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40年代，杭州有两次大型画展，主办方都向一个画家发出邀请，希望能展出他的作品。

这个画家也没有拒绝，每次都挑选了几幅作品参展。

奇葩的是，两次参展作品都被偷了，画家得知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暗自高兴，因为连小偷都喜欢他的画。

而他接下来的做法，更是叫人大跌眼镜。

他在报纸上公开表示，偷画不算偷，爱画者大概算是知己，可直接上门，免费题款。

这则公告一出，人们惊讶不已，而他，依旧安安静静做自己，画可爱的画，做可爱的人，过充满趣味的生活。

这位画家，就是丰子恺。

他说：

“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他还说：

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不如清心。

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看这世间，大多可爱。

丰子恺，原名丰润，又名丰仁。

1898年11月出生于浙江石门镇。

丰家是当地大户，家里开有染坊，所以丰子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颜色的世界里。

他的父亲，对家族生意不感兴趣，一心读书科举，1902年，终于考上了举人，可是母亲去世，他丁忧在家，三年之后，丁忧结束，延续了千年的科举也废除了。

没办法，只能在家乡开办私塾，丰子恺就是他的第一个学生。

不到六岁，丰子恺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了一生的学习，从《三字经》到《千家诗》。

在父亲为他选择的课本上，每一页都有一幅配图，丰子恺对这些图画比对文字更感兴趣，但他觉得黑白的图不太好看，想给它上点颜色，就从家里的染坊里拿来颜料，认真地给画上色。

薄薄的纸张，被颜料浸透着，父亲见了，一顿责骂。

但丰子恺并没有被吓到，那天晚上，他拿着颜料，继续给画上色。

有一次，父亲晒书，丰子恺在父亲的藏书里看到一本“图画书”，就是《芥子园画谱》。

9岁的丰子恺，如获至宝，他照着书中的画临摹、学习，画得越来越好，画得越来越像。

他的画，成了家里独一无二的装饰品，被挂在卧室，他画的灶神被贴在厨房。

后来，父亲因病去世，丰子恺被送去了另一个私塾，正式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1910年，石门镇推行新式教育，私塾变为学堂，课程设置更加现代化，还增加了体育、音乐等课程。

但丰子恺最喜欢的，依然是画画。

他逃避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课程，一门心思投入自己喜欢的画画和做泥塑，自己给泥塑上色。

然而，比起泥塑，他最喜欢的还是画画，学校里，老师不准画，他就偷偷地画，有些书不准看，他就偷偷地看。

画着画着，他开始给同学们画像。

后来，老师发现了，画得真好，就叫他照着孔子的像画一张更大的，挂在学校供学生膜拜。

此后，他获得了一个“小画家”的绰号。

大多数人小时候的梦想，都很简单，不是房子车子票子，不是名利富贵，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大多数人长大了，就忘了。

他们的心变得复杂，生活也就变得复杂了。

丰子恺慢慢长大，丰家渐渐没落，不再如之前那般受人尊敬。

丰子恺的母亲，像许多传统的父母一样，希望儿子能靠读书出人头地，博取功名。

然而，科举没了，怎么办呢？

丰子恺成绩优秀，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都很多，但母亲和老师商量了一阵，觉得教书胜过其他职业，就让丰子恺报考师范学校。

多年后，丰子恺感叹：

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带着母亲的殷切希望，搭上了前往杭州的船只，成了师范学校的一名寄宿生。

他不喜欢学校的那些规矩和限制，但他默默地忍受着，努力学习，堪称学习模范。

初冬的一天，课都上完了，国文老师看见丰子恺还在教室里学习，很是赞赏。

师生长谈，老师越发欣赏这个学生，甚至还给他取了一个笔名：“子恺”，意思是安乐的人。

从此，丰润成了丰子恺。

此时的丰子恺，学习刻苦，名列前茅，又听话，就是老师眼中的模范生。

但丰子恺有一个同学，名叫杨伯豪，此人特立独行，鄙视学校繁琐的规章制度，更是时常打破这些规矩，他对同学说：

“我们不是人，我们是一群鸡或鸭。朝晨放出场，夜里关进笼。”

这样的人，与规矩、听话的丰子恺，完全就是两类人。

但丰子恺喜欢这个同学，喜欢他的独立自由，喜欢他的特立独行，得知丰子恺来师范，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遵母命，杨伯豪痛斥丰子恺，只知道服从母命，完全不顾自己的内心和理想。

杨伯豪不遵守学校规矩，不想上的课，坚决不上，而是看自己喜欢的书，老师给他记过处分，他不在意，甚至不屑于用生病之类的借口请假。

最后，全校盛传，杨伯豪神（经）（病）了。

杨伯豪也因不堪忍受而离开了。

人生就是一场旅程，大多数人都只是路人，但有些人来了，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光，让你看到一些从前不曾看过的东西。

和杨伯豪的交往，让丰子恺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东西。

不喜欢的东西，不应该总是忍受，而是反抗。

但此时的丰子恺，还没找到反抗的力量，他郁闷、痛苦，却不得不继续忍受。

杨伯豪的话，时刻在他耳边回响，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屈服，要反抗，多年后，丰子恺回忆那种震动，他说：

“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突然悟到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

他感到，学校的教育只考虑将来怎样谋生，是一种明显的功利主义。

那样的人生，一眼就看到头了，他不愿意那样过完一生。

但人生该怎样呢？该做什么呢？

他感到恐惧和迷茫，面对未来不知所措。

就在他人生最困惑的时候，学校新的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再一次给丰子恺的人生带来光。

这位老师，就是李叔同。

在李叔同的教导下，丰子恺进步神速，李叔同对他说：

你图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任教，没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以此为业。

这几句话，影响了丰子恺的一生：

当晚李先生的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这一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几十年来一直未变。

因为李叔同，迷茫中的丰子恺，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如同在寒冷的冬夜，感受到了灯塔的引导。

从此，丰子恺将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绘画上。

人生很长，在这条很长很长的道路上，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方向，是很难的。

但一个人一旦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忍受世界的很多东西。

我常觉得，一个好的老师，能够唤醒人的灵魂，让人更好的靠近自己，走进真正的自己。

因为李叔同，丰子恺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他要画画，当艺术家。

李叔同告诉他，要善于观察，要多观察。

丰子恺就去学，他常常因为痴迷于观察、描绘颜面和姿势，忘了周围的一切，甚至有时候还在无意中冒犯了别人。

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他傻了。

但丰子恺并不在意，他观察路上的行为，观察卖东西的小贩，观察工作的售票员，他在寻常处收集人生的美好。

他说：

时人不识予心乐。

自己快乐，自己知道就行。

1918年，李叔同落发为僧，法号弘一。

出家前，李叔同还告诫丰子恺：

“你在艺术技艺上已大有长进，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一个比艺术技巧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颗艺术家必须拥有的艺术心灵。”

他解释说：

“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描画吟诗，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未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之心，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了。”

1919年，丰子恺毕业了，他想继续深造，学习画画。

可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响亮的一巴掌。

早在几年前，家里就给他定了一门婚事，毕业前夕，就在母亲的安排下完婚了。

眼看家中经济日益困难，他还有妻子需要照顾。

一句话，再也不能随心所欲了。

但他依旧想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点可能，所以，他拒绝了家乡稳定的工作，远赴上海，希望能找到一条脱离困境的路。

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只要自己不放弃自己，我们就总有抵达的可能。

来到上海，他一边教书，一边画画。

有一次，在一堂写生课上，他把一个青皮橘子放在桌子上，让学生照着画。

可是突然，他感觉自己就是这一个青皮橘子，半生半熟，带着青皮被卖掉，给人家当作学画的标本。

他决定，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出国留学。

于是，他东拼西凑，到处借钱，终于凑了一笔钱，飘洋过海，前往东京。

在东京的前五个月，他上午学画，下午学日语。

后五个月，他放弃了正规的日语学习，转而学习音乐和英语。

当然，画画是不变的。

他常常请假，参观美术展览，看演出，在图书馆大量阅读。

他喜欢逛二手书店，有一次，他看到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西方的构图，东方的趣味，简练，优美。

恰如竹久梦二说的：

“从我记事起，我渴望的世界可以不‘真’也可以不‘好’，但一定要‘美’。”

由于没钱，丰子恺的留洋生活，也早早地结束了，前后不到一年。

回国后，他继续当老师，一边还债，一边养家糊口，此时的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为了多挣一点，他同时在两所学校兼课。

后来，他应夏丏尊之邀，前往春晖中学担任老师。

丰子恺住在白马湖边的一个院子里，他在院子墙边种了一棵杨柳树，便将自己的居所称为“小杨柳居”。

这颗杨柳，成了他画中经常出现的景物，婀娜多姿，诗人俞平伯开玩笑说丰子恺是“丰柳燕”。

他和朋友们就在这里饮酒聚会，丰子恺和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经常在白马湖相聚，有人戏称“白马湖四友”。

这四位，都爱酒，而且最爱绍兴花雕。

经常买来一壶酒，边喝酒，边聊天。

白马湖的冬夜，松涛如吼。

感受过自由，再回到讲台，板起脸来做先生，对丰子恺来说，是一件挺难受的事情，因此，他经常画画。

他经常将自己喜欢的古诗词，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说这是‘翻译’，有一回，夏丏尊看了丰子恺的‘翻译’画，立刻被吸引了，高兴地说：

好！

随后，朱自清也发现了，有一回，丰子恺和朱自清共赏画册，朱自清说：

你将来也印一本。

朱自清没想到的是，他这句话，就是丰子恺的将来。

此时的丰子恺，不停地画，他的画展现在一些杂志上，郑振铎见了，很是喜欢，他说：

“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词的情调而已，直已把它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图了。”

1925年，郑振铎请丰子恺为《文学周报》定期供稿。

郑振铎眼光独到，他选来做插画的作品，风格更加独特，他将其称为“子恺漫画”。

从此，漫画一词，渐渐普及开来。

丰子恺的画，也越来越动人，朱自清说：

“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可是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看了丰子恺的画，觉得很奇怪，因为丰子恺画中的人，有些没有眼睛，有些四个手指头粘在一起。

还有人评论说：

丰子恺“不要脸”。

对于这些人，丰子恺也不理会，不解释，他继续读自己的诗，画自己的画。

他画《无言独上西楼》，画上一个穿着大褂的现代人，有人说：

“这人是李后主，应该穿古装。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

丰子恺说：

“我不是作历史画，也不为李后主词作插图，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体感的。”

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有趣味，人的生活，应该由趣味维持，否则，就变成了单纯的生存了。

所以，他喜欢孩子们，因为孩子们的生活，完全以趣味为原动力。

孩子做什么，都是因为喜欢。

1927年，丰子恺30岁。

岁月流逝，社会浮躁，丰子恺觉得自己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和童真渐行渐远。

“人生好比喝酒，一岁喝一杯，两岁喝两杯，三岁喝三杯……越喝越醉，越喝越痴、越迷，终而至于越糊涂，麻木若死尸。”

已经三十岁的丰子恺，是几个孩子的父亲。

他意气消沉，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彼时，世界一片混乱，而生命，又在快速流逝，最终的结果都是死亡，

生存的欢乐和悲哀之下，是死亡的结局。

这年9月，丰子恺请求弘一法师给他主持皈依三宝的仪式，从此成为居士，法名婴行。

他出家做居士，却并不是与世隔绝，脱离尘世。因为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不能抛家舍业。

他只是要给内心找一个归宿。

丰子恺说过：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年纪越大，他越喜欢孩子，他说：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他和孩子们玩，他们看什么都那么有趣，他们的真实纯洁天真，让他感动。

而长大了的人，年既长，物欲蔽其真。

他为孩子们画画，简直成了一个儿童崇拜者。

越是看到这个世界的虚伪和矜持，他越是喜欢孩子的真性情。

渐渐地，他试着通过孩子们的眼睛去看世界，并将之画出来。

每天下班回家，妻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孩子在门口等他回来。

一看见丰子恺，那高兴的喊叫，那么动人。

我看见世间的大人都为生活的琐屑事件所迷着，都忘记人生的根本；只有孩子们保住天真，独具慧眼，其言行多是供我欣赏者。

他也反思教育，觉得有些教育方式就是扼杀儿童天性。

1933年，他回到老家，自己设计房子，房子建完后，取名“缘缘堂”。

此后，他过着半隐居的生活。

他定期外出旅行写生，画画。

在这里，他创作了大量的画，写了很多文章，这是他的高产期。

古人云：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丰子恺相信这句话，他觉得，所谓无益之事，就是感情、意气、趣味的要求而做的事。

这些事不一定能带来现实的利益，但可以让一个人活得更像自己，而不仅仅是一个机器一样的存在。

平静美好的生活，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

1937年，日本鬼子对浙江发动空袭，浙江危机重重，丰子恺被迫逃亡。

这一年，丰子恺40岁。

他本想寻求一处‘桃花源’，隐居避世，可他担心没有劳动技能的自己，无法适应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

于是，他放弃了这种打算。

在他逃亡的过程中，缘缘堂也毁于一旦。

一边逃难，一边画画，一边养家。

有时候，他不得不重执教鞭，走上讲台。

他在画画上，也提出了7个原则：

一、不避现实；

二、不事临画；

三、重写生；

四、重透视；

五、重构图；

六、有笔墨趣；

七、合人生味。

画画，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卖画，成了他养家糊口最重要的手段。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丰子恺高兴，他立即画了一幅画，庆祝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奔赴江南。

这又是一次逃难，很多人都不理解丰子恺为什么要这样，但他说：

全为实利打算，换言之，就是只要便宜。充其极端，做人全无感情，全无意气，全无趣味，而人就变成枯燥、死板、冷酷、无情的一种动物。这就不是生活，而仅是一种‘生存’了。

重回江南的丰子恺，成了有名的“三不先生”：

一不教课，二不演讲，三不宴会。

他拒绝做官，不参与政府差事，宁愿卖画谋生。

人活着，不能没有物质，但人生，不能只是为了物质而活着。

“三反五反”运动中，丰子恺被打成资产阶级大反派。

他被迫做公开的自我批评，对此前创作的作品全部进行否定。

丰子恺照做了。

他谴责自己，从三十岁以后，就没有稳定的工作，从不关心政治。

他说自己过去写作，看重趣味，兴之所至，不问归处，而今回顾，就是个人主义。

他否定了过去的自己，本以为能够就此过去，可事情没有过去，而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

为了能为人民服务，五十多岁的丰子恺，开始学习俄语，进行苏联文化翻译，很少画画，1953年，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出版。

他把大部分精力用来翻译，因为相对来说，翻译不容易引起争议。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66年，丰子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

他的个人产业，让他被定性为地主，他的资产被冻结。

已经长期患病的丰子恺，被要求每天去汇报思想总结。

他的脖子上挂着吊牌，被写大字报。

他的《护生画集》，本意是弘扬生命，使人向善，却被说成宣扬反动思想。

他翻译的《猎人笔记》，被说成“歌颂沉溺于宴饮和打猎的地主阶级”。

他翻译的《源氏物语》，被说成“津津乐道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细节的黄色小说”。

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他被要求进行体力劳动，清扫大街。

丰子恺的心灵，饱受摧残，然而，他没有为痛苦屈服过，他把这些苦难和不合理，看成一种修行。

被关在牛棚，他觉得是参禅。

被游街批（斗），他当成是演戏。

有一次，刚被批完的巴金，被放出来时，看见丰子恺。

巴金想，我都受不了，丰先生那样淳朴、善良的人怎么办？

为纪念母丧，丰子恺留了长长的胡须，被剪了，他满不在乎地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每一次写书面检讨，他都认认真真，书法漂亮，这些检讨，被喜爱他书法的人偷走了。

有时候，被带到公众场合游行，路人跟他友好地谈话，他高兴不已。

一天晚上，他被拉过黄浦江游斗，在旁人看来，丢脸而痛苦，他却开心地说，这是黄浦江夜游。

他和美术理论家邵洛羊被关在一起，两人谈论美术，谈论佛教哲学，纵论古今。

觉得美中不足，原来是差了酒，于是，放开胆子让家里送来酒，被发现了，就说是治病的药酒。

那段艰苦的时间，丰子恺每天都按时“上班”，久而久之，身体竟然更好了。

他给儿子说：

“我因天天上班而身体健康了。近来只觉得烟、酒、饭，都味美，此即健康之证。”

他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学习毛选，学习语录，抄写思想交代。

但他总是想方设法搞“地下工作”，在花园中浇灌花草，写一点散文。

有时候，以学习毛选为幌子，偷偷写古体诗。

谈到这一切，他幽默地说：

“抗战八年，‘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七年，我真经得起考验。”“好在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足以抵抗。”

1975年，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手臂麻木，低烧不退。

随后，被诊断为肺癌，已经转移到脑部，所以，他半边身子都不能动了，说话都困难。

这年9月15日，丰子恺离世，享年77岁。

世俗很无趣，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无趣。

然而任何时代，都有人活得有趣。

人生若如丰子恺，生活处处皆可爱。

丰子恺一生都在追寻趣味，想要活出真正的趣味，所以，他宁为无益之事，宁做无用之人。

他的生活，是有趣的。

他把这种有趣，诉诸笔下，所以，在他笔下，凳子怕脏，天真的孩子就给凳子穿上可爱的鞋子。

天上的云，会变成美好的形状，给人安慰。

孩子们在乱涂乱画的时候，猫咪就在旁边安静地欣赏。

那些寻寻常常的小时，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变得非常有趣，可可爱爱，有了欢喜。

他说：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

你若觉得人生太难，他就说：

“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

他的一生，有许多苦难，但他都坦然面对，他像大人一样求生存，教书，卖画，都是为了生存。

但他却像小孩一样生活，看这世界，总是可爱。

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太难，太复杂，是因为我看到的都是利益，都是生存，我们总是在权衡，却忘了欣赏，看云时，我们觉得云不能吃；读书时，我们会想着能不能赚钱。

我们只看到有用之用，看不到无用之用。

然而，有用只能让我们活着，只有在有用的基础上，做一些无用之事，才能真正让我们活好。

文|不有趣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