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在了景山，大明王朝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众人拥立为帝。国号依旧是大明，史称南明。
南明建立以后的第2年，大清顺治2年，清廷派豫亲王多铎率领八旗铁骑围困扬州，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誓死不降，并说：“城亡我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
几天以后，扬州城破，清军统帅多铎恼羞成怒，下令屠城。十日之内，繁华的扬州城沦为人间地狱。城中血腥弥漫，积尸如麻，杀声遍及，“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气命者或数十或百余人，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
据说，扬州城前后丧命者在当时高达80余万。这场屠杀一直存有争议。那么，今天我们就以此为切入点，揭开一段沉重的历史记忆，聊一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话说，随着这崇祯皇帝在北京上吊，清军入关，打跑了李自成，占了北京，进而迅速控制了中原地区。南京的一些宗室大臣们在悲痛过后，开始议立新君。以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百官，看好潞王朱常汸，认为他既聪明又贤良，应当立他为君。
但是，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的一些人，主张立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吴王朱由崧为帝，他们致书史可法，认为无论伦理还是次序，都应该拥立福王。
史可法在犹豫不决之际，马士英联合了镇将高傑等人，抢先发兵推举福王监国，后来，朱由崧在这一年的5月15日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年号，南明政权就此建立。
马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南明小朝廷最具争议的大臣之一。新朝廷建立以后，马士英等人利用朱由崧的昏庸，把持了朝政。
史可法由此自请外出，镇守淮安和扬州，辞别当日，弘光皇帝加封史可法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
此时的南明，面对清朝和李自成两方面的压力，主要采取的是“联虏平寇”这么一个策略。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对满清抱有幻想，希望借助满人的力量，首先剿灭李自成，然后再谋求后续的打算。
而当时史可法督师江北，手下有刘泽清、刘良佐、高傑、黄德公这四个大将，分别负责淮阳四镇的军务。其中的高傑和刘良佐都是自李自成麾下转投到大明的将领。
由于扬州相对比较富庶，黄德公、刘泽清、高傑三人争着想要驻军到扬州。
高傑，字英吴，陕西米脂人，人送外号“翻山鹞子”，拥有南明江北四镇在当时的最强兵力，可是尽管已经归降官军多年，却依然不改烧杀劫掠的本色。
高傑在率先来到扬州地面以后，部队大肆奸淫劫掠，所过之处，尸横遍野。当地的士绅百姓向来对这尊瘟神意见很大，他们指责高傑所部是“杀人则尸盈野，淫污辱及幼女”。高傑性格乖张，难以节制，可是偏偏对史可法十分忌惮。
史可法来到江北，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四镇表示听从他的命令。扬州地面暂时勉强安定下来，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仍旧是争端冲突不断。
这年7月，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督师扬州的史可法，责怪他拥立福王，称尊为非法，应该立即削号归藩，并引诱说：如果南朝“群彦翩然来仪”，则会像对待吴三桂那样“列爵分土”。
警告史可法“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南国安危，在此一举”。多尔衮这其实就是在逼降。史可法虽然不为所动，但是仍然天真幻想清军能够“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同时表明态度：“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
顺治2年的正月，江北四镇镇将的高傑被暗降清军的睢州总兵许定国诱杀。史可法紧急调兵遣将，部署防御事宜。
不料行动神速的清军，已经在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杀向了江南。
豫亲王多铎，在顺治二年2月初八，奉旨领兵南下，接连攻取了归德（今商丘）、州（今阜阳）以及毫州、徐州、盱眙、泗州，大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
4月14，清军渡过淮河。
4月18，多铎率大军抵达扬州城外。
扬州城中市民大批出逃，大小船只为之一空。史可法传檄各镇，各镇主将没有一个人到达，只有一个刘兆基带了两三千人入援。扬州守军或逃或降不等，向南京求援，但全被马士英给拦下。
最后留在史可法身边的正规军，保守估计勉勉强强有1万左右，再加上乡勇民兵，扬州城的守军应该是在2万上下。为了能够生擒史可法，清军主帅多铎并没有急着攻打扬州，而是遣使致函史可法。署名“豫亲王致书史老先生阁下”，史可法不为所动，将书信转成南京。
而后，多铎又接连五六次发出招降书，史可法连看都不再看，全部扔进了火堆。在这之后，多铎又命令降将李遇春手持书信来到城下劝降。史可法怒斥李遇春吃里扒外，背叛朝廷，李遇春在城下喊话，说：“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
史可法不再废话，命人放箭将其射走。多铎是仍不死心，又找来一些乡民来到护城河边上劝降。史可法来到城头喊话说：“吾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示人”。
应该说这个时候，扬州城外有多铎的大兵压境，城内防守势单力薄，外援已绝，破城已成定局。史可法是抱着必死的心情，一连写下五封遗书，分别给弘光皇帝、母亲、夫人、叔父兄弟以及敌军主帅多铎。在给多铎的遗书中这样写道：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复国之臣不可言终，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钟山之策，求太祖高皇帝见此心，于愿足矣，弘光元年4月19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
城外的多铎意识到，这史可法是油盐不进，已经完全没办法招降。于是下令加紧攻城。4月24日，清军运来了红衣大炮，那个弹丸一颗重约十斤四两，从早到晚轮番轰炸，扬州城墙损毁严重，城垛无法修复。
4月25日，豫亲王多铎传令全军出击，强攻扬州城。先用红衣大炮轰击西北方向的城墙，炸到城墙崩塌，形成缓坡，然后派出兵丁用云梯攀爬缓坡缺口。
不多时，就开始了肉搏战。城头的守军同样用大炮反击，清军死伤上千。双方炮火轮番对轰，城墙上下死伤无数，尸体堆积如山。清军的士兵踩着尸体继续冲锋，最终攻占了城墙，双方又展开激烈的巷战。
史可法眼看城破，抽出佩刀照着自己的脖子，就抹了下去。旁边一个叫许谨的参将赶忙上前阻止，鲜血溅到了许谨的战袍上，史可法没死成。众人簇拥着他一路突围，最终突围失败，被清军生擒。多铎认定了身份，以礼待之，请史可法坐下，继续好言劝降。
史可法坚持说：“我来此只办一死，但处死不明白耳！”
而多铎说：“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
史可法回答说：“我岂肯效此所为，吾为朝廷大臣，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多铎反复劝说无效，终于动了杀意。
史可法又说：“城亡与亡，吾死岂有恨？，但扬州即为尔有，当代以宽大，而死守者，我也，请无杀扬州人。”
多铎没有回答，史可法就此遇害。史可法死后，刘兆基等人仍然率部和清军死战。最终因为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多铎恨扬州军民应城固守，抗命不服，因此下令屠城十日，扬州城内一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当时的扬州有一位秀才，名叫王秀楚。他曾是督师史可法的幕僚。遭逢扬州满城劫难，辗转得以幸免。
以其亲身经历写下《扬州十日记》一部，后世扬州十日的有关论述很多都是来源于此。在王秀楚的笔下，清军杀人如麻，流血有声。读过之后，让人毛骨悚然，如临地狱。
《扬州十日记》共计八千多字。我们可以简单罗列几条，看个大概。
比如说到26日这一天，“一卒提刀前导，一族横槊后逐，一族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这是说三个当兵的驱赶着数十人。
“诸妇女长索系头，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籍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也”是把人像拴珠子一样拴在一起。
“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
到了27日，“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
清军是在4月25日攻下的扬州，屠杀劫掠连续持续了五天。之后，士兵们接到多铎的军令，就此封刀。然而，封刀令并没能及时止住这个屠杀，接下来的五天里，陆陆续续仍有人惨遭屠戮。
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十分详细地记载了这场人间惨剧。然而，此书的真实性，一直以来存在较大的争议。
一方面，是其记载的这个遇难人数存疑，另一方面是有人怀疑这是一篇伪作。《扬州十日记》记载，5月初二这一天，各个寺院的僧人接到命令出来焚化尸体，登记造册，遇难的人数累计高达80余万。后世学者通过考证认为，遇难80余万不切实际，清军进攻扬州的兵力应该是在四五万之间，四五万人，以刀剑，弓弩等冷兵器，在五六天的时间里，手刃80余万，不符合常理。
再有一点，扬州城当时的占地面积，根据康熙年间《江南通志》的记载，扬州府城的土地面积约为380万平方米，民房学校，官府衙门，寺庙等等建筑物占据了60%以上，按照80万人遇难计算，除去清军和后来的幸存者，人均占地土地面积约为4.75平方米，如果再减去建筑物的占地，这个人均占地约为1.9平方米。
80万人在生前即使是站着，也需要摩肩擦背才能站得下，死后则需要像柴火一样码得整整齐齐，人在这种环境当中，是不可能生存的。还有就是，焚化所需的人力物力，也和当时扬州的实际环境不符。
根据诸多史料记载，包括多铎本人在之后给官员们的公告综合来看，可以肯定，清军在扬州的确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但是数量要远远低于王秀楚所记载的80万。
除了遇难人数以外，有人怀疑，这个《扬州十日记》作者王秀楚是杜撰出来的，真正的作者其实是清末革命党或者后来的日本人，而内容是根据当时政治需要所伪造，这一说法更加立不住脚。
有关南明历史，有这样一部史籍，书的名字叫做《小腆纪年附考》，作者是徐鼒，清道光30年的翰林，因为日常工作的需要，这个徐鼒得以借阅皇家秘藏，最后写成了这部史学专著，其中提及扬州遇难人数80余万，并且给出的这个信息来源就是王氏所作《扬州十日记》。
关键是《小腆纪年附考》最早刊印于咸丰11年，也就是1861年这个时间点，太平天国还没有灭，革命党还不存在，日本明治维新还没开始，因此可以基本否定，《扬州十日记》是革命党或者日本人所委托的说法。
综上所述啊，扬州史记所记载的史实极具历史价值，但不能用其数据作为孤证。当然，《扬州十日记》本一直以来看法不一，以上仅能代表一家之言。各位如有不同观点，也欢迎到相应的评论区探讨交流。
说豫亲王多铎在拿下扬州以后，继续南下，势如破竹。镇江巡抚杨文骢逃奔了苏州。
靖虞伯郑鸿逵，就是郑成功的叔叔，引舟师逃入东海，弘光帝朱由崧背著文武百官偷偷出逃，不久后在燕湖被俘，第二年在北问斩。
5 月 15 日，清军进入南京。魏国公徐文杰、灵璧侯汤国祚、尚书钱谦益、大学士王铎等等一众王公大臣剃发降清。
在进入南京的第三日，多铎颁发剃发令，各处文武军民禁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事”。大家平常看古装剧都可以发现，清朝男子会把头顶的前部剃光，后半部蓄发，并梳成一个辫子。实际上，至少在清朝早期，男子发饰比电视里面还要难看，脑袋四周全部剃掉，只留下头顶一小块，这个形状和面积类似一枚铜钱。
留下了这么一小撮头发，扎成辫子，好像一个老鼠尾巴一样，这就是所谓的“金钱鼠尾”。而明朝的汉人们则是“大顶挽髻”，满头蓄发，束发于顶，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单从表面来看，这属于两个民族之间的民族冲突。
实际上，不止如此，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江山而做出的一种同化手段，就是要消除满汉之间“夷夏大防”，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进而实现满族对汉族的绝对征服。到了这年的 6 月，清军再次下发剃发令，严令江南市民在十天之内一律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清廷强硬地表示，“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清廷下达具有如此威胁性质的公告，却无法撼动百姓们心底的民族血性。江阴的民众们纷纷举刀反抗，喊出了“头可断，发绝不可剃”的口号。常熟地区也是一时间人心汹汹，乡绅故吏、市民百姓共举反清大旗，击杀地方官，武装抗清。
嘉定更是群情激愤。到了 6 月中旬，多铎派降将李成栋前往镇压。嘉定当地的士绅侯同曾父子与黄淳耀兄弟联络城中民众，无论男女老少，有志之士竞相投身于抗清斗争。
并在嘉定城楼上祭出旗帜，“嘉定恢剿义师”，以示决心。众多的乡镇市民代表在城楼集中议事，最终决定划地分守，日夜巡逻备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大石垒断街道，原木乱石横塞道途。不过面对赶来围剿的有着正规训练的清军，这些无异于以卵击石。
城中的士兵大多都是一些临时组织起来的乡民，真正到了战场，基本上都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没多久，守城的民众“亡失甚”，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暴风骤雨又席卷而至，即便是筋疲力尽，弹尽粮绝，这些民众啊，仍然顶着大雨奋死抵抗。
李成栋是 7 月初三下令攻城的，一开始是用大炮轰击，随后又命人在嘉定城东北角挖起了地洞，头顶上用大号木板当住矢石。几十个壮丁紧贴着墙根儿，每人一根绳子拴在腰间。有死伤的就给拽出来，换个人进去，接着挖。
地洞在挖通以后，城中有民夫用金汁灰瓶一顿招呼。随后呢又找来大木头给堵了个严严实实。战争持续了一天一夜之后，李成栋命人利用云梯强攻嘉定。不久呢，清军登上城墙，打开城门，蜂拥而入。
7月初四的辰时，李成栋下令屠城。甭管大街小巷，地毯式搜索。即便是荆棘，芦草，也要用刀枪乱搅。确定没有人之后才肯放过。每遇一人，这个兵丁们都会招呼“蛮子献宝”。给够了钱，能勉强活命；给不够上去就是一刀。
“刀声豁然便于远近，起命之声嘈杂如市”，城中百姓惨遭屠戮者不计其数。也有不堪凌辱悬梁投井投河自尽的，还有一些被砍伤到骨肉狼藉，血流满面的。三天以后，浮尸遍布河面，以至于舟船无处撑篙。
城中的妇女们长得难看的，一见即杀，大家闺秀，或是容貌出众的，全部被生生掳走。“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恬不知愧。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
“嘉定风俗雅重妇节，惨死者无数”。
这是嘉定遭遇的第一次屠杀。城破之后，守军指挥官侯同曾投水自尽。李成栋命人将其枭首示众。侯同曾的两个儿子也被在同一时间杀害。另一位指挥官黄纯耀兄弟俩是双双上吊自尽。
7月初六这一天，双手沾满鲜血的李成栋终于下令撤兵。
李成栋啊，字言真，宁夏卫军籍，明末清初一位饱受诟病的将领。这货原本是跟着李自成造反，后来呢先降明再降清。
第一次屠城嘉定以后，据说他在离开的时候，动用了300多艘大船，才装下无数的金银财宝和美女佳人。李成栋离开以后，一个名叫朱瑛的乡绅，领导乡兵在嘉定周围展开了一系列反屠杀运动。朱英自封游击将军，带头诛杀归降清军的汉奸，以及清廷下派的官吏。
乡兵们在葛隆镇、马路镇等地聚集，一旦发现有剃发者，甭管满汉，一律处死，绝不手软。李成栋得知消息后震惊大怒，连忙派手下万国昌等人领兵前往葛隆镇。双方一番交战，乡兵小胜，斩首72计。
当年的7月26，就在众人放松警惕之际，李成栋带着他的精兵卷土重来。于是嘉定第二屠开始。还未集结的这些乡兵们毫无招架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清军“肆行屠，流血没踝”。李成栋乘势又将外岗镇屠戮殆尽。
和嘉定一水之隔的太仓，有这么哥俩，一个叫浦桥，一个叫浦张。人面兽心公然做贼，不仅帮着李成栋四处围剿，还强烈建议再次屠城嘉定。
李成栋担心嘉定复叛会再次上演，就欣然接纳了这个浦张的建议。7月27日，清军补修了嘉定城的桥梁和城墙，再次领兵加固防备。不论老幼妇孺，清军逢人便杀，数十里内草木皆毁，积石成堆，炊烟断绝。
这就是嘉定城在顺治二年遭遇的第三次浩劫。半个多月后的8月16日，原南明把总吴之藩在江东重聚旧部，整顿军队，与吴向桥一起渡江登岸，对嘉定城发起反攻。猝不及防的清兵被打得措手不及，城内百姓得知援兵到来，纷纷奔走投奔。
然而，吴之藩手下的兵众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未经正规训练。面对清军利用火攻反扑时，众人如惊弓之鸟，迅速溃散。吴之藩眼见此情景，只得奋力杀敌，试图稳定军心。
但事与愿违，败局已定，吴之藩仰天嚎哭。正准备继续挺枪死战之际，旁边一个名叫汪三的居民跑过来好言相劝。吴之藩不疑有诈，随着他行至河边。
直到被推落水中，吴之藩才知中了圈套。汪三将吴之藩生擒，带到清军跟前。清军将领冯云盖对吴之藩百般羞辱，先是领着人破口大骂他的父祖，再将吴之藩手下的首级挂到他的脖子上，然后捆住他的身体，还把粪便塞入他的口中，最后推上囚车押往郡城，才将其处死。
从6月初开始，嘉定市民百姓奋起反抗清廷，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两万多人因此丧命。在这之后，城中再无反抗，幸存的人们纷纷剃发易服，“大清顺民”黄纸贴遍了嘉定的大街小巷。
明末的江南百姓为了抵抗满清的剃发令，除了进行武装反抗、以身殉节以外，有些士大夫干脆把头发全部剃光，落发为僧；也有人为了保全头发，选择隐匿深山老林，从此谢绝世事。一时间，剃发的僧人多不胜数。
我们从扬州十日讲到了嘉靖三屠，战争之外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对于史可法的誓死不降，以顾城老先生为代表的观点是肯定其民族气节的同时，认为他在册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
同时，他经营江北将近一年，缺乏战略眼光，沉浸在借虏平寇的幻想中，观望退缩，坐失良机，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毫无作为，对江北四镇姑息养奸，养虎为患。直到扬州战役，他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守城不到一天就被攻破。在军国重务的决策上，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有人认为，史可法抱着必死之心守城，他的忠贞建立在将全城百姓身家性命一起捆绑的基础上的。明知必死，他就应该提前自杀殉国，这样至少有可能保全扬州百姓。
但我们没有必要为谁大唱赞歌，对待像史可法这样的历史人物，还是要尽可能站在不偏不倚的角度。在今天看来，他确有不足之处，比如判断不明，能力欠佳。更多时候呢，似乎只顾忠于他的皇帝和朝廷。
临死之前，还要写信劝说老婆一同殉葬。然而以当时环境背景而言，首先，史可法在册立新君的过程中，的确是犹豫不决，错失了定策之功。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是，武将群体发兵拥立福王，事发突然，难以预料，这个事的罪责主要在马士英，而不是史可法。
其次，弘光朝廷的崩溃绝非一人之力可以挽回。其主要原因在于党争激烈，武将跋扈；再有，督师江北，实际上是接手了一个特大号的烂摊子。
江北四镇各自拥兵数万或十数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南明几乎已经没人能够对四镇做到有效节制。史可法是有督师之名，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直属部队，打仗更多的要仰仗江北四镇。然而在乱世之中，仅仅凭借一腔忠义，显然是无法感化那些桀骜不驯的扬州将领的。
扬州，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死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单这一份勇气就足以值得肯定。至于扬州十日的惨案，主要是满清权贵和朝廷为了巩固异族统治所造成的。
多铎在屠城扬州之后，曾经明确表示：“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维扬可鉴。”也就是说，今后有哪个地方打不服，扬州的处理方式就可以作为参考。由此可见，扬州大屠杀不应该把责任连带给史可法。
他的坚守是出于本心以及当时思想环境的影响。然而身后扬州惨遭屠城，是他在生前完全无法预料的。千帆已尽，其中一二难以评说。
明末清初，本就是一个社会急剧动荡，形势错综复杂的时代。人们做出的选择也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比如李成栋，他投诚满清，屠戮汉人，犯下滔天大罪，全然一副走狗的形象。
那成想呢，因为他对大清的封赏不满，他在生命的后期，又摇身一变成了反清复明的典范，最终落了个兵败溺亡的结果。关键是李成栋在死后，还被南明永历帝追封了忠武的谥号。一个特别适合当狗的人，一个积极参与了灭亡明朝的人，因为政治需要被写进了光荣榜，竟然获得了南明皇帝给予的武将中的最高荣誉。
我们说历史的明暗，人性的复杂，有时候真是不得不叫人为之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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