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王南征，因为他的王后和丹朱后裔私通，他来复仇了
上古尧舜时期，丹朱是尧的不肖之子，因种种恶行而被放逐。丹朱被流放以后的情况如何？对此，古代典籍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却或明或暗地保留了与丹朱有关的某些传说。通过分析这些传说，就会发现，丹朱被放逐后，他的后裔曾活跃在江汉流域，是江汉古族的重要一员，并对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桓公率诸候伐楚，管仲向楚国使者说道：“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把周昭王的汉水殒没一事归罪于楚，楚使断然否认这件事与楚国的关系，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从实际情况考察，这次覆舟事件是丹朱的后裔所为，也就是说昭王死于丹朱后裔之手。《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大夫内史过说道：“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而仪之，生穆王焉，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这段话，透露了极其重要的信息：昭王房后和丹朱后裔有私通关系，周穆王是私通所生；同时，丹朱后裔对于周王朝来说，是带来祸患的因素，它导致周天子的不幸。
房地在今湖北房县，《世本》记载：“豕韦，防姓。”张澍粹补注：“防，一作彭。豕韦本彭姓，大彭之孙元哲封豕韦，刘景更封之，故姓防。”防、房通，房氏是豕韦后裔，属彭姓。房地所在的河，古时称彭水，也是以姓名河，彭水源于房县西南，后名筑水，今名南河。《左传桓公十二年》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涉渡的就是彭水。由此可见，房姓是祝融的后代，与楚同属苗蛮部族。
房地旧址在今湖北房县一带，从地理位置上看，丹朱族人通于房后是完全可能的。丹朱被放逐于丹水，就是现在的丹江流域。丹江在汉水之北，房地在汉水以南，两地仅一水之隔，丹朱族人只要越过汉水，便可进入房地。实际上，丹朱族人正是按这样的路线，向南推进的。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丹朱族人越过了汉水，进入房地，并且成了那里的主人。所谓“房后协于丹朱”，实际是丹朱族与房姓通婚，是唐尧后代与祝融苗裔的联姻。丹朱族与房姓通婚，周族也从房姓聘女，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成王三十三年，“命世子钊如房逆女，房伯祈归于宗周。”周康王娶于房，昭王也是如此，康、昭二世，周天子都是从房地娶王后。昭王房后协于丹朱，实际是私通于丹朱的后裔，《国语》供认了这一事实，并承认周穆王是房后通于丹朱的后裔所生，对于房后，“丹朱凭身而仪之”。《离骚》有“凭不厌乎求索”的诗句，王逸注；“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无独有偶，昭王房后之子，穆王名满，这是否和丹朱凭身房后有关？是否是楚人房后为纪念与丹朱族人的关系而起的名字？
似乎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周昭王娶于房，但这位房后却与丹朱族人发生两性关系，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事实，否则，内史过不可能那样言之凿凿，不加隐讳。由此可见，对于丹朱族人来说，周昭王乃情敌，是有夺妻之恨的对手，他们必然会寻机报复，加害于昭王。内史过把丹朱说成是照临周王朝的幽灵，已经暗示了昭王之死与丹朱后裔的关系。
据今本《水经注》记载，昭王沉船丧生是在汉水下游潜江以东地段，后代基本沿袭此说。按照这种说法，昭王渡汉水的地方离房地有千里之遥，这与居住在那里的房姓及丹朱后裔没有任何关系。但从历史实际情况考察，《水经注》的上述记载是靠不住的。
西周前期到中期，楚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心还在今湖北西部荆山一带，向东没有越过汉水、江陵一线。只是到了周夷王时期，熊渠才在兴兵伐庸、杨奥的同时，把势力范围扩展到鄂。
周昭王时期，周、楚争夺的重点是江汉西部地区。昭王南征是讨伐荆楚，楚国当时都于秭归，从宗周出兵，越过陕西商洛地区便可逼近楚国北境方城，威胁秭归，昭王南征不可能舍近求远，放弃楚国的心腹地带，而从汉水下游作长途迂回。后来，周宣王时，召虎领兵从汉水下游进击，那是为了讨伐淮夷，而不是与楚国交战。
今本《水经注》有关昭王遇难地点的记载是不确切的，同时，又是自相矛盾的，但却为考证昭王南渡汉水的地点提供了线索，在叙述周昭王死于汉水一事之前，文中有“即堵口也”四个字。对于这一句话，后来注家都认为不可信，作过各种改动，但都很难令人信服。从当时历史实际考察，昭王渡汉水并且遇难的地点，确实应该在堵口附近，堵口即堵河汇入汉水处，其地在今湖北陨县以西，距房县不过百余里，正是古代房国的统治地域，是丹朱后裔居住的地方。昭王死于当地土著之手，具体说来，是丹朱后裔和房姓居民葬送了他，据此，完全有理由怀疑，或是今本《水经注》在编排上有错简，或是当时对昭王遇难之地有两种说法，郦道元兼存其说，造成了记载上的互相矛盾。
据《帝王世纪》记载，昭王遇难的经过是这样：“及济于汉，船人恶之，乃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可见，他并不是在武装冲突中被打死，而是被当地的“船人”欺骗，船沉身亡。显然，当地土著人对昭王虚与周旋，表面上为他提供渡船，实际上，是为他准备葬身之具。昭王死后，“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周人对昭王之死讳莫如深，在当时根本不敢张扬，这说明，昭王死得很不光彩。如果和房后协于丹朱的记载联系起来看，完全有理由相信，昭王之死属于情杀，是被他的妻姓居民及丹朱后裔害死的，对于丹朱后裔来说，此举是报了夺妻之仇。
丹朱后裔对周昭王的报复行为表明，它已经加入了楚国阵营，成为遏制西周王朝向南扩展的重要力量；同时，这一事件又是姬姓周族与唐尧后裔多次较量中的重要一仗。周代统治者以祖述尧舜自居，并且在王朝创立初期确实对唐尧后裔釆取了保护措施。武王灭商后，为了安抚人心，大封先圣苗裔，其中唐尧的一支后裔就被分封于蓟。随着周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它对唐尧后裔不再是保护，而是逐渐削弱和翦除。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成王八年，“王师灭，迁其民于杜。”唐是尧的故地，成王把它分封给自己的弟弟唐叔尧，而将尧的后裔迁移到杜，封为杜伯。杜即今陕西西安杜陵一带，距离宗周镐京很近，这就把唐尧后裔置于周王朝的严密监视之下。
但是，西周统治者对唐尧后裔的侵削并未结束，周宜王时期，又杀其大夫杜伯。杜伯之子隰叔适晋避害，从而，把唐尧后裔从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彻底清除。对于唐尧后裔的侵削、杀戮，西周最高统治集团始终心怀不安，唐尧及其后裔的幽灵经常成为他们的困扰。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日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对于文中的帝字，杜预释为天，《史记.晋世家》也把帝改为天，从文意考证，帝指的是尧，这是西周最高统治者为自己占领唐故地所作的开脱。周人把尧的后裔唐国灭掉了，这对奉唐尧为圣人的姬姓天子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件不好交待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邑姜梦帝尧的传说就应运而生了。
由此而来，周人灭唐，就不再是周人的罪过，而是帝尧把自已后裔的封土拱手相送，是心甘情愿地奉献给周人的。征伐占领被说成是顺乎圣王之心的美德；灭人子孙的征服者，成了被征服者祖先指定的合法继承人，这就是周人编造邑姜之梦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这一事件也说明，对于唐尧及其后裔，周王朝怀着恐惧的心理，有时甚至让到神经脆弱的程度，这种心理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公元前662年，传说有神降于莘。莘在虢地，是姬姓封国，内史过预言，这是丹朱显灵，挑国将亡。
由此可见，周王朝统治者对唐尧及其后裔始终是战战兢兢，有一种作贼心虚的负罪感。面对姬姓统治者的压迫，唐尧后裔也进行了反抗。据《墨子.明鬼下》篇载，周宜王就是被化为死鬼的杜伯射杀的。这种说法固然是虚妄的，但它却透露了唐尧后裔反抗姬姓统治的信息。
整个西周时期，周族与唐尧后裔的斗争时断时续，在宗周统治范围之内，唐尧后裔被逐步削弱翦刈。而在西周统治势力范围之外，被放逐的丹朱后裔则和当地的苗蛮部族联合起来，作为楚国的盟军，共同抗御西周势力的南下，并制造了昭王的沉舟不返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尧后裔在对西周姬姓统治者的斗争中是里应外合的，它在宗周境内遭到的损失，在境外汉水之滨得到了补偿。
周代把丹朱之神作为临照自己的幽灵，这说明直到东周时期，丹朱的后裔仍然继续存在，并且一直在寻机与周人对抗。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