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旦 形象）

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

这一年北直隶科举考试，出了一个叫做汪旦的进士。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汪旦呢，心情很不错。

他是福建晋江县人，当时他的考试名次是三甲之中，这个成绩属于是中等偏下，假使有三百人被录取，那么汪旦的名次最高也不过一百多名。

因为成绩不算太出色，汪旦没能留任翰林院，而是被委任为了江西省金溪县的县令。

虽然说入仕之后只做了县令，但汪旦心态很好，他打算在地方上大干一场，只要自己做得好，总有一天能重新杀回朝廷里。

金溪县，是今天江西省抚州市的一个市辖县，从地理位置上看，处于江西的中部，抚州的北部，如果您是地图爱好者，那么当您在地图上观察金溪县的面积轮廓时，您就会发现，这个金溪县在地图上行如灵芝，非常奇妙。

而且，明朝的时候，金溪县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金矿挺多，银矿也不少，山间溪水都被金银映照的闪闪发光，因而此地才被叫做金溪。

汪旦是福建人，他来金溪县做官，其实就等于是外来人，当然了，县令这个工作他本来就是流官，时间长的能干个三年，时间短的干个两年就调走了，所以在明代，县令这个官职和这个县的关系，那是很微妙的。

怎么说微妙呢，比如，汪旦是县令，那么他就是这一县之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我们古代把县令叫做父母官，即说明县令就掌握着县民们生死荣辱的所有权利，他就相当于是这个地方的神。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金溪风光）

因为，一个县的衙门里能有多少人？尤其是像金溪这种小县城，算上看门的，打更的，牵马的，加上书吏，师爷，三班衙役，还有杂七杂八的一些丫头小厮使唤婆子，全都加上，能有一百人就不错了。

那么问题来了，古人民风彪悍，动辄就起义动乱，堂堂一县之地，难道只靠这一百人就能维持秩序吗？

当然不是，因为真正维持一个县城正常运转的，从来不是衙门，也不会是县令，而是当地的乡绅。

金溪县的乡绅们，只有四个字可表，那就是非富即贵。

他们有些祖上三代经商，盘亘下了偌大的家业，虽然不能说是世界首富，但至少比衙门有钱，所以金溪县每年的财政税收都要靠他们，乡里修桥铺路盖庙也都要靠他们牵头出钱，换句话说，有钱的乡绅就是金溪县的摇钱树，是金溪县的财神爷，县令跟谁过不去，也不会跟钱过不去。

除了财大气粗的土豪，金溪县里还有一类乡绅，这类乡绅论家业可能并不雄厚，但他们大都是从朝廷里退休的老干部，而且高官居多，有以前干过内阁大学士的，有做过兵部尚书的，有担任过礼部侍郎的，还有在地方上任职过总督和巡抚的，就算是混的不好的，那至少也是个兵备道佥事。

这些人，虽然到年限退休了，虽然他们已经由官吏变成了百姓，但是他们在官场上仍然有话语权和号召力。

是啊，谁在朝廷上班的时候没两个交好的朋友，谁又不会收两个得意的门生？

他们是退休了，但是他们的门生故旧可都还做官呢，人家朝里有人。

所以真别拿乡绅不当干粮，今天他们能在田间地头跟你聊庄稼，明天他就能一封书信送到内阁去。

所以，这种乡绅，县令更加得罪不起。

（乡绅仕宦）

县令，他是中央政权直接委派到地方的官员，他本质上执行的其实是皇帝，是朝廷的意志，所以，上头交待的工作县令要做好，但是在做好上头交待的工作的同时，县令还不能伤害到乡绅的感情，更不能触及到百姓的利益。

只有这样，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县令。

嘉靖之后的隆庆一朝，安徽婺源县，婺源多山，耕地面积非常少，当地农民靠耕种不能养活一家老小，于是就挖山凿洞烧石灰来贴补家用，结果乡绅们认为婺源的这些山本来是上好的龙脉，农民们把龙脉挖了，就是把风水给破坏了，风水破坏了，婺源县的发展就会受影响，所以乡绅们就跑到衙门去状告百姓，让衙门禁止百姓烧石灰。

乡绅们告百姓，县令帮助乡绅禁止百姓烧石灰，那么百姓们的财路就断了，于是百姓们就去御史那里告县令，御史把事情捅到朝廷，朝廷也要给县令压力，朝廷说乡绅你要安抚，因为烧灰于风水有没有影响先不说，污染环境是肯定的，但是百姓们的死活你也不能不管，你更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您看，朝廷，乡绅，百姓，三方压力之下，这就足以把一个县令给干退休了。

好在，金溪县政通人和，民风淳朴，乡绅们也算和气，所以汪旦初入金溪，仕途还算平顺。

但是，他到任半年之后，很快发现了一桩十分奇异的怪事儿。

这金溪县，十多年前有几个乡绅，花钱盖了一座寺庙，名字叫做天竺寺。

这天竺寺，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飞檐翘角，青石铺就，古树参天，绿叶掩映，气质十分朴素庄严。

当然，十年时间，当年盖的时候天竺寺也许还金碧辉煌过，如今多少时光过去，墙壁上的绘画已经斑驳褪色，庙里陈设更是多有破旧，而且，寺庙虽大，僧侣虽多，可白天听不到寺里敲钟，晚上也瞧不见他们打坐诵经，可以说，天竺寺早就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渐渐的荒凉破败了。

奇怪的是，就算落魄如此，天竺寺的香火却异常兴盛，往往是白天没人去，到了晚上就不少人去寺里敬香留住，而且这些人中，还多是十分年轻的妙龄少妇。

这事出反常必有妖，汪旦决定好好探察一番。

（天竺古寺）

但是，天竺寺是乡绅们修建的，庙里的和尚也是乡绅们请来的，汪旦不可能直接带人就把天竺寺给查封了，然后搜个底朝天看看是怎么回事儿，他只能是自己私下里隐秘调查。

这一调查，还真让他查出点事儿来。

原来，天竺寺一向以求子闻名，据说寺庙里送子观音非常灵验，只要诚心参拜，必然有求必应，得生男丁，所以这才引得不少少妇前去，想着福至心灵，生个大胖小子。

古人信天命，敬鬼神，但是汪旦毕竟是进士出身，读圣贤书，侍孔子师，所以他这个人反而没有那么迷信，因此他认为，这其中必然有古怪。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汪旦又开始详查，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原非观音显灵，而是这天竺寺里有两个淫僧，专以奸淫少妇为业，他们趁这些求子的少妇晚间来参拜之时，用一些迷烟香粉将其熏晕，或者干脆在水中下蒙汗药，反正左右是使这些少妇失去意识，然后此二人好趁机行奸淫之事。

那些求子的少妇，只认为身体劳累昏睡过去，在寺中留宿一夜罢了，第二日下得山去，果然不久便怀孕生产，还以为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自己诚心感动上苍，哪知道早被那俩淫僧给迷奸了。

掌握到这个情况之后，一般来说，汪旦就应该去抓人，将这俩淫僧绳之以法。

但是，这事儿他也很难摊派衙役去做。

县令是流官，但县衙里的文书捕快，衙役书吏可都不是流官，他们不仅不是流官，反而都是世世代代祖居此地的人士，他们的职务也大都是世代传承的。

自己手下这些人，和本地的乡绅也好，百姓也好，那都是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

汪旦初来金溪，既要倚重他们为己所用，更要提防他们走漏风声，所以在没有切实的铁证之前，汪旦不会轻易行动。

而且，寺庙里的和尚几百号，可淫僧只有两位，他们衣着打扮都高度相似，实在是不好确定嫌疑人。

（古代僧侣像）

因为作者的参考资料基本上来自于《明实录》和《晋江县志》（晋江就是汪旦的祖籍），但是偏偏这两本书上都没有记载汪旦掌握证据的这个过程，所以作者也不好瞎说，巧在明人冯梦龙的作品《智囊》中，有过一个和本案高度相似的案子，那个案子中，县衙取证的手段相当逆天，县衙从民间找来两个妓女扮做求子的少妇，然后到寺庙中引诱淫僧犯案，在淫僧迷奸这两个妓女的时候，妓女趁机在淫僧的身上做了记号，比如抓痕啊，写字啊，涂抹一些颜料之类的，然后第二天衙门直接带队突袭寺庙，对寺庙里的所有和尚进行挨个检查，一下子就把那个身上有记号的和尚给捉住了。

当然了，这个故事仅供参考，我们也无从得知汪旦用什么法子把案子给破了。

但我们能知道的是，汪旦不仅把案子给破了，擒获了淫僧，还顺手把天竺寺给拆了。

把天竺寺给拆了还不算，在拆除寺庙主体的过程中，汪旦还偶然发现了寺庙的和尚们隐蔽藏匿的一笔巨款，其中光是黄金就有几万两，据查，这是这些年来天竺寺里另外一些不法僧人诓骗百姓的钱财，汪旦也一并收缴了，更因为这件事儿，汪旦属于是立功了，不久后他就被调到了更为繁华的江苏吴江做知县，之后更是升任贵州道御史，主管贵州一省监察事务，那是弹劾尤专，大事奏请，小事立断，虽然官不过七品，但权力极大，也算是能一展汪旦之志向了。

但是，汪旦的仕途，到这里也就终止了，几年后，他上奏弹劾贵州当地的一个权贵不成，反被权贵打压， 最终只好辞官回乡，病逝于家中。

至于他谢于人世的具体时间，史籍未载，因为如他这样的县令，有明一朝真可谓是恒河沙数七宝耳，让人数不胜数。

而且，个人的命运在王朝的治乱兴衰过程中根本不足道尔，但是，若按照这个道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大明王朝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汪旦的故事在史书上只不过是几行小字，是不认真看都会略过的几行小字，但他也曾经真实的存在过，不过，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