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它究竟有哪几方面的积极意义?

小夏看看过去 2024-11-10 10:48:49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领导下,在上海召开。本次扩大的全会,至今已经93周年多了。

我们以往解读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大多是对其持批判态度的。认为王明就是在共产国际及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支持下,借助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从此开始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促使中共与中国革命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五大书记”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初现端倪

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批判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还有很多积极的历史意义。

一、在共产国际及远东局的领导下,中共中央结束了无威信、不团结、混乱的局面

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是绝对权威,中央相对比较团结,后期其独裁、专制也激起其他成员的不满与愤怒。陈独秀下台后,中共没能一下子形成团结的、有领导能力的、有威望的中央领导机构,尤其是其核心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等都无法担负起领导全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远东局在会议召开前,分别向中共党内何孟雄、温裕成、徐锡根进行了谈话,征求了意见。“从何孟雄、温裕成、徐锡根谈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已经处于极度混乱的局面……中央领导已经名存实亡(详见《王明与莫斯科》一书,戴茂林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5月第1版)。”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出席人员及会议经过(书页出自《王明与莫斯科》一书)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决定由其下属的远东局直接领导中共,并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重新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在共产国际与远东局的大力支持下,又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纪律整顿措施,将罗章龙等开除出党,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是暂时结束了党中央不团结、领导人毫无威望、党的工作混乱不堪的状态。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书页出自《王明与莫斯科》一书)

之后,党中央虽然也经历了向忠发、顾顺章等重要领导人的叛变,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包括后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都相对比较团结,都还在开展领导工作,都还在发挥领导作用。

王明成为六届四中全会“三驾马车”的经过(书页出自《王明与莫斯科》一书)

正如《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所写的那样:“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依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党内问题和革新了党的领导,去保证这一路线的执行。四中〔全〕会深信,全党将象一个人一样的团结起自己的队伍来,和睦的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担负执行他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这就是党的新的成功,这就是中国革命高涨的继续和必然的向上发展中工人群众的新胜利的担保”。

二、党的领导精英在本次全会上都被选入中央领导机构,尤其是核心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王明、张国焘、周恩来、刘少奇等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张国焘为常委;王明先是候补常委,后在1931年4月张国焘转入鄂豫皖苏区后接棒成为常委,并与周恩来、张国焘成为我党当时的“三驾马车”;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继党的“八七”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后,第三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也首次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五大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朱德暂时还在中央政治局之外,但也已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了。这在当时来看,可能还没有办法预测本次大会的这一伟大的成就,但从党的“六大”到“七大”的发展历程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来看,这次大会及其重要,它为我党与中国革命很好地发现、储备与培养了人才。

三、革命特殊时期,由周恩来、张国焘、王明组成的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驾马车”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党的“六大”以来,周恩来、张国焘虽不是党的总负责,但也是主要领导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特别是向忠发、顾顺章等叛变后,是周恩来、张国焘、王明为首的“三驾马车”撑起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三驾马车”

1.周恩来。周恩来在党的六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始终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唯一一个从头走到底的常委。可以说,没有周恩来,我党很难从“六大”走向“七大”。

2.张国焘。虽然张国焘后来犯了重大历史错误,也叛变了党与中国革命,但他坚持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统治、建设苏区与苏维埃政权、发展壮大红军及成立红四方面军、实现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并共同完成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等曾经的革命经历和革命成果,对我党与中国革命而言,还是有重要历史贡献的。

3.王明。虽然王明后来也犯了重大历史错误,但是王明对党及中国革命也还是有重要历史贡献的。王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以及他代表中共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为我党与中国革命对共产国际提出建议、争取,很多都是有益的。比如,他与周恩来一起,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安排许多熟悉政治、军事工作的我党人员进入各大苏区,领导苏区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转入中央苏区,保护、保存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建议博古临时中央,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让毛泽东领导中央苏区军事工作;他执行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谈判,为中共和重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有利条件及时机。顺便说一下,王明的错误,其性质不同于张国焘,王明即使犯了错误后还是党的六至八届中央委员,王明至逝世党内称呼还是“同志”(王明履历,详见《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第759-760页,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04年11月第1版)。

四、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最终完成了党中央工作地和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通过改选中央领导机构,结束了党内不团结、大肆争论、大打出手的混乱局面,并最终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各苏区根据地),转向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开展武装斗争。这无疑,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最终从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思想的全面、正确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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