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跑反

我是1977年出生的，记事时，二姥爷还活着，但已垂垂老矣，每天躺在池塘边的柴垛打瞌睡，那时他都80多岁了，眼神都无光了。

庄里的几个老人走过、路过他的身边，都笑骂他是老贼，“这么老了，还不死？多活一天，就多浪费一天粮食，以前跑反时的精神去哪了？当年坑了多少人？贩卖了多少牲口？”

他基本上不吭声，老僧入定一般，随便你怎么说。

有的调皮孩子朝他脖子里塞个臭虫、泥鳅的，朝裤裆里塞个青蛙，他也不以为意，已经没有了反抗的力气，只是傻傻的笑着，嘟囔着骂几句，感受着岁月流逝给他带来的日渐衰弱。

三妗子跟我笑着说，“你别看这个二老头病怏怏的，他当保长时可‘能’了，别人跑反，他留着看家；跑一次反，他就发一次小财。昧人家的东西，可在行了。别人说不出、道不明的。”

三姨和母亲小时候，也经历过“跑反”，跟我讲过几次当年“跑反”的故事。

那时，正是二姥爷的高光时刻。

何谓"跑反"？就是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来庄里“扫荡”，搜刮粮食牛羊、抓人逮人，欺压百姓，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了保命，只能仓皇出逃，跑向僻静地藏躲几日，以这种频繁“跑动”反“扫荡”，简称“跑反”。

抗战八年，徐州处于沦陷区，大高庄距离东陇海路铁路的两个小站（八义集站和碾庄站）都比较近，附近区域又是国军、共军和一些土匪部队经常出入的地方。

驻扎在小站的日本鬼子，配合徐州的大队，时不时出来"扫荡"一下，每次都扰得乡亲们日夜不得安宁。

后面有了经验，家家都准备了一些干粮袋，还有随身带的破衣、破被。

一听到鬼子出来的消息，不管正吃饭、干活还是睡觉，赶紧提起干粮、抱着破被，拖家带口的朝村外跑，远的跑到耿集、宿羊山，近的也要跑到桃园村、滩上村躲避几天。

起初，乡亲们“跑反”没经验，听到保长、甲长敲锣，通知鬼子要来，翻身就跑，无头苍蝇一样，由于闹不清情况，还经常碰上鬼子队伍，挨打挨抢不算，有的还把命搭上了。

2.跑反时二姥爷发财了

在日本鬼子扫荡越来越频繁，需要不断跑反时，身为保长的二姥爷憋出了一招，让三个儿子，相距几里地爬在高台、树杈等高处，用红布条接力传送消息，看见日本鬼子的队伍去向，就用红布条指挥着大家“跑反”的方向，让大家顺利脱身。

大家觉得这个方法不错，说二姥爷总算干了件“人事”。

日本鬼子进徐州时，大舅已经10岁，他回忆说，“跑反”可不容易，长年东颠西跑不得安宁。遭的罪、受的苦可大了。黑夜睡在野外，不敢脱衣服，许多人身上生虱子，全身长满了疥疮，那个难受劲儿没法提，但一家人能安全跑出来，别的都顾不上了。

二姥爷那时作为保长，一开始是硬着头皮留下来，颤巍巍的应付鬼子的盘问；

后来他有了经验，还学了几句日语，紧要关头，连比划带说的，每次都能应付过去。

鬼子走了，他就松了一口气，把树上、高台的儿子们喊下来，爷几个把村里没来得及跟村民“跑反”、也没被鬼子“扫荡”走的骡子、鸡鸭兔猪等赶在一处，圈起来装车，偷偷的卖了。

回头他再跟村民邀功，“鬼子们把带毛的、长脚的，都给扫荡走了，一口活气都没留。不是我们爷几个苦苦求情，咱们庄都要被鬼子给烧了。我们爷几个可是提着脑袋干这个保长的。”

那个年代，村民们丢了东西，也只能自认倒霉，毕竟一家人又逃过了一劫。

而二姥爷，却每次都能发一笔小小的“跑反财”。

解放后，这个事情，还被自己的儿子们揭发了出来，为此还挨了几次批斗。

3.二姥爷讹了姥爷一罐子钱

难怪晚年的姥娘挂念台湾的大舅，落下了时常犯糊涂的毛病，但每逢提起二姥爷的话头，她总是止不住。

二姥爷当保长那几年，讹诈别人，更讹诈自己的三弟——我的姥爷一家，专门坑自己人：提起那罐子洋钱，姥娘就心痛。

姥爷姥娘省吃俭用，攒了一罐子洋钱，估计有三五年的积蓄。

那笔钱，只进不出，这也是姥爷姥娘在艰苦岁月的持家之道，姥爷看病也舍不得动用那笔钱。

二姥爷家的几个堂舅，一直出入姥爷家，发现了那个藏钱的地方，就在角落里的大磨盘下，那个大磨盘直径1米五，两个摞在一起的，没有几个成年人，是撬不动的。

但那个罐子外面有个孔，可以朝里塞钱；姥爷省吃俭用惯了，每次卖完粉条回来，一口水都舍不得喝，攒下的钱都朝罐子塞，然后用盖子堵上，以此方式省钱，强迫自己不花。

几个堂舅告诉了他们亲爹，二姥爷顿时来了精神。

一次趁着跑反，二姥爷带着几个人堂而皇之的磨盘给撬了，把那罐子洋钱给取了出来，还赌咒发誓的说，被日本鬼子给抢走了。

这鬼话，谁信呢？鬼子们会平白无故的撬不值钱的磨盘？

姥爷为此生了一场大病，知道钱肯定被自己的二哥给挖走了。

因为随后那段时间，后庄商店、岱山街，连续出现一些发霉的洋钱，都是从二姥爷和几个堂舅的手里花出去的。那个钱，肯定是我姥爷辛苦攒下的。

为此，姥爷大病一场，后来都看不得那个磨盘，一看心口就疼。

4.姥爷溘然而逝

可怜姥爷白活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对自己俭省，对外人很宽厚，家里农活忙时，雇工都爱过来帮忙，因为有肉吃、饭管饱，好言好语，从不赊欠工钱。

解放后，二姥爷家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村长、一个是乡民兵队长，为了显示自己大义灭亲，他们公开举报亲三叔转移田产、牲口的证据，坚决要求把他们的三叔划为地主，并举报姥爷家的海外关系——大舅在淮海战役前夕和几个同学跟着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

村里每次批斗大会，姥爷姥娘总要被挂牌、扭斗羞辱一番、甚至是挂鞋、戴帽满村游行。

那时镇压地主的运动还是很厉害的，一旦成分被划了，遭遇很惨，气氛上来，直接吃枪子的都有。

斗地主的招式和花样很多：有将野猫塞裤裆里面的，有大冬天将双脚浸冰水里的，有手指头缠上棉纱浇桐油烧的……今天的人听起来毛骨悚然。

这样的运动，就怕坏分子带头，他们一带头，再有人起哄 ，被斗的地主就惨了。

姥爷生性耿直，不肯服软，几次运动下来，气得中风一病不起，无语问苍天，整日不语......

批斗姥爷时，雇工没有发言的，二姥爷家的两个儿子怎么动员都不吭气。

雇工们说，“三爷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咋能昧良心说话？他虽然是个地主，吃的穿的还不如我们，他的心性脾气，这庄里的老少爷们谁不知道他呢？吃的穿的不如雇工。”

会上批斗我姥爷最起劲的，反而是他当年帮衬最多、又懒又滑、欠债从不提还的二姥爷家的几个堂舅，这让姥爷彻底寒心。

1970年那一年冬天，姥爷被批斗得最厉害，一时想不开，绝食自杀了。

那时，台湾的大舅，服役了20多年，正面临继续留在部队，还是退伍转业的问题。

临死前，不知道姥爷想了些什么，牵挂大舅是肯定的；

大舅1948年11月的离家，他也没想到，父子再没了见面的可能，小人物的命运，都是被大时代裹挟了。

我没有见过姥爷本人，只见过他的遗像，就挂在土坯房的老屋墙上，清瘦苍白的脸膛，眼睛炯炯有神，似乎在等待大舅的归来。

母亲说，“俺爷积德行善一辈子，也苦了一辈子，一个咸盐蛋都能吃三天，唉！省下来的，都进二大爷的肚子了。”

常言道，“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我的姥爷不到70岁就溘然而逝了，二姥爷却没心没肺的活到将近90岁，这也是人的命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