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然而围绕着谁来致悼词的问题，各方也产生了很多争论。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是叶剑英站出来力挺由邓小平来致悼词。

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从1967年开始就已经每况愈下了。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周总理的身体素质一向不错，可因为过于操劳，还是让他的身体一步一步的恶化。

1967年2月2日，经医生诊断，周总理患了心脏病。

心脏病的主要诱因，就是因为劳累过度，加上睡眠少引起的，后来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联名签了一张大字报，提醒周总理要多休息，然而周总理看后也只是笑了笑，后来直接在上面批示了8个字：

“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可一贯操劳的周总理，又怎肯扔下手头的工作去休息呢。

除了心脏的问题，周总理还在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

也是因为这个病，导致周总理身体健康更加恶化。

尽管医生对治疗这个病症几乎束手无策，但根据国外建议，他们还是建议周总理能够多喝水，每天最少喝2000毫升以上，可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要求，周总理都办不到，因为长年累月的工作，加上时不时的还要接见外宾，周总理认为自己多喝水，势必要多上厕所，在一些外交场合，这样做很不礼貌。

其实周总理也知道自己病情严重，可为了国家人民，他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可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工作未来将会由何人接手。

毫无疑问，在当时情况下，有一个人最合适。

他就是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远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了想要出来工作的想法，毛主席看了以后，将信批转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到了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后，也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从这天开始，周总理便开始考虑邓小平复出工作的问题。

一直到进入第二年3月，邓小平复出工作基本已成定局后，周总理才将自己治病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事后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宣布：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从这天开始，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其实，从邓小平回到北京，知道周总理病情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心情就显得很沉重。

1973年2月，邓小平携全家一起回到了北京。

关心邓小平一家情况的邓颖超几乎是第一时间就上门探望，邓榕后来对此事记得很清楚，因为两家非常熟悉，邓颖超对邓小平的几个子女的情况也很了解。

等到孩子们全都出去以后，邓颖超拉着邓小平夫妇聊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周总理的病情。邓小平在江西住了三年，一直不知道北京是一个什么情况，到此时他才从邓颖超口中，了解了这一情况。

“我觉得我父亲母亲是很伤心的。因为这么多年的友谊，这么多年像兄长一样，而且身体现在得了这么重的病。”

邓榕后来回忆起这件往事时，还哽咽着这样说了一句话。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做的第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率团赴联合国，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领代表团成员离京，本已重病缠身且一夜未眠的周总理直接飞奔到机场送行。

联合国大会结束后，邓小平乘坐法航班机转道去巴黎，然后经巴黎回国，但就在巴黎停留期间，时任驻法大使的曾涛问：

“有没有什么想要带回国的东西？”

邓小平只说了一句话：

“我要买点羊角面包和奶酪。”

后来邓小平买了100个羊角面包和各式各样的奶酪，回国后把这些面包和奶酪分成好几份，送给当年曾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战友，包括周总理、邓颖超、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人，还特别叮嘱要多给周总理带几个。

在邓小平的心里，始终把周总理当做兄长。

邓小平后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谈到周总理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同样，周总理也很欣赏邓小平的才干。

据说一次建国后，周总理问薄一波：

“对刘伯承、邓小平的工作方式怎么看？”

薄一波那时特别想知道周总理的看法，就反问了一句：

“总理，您看呢？”

周总理仔细思索了片刻后，十分认真的说：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着重’。”

薄一波又更进一步的问了一句：

“对这两种工作方式您怎么看呢？”

周总理回答了一句：

“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也因为两人共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周总理与邓小平始终关心着彼此。

在邓小平接替主持国务院工作前，周总理那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邓小平多次上门探望，特别是后来从联合国回来以后，当他知道周总理要去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时，特别提出建议：

“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先谈主要问题。”

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也就是在法国街头，他又买了许多法式长棍面包，还自言自语的念叨：

“总理爱吃这种面包，带回去给他尝尝。”

一听到他说这句话，在场众人无不泪目。

尽管从1975年年初，邓小平就已经全面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但他与周总理见面的次数更频繁了。特别是从7月初，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后，基本上每隔几天，两人都要见一见。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这让周总理十分欣慰。

1975年8月26日，周总理在医院接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宾努亲王，谈话间周总理高度赞扬邓小平在过去半年所作的工作，以至于当时在场的柬埔寨民主团结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后来回忆称：

“周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

9月7日，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总理不顾医护人员劝阻，坚持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成员，并再一次谈到了邓小平的工作：

“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在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这也是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从1975年开始，周总理的病情就已经在恶化的道路上高速奔驰，但他并没有因此减轻自己身上的工作。

周总理对自己病情更是心知肚明，毕竟身体上的病痛是实实在在的。

早在1975年6月9日，周总理抱病出席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时，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劝说总理要保重身体，然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

“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在场众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事实上到这天之前，周总理周身已经动过三次大手术，虽然3月26日的第三次手术大获成功，可周总理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不堪了。

6月16日，周总理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病情：

“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1975年9月，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吴阶平向中央报告：

“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到了晚期，癌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已成为恶性程度很高的“鳞癌”，不可能再进行手术切除治疗，经医疗组研究，确定只做内科保守治疗。”

9月20日下午，周总理准备做第四次手术。

其实就在手术前，周总理便已经预感到，自己这次上手术台，后果孰难预料，在手术车被推进手术室之前，周总理环顾四周看了一圈，然后问了一句：

“小平同志来了吗？”

当时，邓小平就站在人群中间，一听到周总理的呼唤，马上走到手术车前。

周总理看见了邓小平，心里突然轻松下来，他吃力的抽出手来，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时隔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件事，还忍不住说：

“总理讲的是心里话。”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并没有治好周总理的病，医生难过的发现，当时周总理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根本就无法医治，邓小平听说这个消息后，内心极为悲痛，他此时只能指示医疗组：

“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的治疗，但周总理的病情每日仍然在不断恶化，到12月中下旬时，周总理病情危殆，以至于达到了只能依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在周总理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时常陷入昏睡，为数不多清醒的时候，仍然是不住的交待工作，然后就是自己的身后事儿。

12月20日凌晨7时，周总理提出要找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然而当时有规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才能随时见周总理，工作人员没办法，只好挨个打电话请示，一直到给邓小平打电话后，邓小平强忍悲痛，冲着电话吼道：

“总理都病成这个样子了，他要见谁就见谁。”

12月28日午夜，周总理突然病危，被紧急送到手术室治疗，邓小平睡梦中接到电话后，立即冲到了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手术室门前。

一直到两个钟头后，在确认周总理已经渡过难关后，邓小平才离开了医院。

对周总理的病情，各方都投入了关注，邓小平更是在百忙之中，时不时的上门探望。

1976年1月7日凌晨，周总理再度进入昏迷状态，虽然医生拼尽全力抢救，但仍无济于事，到晚上11时，周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强撑精神，对站在身边的医生吴阶平说：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总理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围绕谁来致悼词的问题引起了各方讨论。

其实于情于理，邓小平都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两人交情，还是从邓小平身份地位来看，也应当是如此。

可当时反对的声音也有很多，江青一开始主张王洪文或者张春桥来致悼词，可王洪文资历浅，张春桥也考虑到自己确实不够格，于是主动提议：

“还是请叶帅来吧。”

叶剑英对他们的想法心知肚明，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站出来力挺邓小平来致悼词：

“无论从规格上还是从资历上，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别人都不合适。我提议由小平同志为总理致悼词！”

叶帅的提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后来就此确定下来。

从1975年11月中旬，周总理病危之际，汪东兴、纪登奎就在小范围内召开了会议，讨论了周总理去世后后事安排情况，其中就包括悼词的内容

悼词初稿确定下来后，经汪东兴批准送交邓小平审阅。邓小平在看过悼词内容后，亲自提笔在内容上加了一句话，并报请毛主席批示同意。

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在八宝山正式举行，并由邓小平致悼词。

整个过程大家神情肃穆，当邓小平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时，大家都注意到，邓小平在读这句时，声音情不自禁的哽咽了一下。

与此同时，整个大厅里也响起了一片哭声。

读完悼词后，已经72岁的邓小平再也忍不住，他转过身望着这位曾在过去革命岁月中陪伴着他的兄长，任凭泪水淌下……

而在那天晚上，毛主席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出席追悼会，但陪伴在他身边的护士和工作人员却发现，毛主席那天是流着泪看完电视上周总理追悼会的报道的。

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将工作人员留了下来，并深深的鞠了一躬，并提出了周总理生前最后一个要求：

“恩来同志还有最后一桩遗愿，他希望骨灰不保留，将其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这也是事先经过了中央同意了的，在场的众多工作人员以及亲属都忍不住泪目，他们问道：

“我们留不住伯伯，连骨灰也留不住吗？”

邓颖超神情严肃，安慰在场的所有亲属朋友：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你们都听到小平同志的悼词了，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意见。从你们伯伯去世之后，关于后事的问题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你们也一样，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见。”

1976年1月15日深夜，一架飞机缓缓起飞。

邓颖超亲自护送周总理的骨灰上了飞机，老警卫张树迎见邓颖超一路上捧着骨灰盒，本来想接过来替她捧一会儿，但邓颖超却摇着头拒绝了：

“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

虽然周总理已经逝去，但他的精神万古长存。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动身访日，他也成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首个访日的国家。

与此同时，邓小平此行也带着周总理的遗愿。

10月28日，邓小平来到日本京都岚山，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也同日方谈到了中日友好的奠基人周总理。

周恩来在赴法勤工俭学前，曾经作为官费生在日本留学，虽然时间不长，但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周总理当年游览日本京都岚山时，曾为当地美景所引，写了两首诗。

邓小平在亭榭间举目四望，对日本朋友介绍道：

“1919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这里的时候也是下雨。当时作的《雨中岚山》这首诗，最近已在北京出版。”

一席话说出来，就连日方代表也忍不住伤感。在场的廖承志后来更是诗兴大发，即席吟诵道：

“天高江户正秋风，烟雨京都叶未红。大堰河边人越艳，岚山楼阁新枫看。”

如果周总理泉下有知，看到这一幕，想来也会倍感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