人。”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不少老朋友都上门劝吴德：

“你应该出去看看，改革开放以后祖国变化很大。”

吴德听了这句话，才勉强答应出门去看看，看到了祖国各地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的心里很是高兴。

1992年，吴德被诊断初患有血液病，身体从此每况愈下，女儿吴铁梅当时向中央申请，恢复父亲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得到了中央批准，后来吴德在医院的治疗费用，全部都由国家卫生部负担。

也因为这个缘故，吴德对家人常说：

“党和国家帮了我们太多太多，你们要常怀感恩之心，努力报效祖国……”

1995年，吴德病情恶化，临终前拉着家人的手嘱咐：

“我的后事一切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11月29日，吴德因病去世，享年92岁。

尽管有不少文章指出，吴德逝世后，葬礼待遇规格很高，但据资料记载情况来看，吴德去世后遗体火化，公开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哪一位领导人前去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