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张春桥提议叶剑英致悼词,叶帅拒绝:只有一人合适

漫步史书 2023-02-24 18:54:08
前言

图|叶剑英

“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然而围绕着谁来致悼词的问题,各方也产生了很多争论。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是叶剑英站出来力挺由邓小平来致悼词。

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从1967年开始就已经每况愈下了。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周总理的身体素质一向不错,可因为过于操劳,还是让他的身体一步一步的恶化。

1967年2月2日,经医生诊断,周总理患了心脏病。

心脏病的主要诱因,就是因为劳累过度,加上睡眠少引起的,后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联名签了一张大字报,提醒周总理要多休息,然而周总理看后也只是笑了笑,后来直接在上面批示了8个字: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图|周总理

可一贯操劳的周总理,又怎肯扔下手头的工作去休息呢。

除了心脏的问题,周总理还在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

也是因为这个病,导致周总理身体健康更加恶化。

尽管医生对治疗这个病症几乎束手无策,但根据国外建议,他们还是建议周总理能够多喝水,每天最少喝2000毫升以上,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要求,周总理都办不到,因为长年累月的工作,加上时不时的还要接见外宾,周总理认为自己多喝水,势必要多上厕所,在一些外交场合,这样做很不礼貌。

其实周总理也知道自己病情严重,可为了国家人民,他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可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工作未来将会由何人接手。

毫无疑问,在当时情况下,有一个人最合适。

他就是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远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了想要出来工作的想法,毛主席看了以后,将信批转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到了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后,也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从这天开始,周总理便开始考虑邓小平复出工作的问题。

图|周总理与邓小平合影

一直到进入第二年3月,邓小平复出工作基本已成定局后,周总理才将自己治病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事后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宣布: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从这天开始,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其实,从邓小平回到北京,知道周总理病情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心情就显得很沉重。

1973年2月,邓小平携全家一起回到了北京。

关心邓小平一家情况的邓颖超几乎是第一时间就上门探望,邓榕后来对此事记得很清楚,因为两家非常熟悉,邓颖超对邓小平的几个子女的情况也很了解。

等到孩子们全都出去以后,邓颖超拉着邓小平夫妇聊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周总理的病情。邓小平在江西住了三年,一直不知道北京是一个什么情况,到此时他才从邓颖超口中,了解了这一情况。

图|毛主席与邓小平

“我觉得我父亲母亲是很伤心的。因为这么多年的友谊,这么多年像兄长一样,而且身体现在得了这么重的病。”

邓榕后来回忆起这件往事时,还哽咽着这样说了一句话。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做的第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率团赴联合国,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领代表团成员离京,本已重病缠身且一夜未眠的周总理直接飞奔到机场送行。

联合国大会结束后,邓小平乘坐法航班机转道去巴黎,然后经巴黎回国,但就在巴黎停留期间,时任驻法大使的曾涛问:

“有没有什么想要带回国的东西?”

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

“我要买点羊角面包和奶酪。”

图|1974年4月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

后来邓小平买了100个羊角面包和各式各样的奶酪,回国后把这些面包和奶酪分成好几份,送给当年曾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战友,包括周总理、邓颖超、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人,还特别叮嘱要多给周总理带几个。

在邓小平的心里,始终把周总理当做兄长。

邓小平后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谈到周总理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同样,周总理也很欣赏邓小平的才干。

据说一次建国后,周总理问薄一波:

“对刘伯承、邓小平的工作方式怎么看?”

薄一波那时特别想知道周总理的看法,就反问了一句:

“总理,您看呢?”

图|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

周总理仔细思索了片刻后,十分认真的说: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着重’。”

薄一波又更进一步的问了一句:

“对这两种工作方式您怎么看呢?”

周总理回答了一句:

“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也因为两人共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周总理与邓小平始终关心着彼此。

在邓小平接替主持国务院工作前,周总理那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邓小平多次上门探望,特别是后来从联合国回来以后,当他知道周总理要去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特别提出建议:

“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先谈主要问题。”

图|周总理

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也就是在法国街头,他又买了许多法式长棍面包,还自言自语的念叨:

“总理爱吃这种面包,带回去给他尝尝。”

一听到他说这句话,在场众人无不泪目。

尽管从1975年年初,邓小平就已经全面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但他与周总理见面的次数更频繁了。特别是从7月初,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后,基本上每隔几天,两人都要见一见。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这让周总理十分欣慰。

1975年8月26日,周总理在医院接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宾努亲王,谈话间周总理高度赞扬邓小平在过去半年所作的工作,以至于当时在场的柬埔寨民主团结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后来回忆称:

“周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9月7日,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总理不顾医护人员劝阻,坚持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成员,并再一次谈到了邓小平的工作:

“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在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这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图|毛主席与周总理合影

从1975年开始,周总理的病情就已经在恶化的道路上高速奔驰,但他并没有因此减轻自己身上的工作。

周总理对自己病情更是心知肚明,毕竟身体上的病痛是实实在在的。

早在1975年6月9日,周总理抱病出席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时,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劝说总理要保重身体,然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

“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在场众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事实上到这天之前,周总理周身已经动过三次大手术,虽然3月26日的第三次手术大获成功,可周总理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不堪了。

6月16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病情:

“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1975年9月,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吴阶平向中央报告:

“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做内科保守治疗。”

9月20日下午,周总理准备做第四次手术。

图|邓小平

其实就在手术前,周总理便已经预感到,自己这次上手术台,后果孰难预料,在手术车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周总理环顾四周看了一圈,然后问了一句:

“小平同志来了吗?”

当时,邓小平就站在人群中间,一听到周总理的呼唤,马上走到手术车前。

周总理看见了邓小平,心里突然轻松下来,他吃力的抽出手来,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时隔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件事,还忍不住说:

“总理讲的是心里话。”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并没有治好周总理的病,医生难过的发现,当时周总理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根本就无法医治,邓小平听说这个消息后,内心极为悲痛,他此时只能指示医疗组:

“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的治疗,但周总理的病情每日仍然在不断恶化,到12月中下旬时,周总理病情危殆,以至于达到了只能依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在周总理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时常陷入昏睡,为数不多清醒的时候,仍然是不住的交待工作,然后就是自己的身后事儿。

12月20日凌晨7时,周总理提出要找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然而当时有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随时见周总理,工作人员没办法,只好挨个打电话请示,一直到给邓小平打电话后,邓小平强忍悲痛,冲着电话吼道:

“总理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见谁。”

12月28日午夜,周总理突然病危,被紧急送到手术室治疗,邓小平睡梦中接到电话后,立即冲到了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手术室门前。

一直到两个钟头后,在确认周总理已经渡过难关后,邓小平才离开了医院。

对周总理的病情,各方都投入了关注,邓小平更是在百忙之中,时不时的上门探望。

1976年1月7日凌晨,周总理再度进入昏迷状态,虽然医生拼尽全力抢救,但仍无济于事,到晚上11时,周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强撑精神,对站在身边的医生吴阶平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总理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围绕谁来致悼词的问题引起了各方讨论。

其实于情于理,邓小平都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两人交情,还是从邓小平身份地位来看,也应当是如此。

可当时反对的声音也有很多,江青一开始主张王洪文或者张春桥来致悼词,可王洪文资历浅,张春桥也考虑到自己确实不够格,于是主动提议:

“还是请叶帅来吧。”

图|叶剑英

叶剑英对他们的想法心知肚明,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站出来力挺邓小平来致悼词:

“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别人都不合适。我提议由小平同志为总理致悼词!”

叶帅的提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后来就此确定下来。

从1975年11月中旬,周总理病危之际,汪东兴、纪登奎就在小范围内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周总理去世后后事安排情况,其中就包括悼词的内容

悼词初稿确定下来后,经汪东兴批准送交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在看过悼词内容后,亲自提笔在内容上加了一句话,并报请毛主席批示同意。

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在八宝山正式举行,并由邓小平致悼词。

整个过程大家神情肃穆,当邓小平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时,大家都注意到,邓小平在读这句时,声音情不自禁的哽咽了一下。

与此同时,整个大厅里也响起了一片哭声。

读完悼词后,已经72岁的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他转过身望着这位曾在过去革命岁月中陪伴着他的兄长,任凭泪水淌下……

图|周恩来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而在那天晚上,毛主席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出席追悼会,但陪伴在他身边的护士和工作人员却发现,毛主席那天是流着泪看完电视上周总理追悼会的报道的。

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将工作人员留了下来,并深深的鞠了一躬,并提出了周总理生前最后一个要求:

“恩来同志还有最后一桩遗愿,他希望骨灰不保留,将其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这也是事先经过了中央同意了的,在场的众多工作人员以及亲属都忍不住泪目,他们问道:

“我们留不住伯伯,连骨灰也留不住吗?”

邓颖超神情严肃,安慰在场的所有亲属朋友: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你们都听到小平同志的悼词了,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意见。从你们伯伯去世之后,关于后事的问题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你们也一样,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见。”

1976年1月15日深夜,一架飞机缓缓起飞。

邓颖超亲自护送周总理的骨灰上了飞机,老警卫张树迎见邓颖超一路上捧着骨灰盒,本来想接过来替她捧一会儿,但邓颖超却摇着头拒绝了:

“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

虽然周总理已经逝去,但他的精神万古长存。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动身访日,他也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首个访日的国家。

与此同时,邓小平此行也带着周总理的遗愿。

10月28日,邓小平来到日本京都岚山,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也同日方谈到了中日友好的奠基人周总理。

周恩来在赴法勤工俭学前,曾经作为官费生在日本留学,虽然时间不长,但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周总理当年游览日本京都岚山时,曾为当地美景所引,写了两首诗。

图|邓小平访日

邓小平在亭榭间举目四望,对日本朋友介绍道:

“191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这里的时候也是下雨。当时作的《雨中岚山》这首诗,最近已在北京出版。”

一席话说出来,就连日方代表也忍不住伤感。在场的廖承志后来更是诗兴大发,即席吟诵道:

“天高江户正秋风,烟雨京都叶未红。大堰河边人越艳,岚山楼阁新枫看。”

如果周总理泉下有知,看到这一幕,想来也会倍感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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