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官方出版的《罗荣桓年谱》记载，1940年10月14日，罗荣桓发出了一份非常特殊的电报。电报是写给北方局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的，同时报送中央的毛主席、王稼祥、谭政。其中写道：

今后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与加强115师，建议以一纵徐、朱兼115师师长、政委，陈光同志可任副师长，肖华任政治部主任。关于我个人工作，由于政治上学习太落于人后，要有一个严重的转变，是否可能容许我再学习一时期或调其他地区作部分工作，这是我向党第一次提出个人要求。

罗荣桓的这份电报中的“一纵徐、朱”，就是当时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及其领导人徐向前、朱瑞。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和朱瑞奉命前往山东工作。当时的任命状是这样写的：“兹委徐向前为第18集团军（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第八路军各部队。”

也就是说，当时的徐向前和朱瑞，实际上是山东和苏北地区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他们所指挥的八路军第一纵队，不仅下辖山东的本土部队——山东纵队，而且下辖陈光、罗荣桓的115师。

徐向前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总指挥、129师副师长，有他坐镇山东，众人自然都没有二话。但在1940年6月，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参加“七大”，他离开之后，山东就一度出现了一些不团结的情况。

上面我们所看到这封电报，就是罗荣桓在徐向前离开后4个月发出的，他希望中央能派徐向前重回山东，继续担任八路军一纵司令员，同时兼任115师师长一职。

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记载：他在山东工作的一年中，“领导层基本上是团结的，也有些矛盾，但尚未发展到影响工作的地步。”

徐向前所说的“也有些矛盾”，主要指的就是115师和山东纵队这两支部队的矛盾。这两支部队都在山东活动，从关系上说他们是平行的，互不隶属。

他们的第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山东纵队是本土部队，115师则是外来部队。据陈士榘上将（时任115师参谋长）回忆，115师是外来部队，来了以后就占据了根据地的繁华县城，山东地方武装自然有些不大服气。

他们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山东纵队是地方武装，而115师是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等战役的主力部队、正规部队。陈士榘说，因此，115师的同志们觉得自己理应得到地方武装的协助，自己应该拉“第一把小提琴”；而山东地方部队觉得，根据地是他们辛苦打下来的，自己才应该唱主角。

事实上，中央之所以把徐向前和朱瑞派到山东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让他们统一领导这两支部队，发挥山东抗日力量的整体作用。

据徐向前的说法，当时115师虽然在名义归他（八路军第一纵队）领导，但由于他们能“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用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

可见，当时山东纵队和115师就有互不统属的关系了。但是，名义上他们毕竟都归八路军第一纵队领导，徐向前的威望也足以令两支部队保持密切的配合和协作。

徐向前非常重视这两支部队的团结和交流，当时115师战斗骨干多，他就报请中央，从115师调了2000多人补充到山东纵队，充实队伍；而山东纵队的本土干部熟悉民情地理，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徐向前也把一些本土干部调到115师工作。

尤其是1940年，徐向前考虑到115师承担的作战任务很重，为了分担他们的压力，一次性就从山东纵队调出3.1万人（连人带枪）去充实他们。

徐向前元帅高风亮节，顾全大局，注重团结，毫无宗派观念，对两支部队的人员交流，增进了解，共同战斗，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效地保证了山东部队的战斗力和向心力。

1940年6月，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并于同年12月27日抵达延安。在这期间，8月8日，中央致电山东指出：

“关于115师与山东纵队的关系，我们认为，因徐向前同志尚在途中，待其到达延安面谈清楚后，才能决定如何改变。现在115师师部与山东纵队指挥部各保持自己的名称番号，向前的职务亦仍如旧，但彼此间的关系必须更加密切。”

中央强调，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师应该尽量靠拢，统一领导。陈光、罗荣桓应该进入山东分局担任委员，“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朱瑞多负分局责任，统一党政军工作的领导。

由于中央在8月8日电报中强调，由115师“实际上统一军事领导”，这就造成了分局和山纵一些同志心理和感情上的不平衡。偏偏在同一天，115师出现了一次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

8月8日，当时已经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地方武装头目廉德山叛变投敌，将2000多名群众哄骗上天宝山，并扣留了八路军代表数人。他们将115师民运干部史文祥推下悬崖致死，还将115师特务团的3名战士缴械后用铁丝穿锁骨，押送到费县交给日军杀害。

为了惩罚这伙叛匪，115师在9月到10月间向天宝山进行了攻击。叛匪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我军在进攻的过程中遭受伤亡，攻击部队的指战员极为愤慨。

为了防止部队攻下天宝山后会违反纪律，罗荣桓派了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去前线领导战后接收的工作。其中一位科长在战斗中牺牲，另一位科长葛彦章在战后由于激愤所致，不仅没有执行罗荣桓交给他的任务，反而自己开枪击毙了叛匪。

罗荣桓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立刻将这名科长撤职，并派了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之后，罗荣桓把“南大顶事件”向上级做了汇报，并做了自我批评。

分局的同志针对“南大顶事件”，对115师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将这个工作上的失误扩大到工作的各个方面。

面对这些批评，罗荣桓觉得如果自己不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就在10月4日以个人的名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发出了文章开头的那份辞职学习，以及希望徐向前重回山东，兼任115师师长的电报。

10月17日，毛主席在回电中指出：“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显然，中央认为，南大顶事件虽然确实违反了纪律，但总体上说属于一次偶然事件，并不足以证明罗荣桓、陈光不能领导115师的工作，更不应该因此将他们调离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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