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策动两航起义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凝神审阅华东局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和建议，精神为之一振。
吕明、何凤元以最大的耐心，长时间交谈至深夜，终于说服刘敬宜对起义作出决定，参加起义，率众北飞。
苏文焕打开落地灯作为“信号”。随后，吕辑人、杨兆藩和谢超群相继进入机场，登上507号飞机。
周恩来及时作出决策
1949年6月的一天，一封中共中央华东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递到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手里。
这封电报的内容为：
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再次发生争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过上海留守处，让其把两航留下的资金、金条等登记造册，送交新政府，这说明他们对新政府既是试探又是信赖。我们建议，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方式。
另，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且多居大陆，有回归之心。而蒋介石撤台立足未稳，急于解昆明之围，还顾不到两航，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做两航回归工作。但有的同志认为，两航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政策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如不对他们采取没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两航资产是右倾之举，万不可造次。以上两种意见，望军委早日解决，不可再拖了。
原来，在1949年初，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溃败前夜，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面临着一个重要抉择：中航到底该怎么办？
正当他处于两难之际，接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命令：
准备撤离上海。
这时，刘敬宜作了两个决定：第一，中航公司决不能去台湾，他自己曾说过，作为我个人，可以去台湾，也可以留香港，但中国航空公司决不能去台湾，那是跳火坑。因为在台湾那样小的岛屿上，中航业务会很难开展，而且还会遇上本来就很难处的与空军更棘手的关系，所以，要迁就迁往香港；第二，中航搬迁时，尽可能多留下一些物资，新中国政府一定是要搞建设的，一定会发展民用航空的。
因此，在1948年底中航搬迁时，刘敬宜对公司的留沪人员、设备等在组织上、经济上都做了安排，并对有些中航员工进行将更多中航人员和物资设备留沪的工作，采取了默认态度。
刘敬宜还请公司董事王家骧、机航组副主任赵际唐负责留守工作，指定组成由王家骧、王鹤龄、杨柳凤、史斌元、孙积诚等构成的组织委员会，并秘密办理了黄金1900两和现钞的储存手续，存入英国汇丰银行保险箱内；又从准备撤退的美国海军手中购得航空汽油13万公斤。
同时留下的，还有价值巨大的飞机器材，如电机等。
1949年5月，刘敬宜离开上海赴香港前，写下了一张笺条：
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他将此信笺封存后交给秘书朱赍如保存并嘱咐他在适当时候转交中航顾问杨柳凤开启，因为杨柳凤与中共有联系，一旦上海解放，他会妥善处理中航留沪资产和人员问题的。
正是这个信笺，使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立即意识到，刘敬宜与其他国民党企业负责人的不同，似乎对中国共产党新政权没有敌意，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蒋天然在调查了解情况后确认，刘敬宜是一个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企业家，说服他率中航起义是很有可能的。
蒋天然将了解的情况向上海市军管会陈毅主任、粟裕副主任汇报。
华东局粟裕司令员指出：
我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以争取他们。我们虽然在两航有一定工作基础，但蒋介石也在极力拉拢两航去台湾，两航人员正处在去台湾还是返上海的十字路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那就要犯下严重错误。因此对两航要采取特殊政策，保留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可以立即影响在香港的两航人员，用事实给两航总经理吃定心丸。
陈毅说：
我同意这个计划。有人不同意，但时间不等人，不能再扯皮了。请粟司令将他们的意见一并上报，由中央军委决定。
为此，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便向中共中央军委提交《争取两航公司起义的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并推荐吕明、查夷平赴香港策动两航起义。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凝神审阅华东局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和建议，精神为之一振。
这时，周恩来除布置全国各场战事外，正设法发动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和平迎接解放，“亟欲切断国民党的西南交通运输”。在频传的捷报中，争取两航起义是又一大好消息。
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立即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负责，周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具体办理。
1949年夏的一天，李克农被周恩来请来。中央华东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递到了李克农的手中。
在李克农看完之后，周恩来问：“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李克农说“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正在拉拢‘两航’去台湾，并开始了台湾与香港的通航。‘两航’呢，过去与我们地下工作者有过联系，但对党的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刘敬宜和陈卓林尚犹豫不定。现在，他们两人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我建议，对‘两航’应采取特殊政策，保留他们的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响香港‘两航’人员，用事实给刘、陈二人吃定心丸。”
周恩来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早已成竹在胸，他对李克农说：
克农同志，我已向主席推荐了你，决定由你来协调各部门，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需要自己的民航事业，新中国没有民航是不行的。
随后，周恩来复电同意华东局争取两航工作计划：
争取两航工作计划，同意粟蒋吴的决定。
电文中的粟即粟裕、蒋即蒋天然、吴即吴克坚。
同时，周恩来电告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飞机、工厂迁返祖国。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决定安排查夷平去香港。查夷平是李克农的老部下，他还物色了一位27岁的青年人吕明随同前往。
1949年6月，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乔冠华、任以沛和饶彰风领导，布置中共在中国航空公司的地下党员、飞行报务员陆元斌和气象员陈耀寰，着手对两航个别飞行员进行驾机起义的策反工作。
吕明和查夷平组织起义
1949年7月，中央军委派遣吕明偕同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策动两航起义。
吕明原为国民政府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认识了刘敬宜，还有一些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两航人员。吕明在两航人员中也有一批朋友。
查夷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为中共党员。1946年初在南京与中共代表团有联系，与周恩来见过面，并且曾经是“欧亚”和央航的副总经理，在央航的中上层关系较多。
8月，临行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北平中南海接见并宴请了准备派往香港的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查夷平，以及中共中央社会部干部吕明。
周恩来在接见时，作了重要指示：
组织两航集体起义，一是要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二是以争取人为最主要目标，有了人就可以办起新中国的民航事业。
周恩来还委托他们，由他们二人代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本人，欢迎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回到祖国大陆，共商国家大事和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把周恩来写给两位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亲笔信交给了查夷平；同时，他把另一封给党在香港的负责人张铁生、乔冠华的亲笔信交给吕明，还叮嘱他在香港的地下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查夷平的安全。
1949年8月24日，吕明和查夷平到达香港后，在港澳工委张铁生、黄作梅、吴荻舟和中共地下党员张唯一、朱汉明的配合下，吕明及时会见了中国航空公司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以及中航空勤报务员、党员陆元斌和中航台北气象台台长、党员陈耀寰。
何凤元，1930年入北平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读书，1934年毕业后入该校研究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6年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曾经作为北平“学联”代表赴西安谒见张学良将军。后经中共组织安排，在《西京民报》任编辑。“西安事变”以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经国际友人斯诺介绍，任北平塔斯社翻译。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汉口参加中国救亡总会工作。
1939年9月考入中国航空公司，历任公司秘书处办事员、人事科长、中航公司驻加尔各答办事处处长、营业组业务科科长、宜宾办事处处长、营业组编审科科长等。1944年赴美国学习。1946年回国后任中航驻香港办事处处长。
1949年，何凤元接受中共关于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领导和组织了两航起义，以及后来的护产斗争，他是两航起义的发起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
陈耀寰于1945年浙江大学毕业，考取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职务。194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在香港开始策动、组织两航起义，是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也是两航起义的发起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两航起义成功之后，他与何凤元、陆元斌一起，团结起义员工，组织了最初阶段的艰苦地护产斗争。
当时，吕明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策动两航集体起义的指示。然后，大家决定在吕明领导下负责策动两航起义工作。
吕明和查夷平、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
核心小组从贯彻组织集体起义的方针和步骤出发，根据各人的情况进行了分工，对两航公司的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
核心小组决定，吕明、查夷平着重做上层人物和计划北飞飞行员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人员和两航基层及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认真贯彻组织全盘起义的方针、步骤，把争取两航上层领导人，同发动与组织广大基层职工的工作结合起来；把策动个别飞行员驾机起义建立起来的关系，同组织一大批飞行人员参加北飞起义的工作衔接起来；把港九民航工会反对迁台的斗争，适时地转变为爱国起义行动；把党的秘密工作，通过两航要害部门的一批骨干，以合法的形式推动全盘起义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在中国航空公司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胡理昌、魏应鹏、何祖锐、姚敏等人也开始酝酿建立工会。
与此同时，由广东地下省委领导的在启德机场的一个小组，组长为中航机械员胡理昌，则通过港九工会及周围的积极分子，进行密切的配合，在两航内部展开了紧张的工作。
在起义的发动工作中，核心小组还通过港九民航工会的配合做工作。纠正某些单纯福利主义倾向，把工会工作纳入两航起义行动，使工会的执、监委员和积极分子成为起义工作的骨干，形成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积极布置下，两航员工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开始串联活动。
10月初，中央航空公司基层骨干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央航公司机务部门基层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陈耀寰代表中共驻香港地下党组织，同前来参加会议者见面，就当时全国解放的形势进行了阐述，对两航在香港面临的艰难局面和今后的出路作了透彻地分析。
陈耀寰明确强调，要依靠基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运用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的影响，去团结和带动更多的两航员工参加起义的斗争策略。
在1948年底，两航迁到香港后，在党的领导下，香港的两航职工已开始积极组织读书会，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认清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为两航起义做准备。
当时的宣传核心是：不去台湾，不去外国，祖国有光明的前途！中国人站起来了，不再是低声下气的二等公民了！
国民党也在积极动员两航职工去台湾。当时的港英政府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所以，组织起义的工作更加困难。
地下党的工作同志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去说服那些可能回到新中国的人员。
当时，在香港的干诺道，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两航办事处，只相隔10几个铺位，只要你走进其中的一家，去签个名，就决定了你的去向。所以，双方都在争取那些思想摇摆不定的两航职工，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去菲律宾或去美国。
但是，两航职工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都已经失望，据参加两航起义的中航报务员黄焕元后来的回忆说：
自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两航的飞机，除了维持一些重要航线的客运班机外，大部分都被威迫着去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用物资，在一些国民党军队被围困的地方，如太原、济南、蚌埠等地，还被迫冒着炮火的危险去从事空投。
几年以来，国民党还在他们的统治区内散布了许多诬蔑和丑化共产党的谣言。但是，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一个个战场上的崩溃，一片片地区、一座座城市的解放，这些谣言自然不攻自破，同时也彻底暴露了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
另一方面，由于无限制地滥发纸币，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急剧贬值，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国币、关金、金元券都相继变成废纸，最后发出的银元券更是无人敢要，弄到许多地方只好以物易物。中航的飞行工资原是按美金计算的，但实际上则以国民党的纸币按当天的牌价折算发给，往往上午领到钱，下午就贬值到不值百分之五十。
几年来的实际经历，使大部分两航员工逐渐看清了国民党腐朽反动的实质和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两航的总公司和飞行基地原来都设在上海，在上海解放前夕才匆匆迁到香港。蒋介石原是要两航飞行基地迁往台湾的，两航上层管理人员以台湾缺乏维修设备为由，将基地迁往香港是违背蒋介石的意旨的。
两航员工都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知道跟着到台湾去是没有出路的，因而采取拖延政策，找出借口，先将基地迁往香港，在香港酝酿组织起义。
黄焕元回忆他在国统区的生活工作经历时，不无感叹地说：
我和绝大部分同事在中航十几年，身受美国人的欺凌，也看到国民党的官僚腐败，但在那时对共产党、马列主义也是陌生的。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爱国爱乡之情永远是深厚的。我想到自己18岁离别家人，长期漂流在外，更是加倍思念祖国和家乡，思念双亲和同胞骨肉；再说，起义又是光荣的行动。就这样，我和许多同事在犹豫、徘徊之后，爱国思乡之情最终战胜了其他一切杂念，下定了参加起义的决心。
在有几千名员工正在担任着繁忙的飞行运输任务的民用航空公司中秘密组织起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毕竟是人心所向。所以经过几个月的串联、组织，终于把起义筹备工作做得十分周密，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一举成功。
当时在中航工作的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如：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飞行报务员陆元斌，在台北任机航组联络工作的陈耀寰等。他们平日为人诚恳，乐于助人，在同事中有很高的威信。他们在动员中航员工参加起义和组织起义中，无疑是起了很重大的作用的。在筹备起义期间，还通过秘密关系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和指示。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党还派了吕明同志秘密到香港参与具体的组织和筹划工作。
原中央航空公司飞行员何其忱回忆说：
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到台湾，我们两航人员已经撤退到香港去了。本来国民党要求所有的飞机要飞到台湾去，但是我们觉得不能去，我们的飞机首先不能让它去。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呢，我们就想，到底怎么做，是到台湾去不到台湾去？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坚决不去，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在中国，我们要振兴中华。所以我们觉得一定不做外国人的奴隶，我们要振兴中华的民航，我们一定要使中华的民航将来成为现代化的工业。所以我们决定了以后，就坚决不去台湾，而我们把飞机统统存放在香港，当时有2000多人，统统回来了。
何其忱是“两航起义”人员中资格最老的飞行员，在飞行员中有很高的威信，发挥了很重要的宣传、说服作用。当时，何其忱还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整整20根金条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飞行员；还致信因拒绝打内战而远走印尼的“飞虎队”队员彭嘉衡，请他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效力。
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积极领导下，两航员工在香港加紧准备北飞起义工作。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爱国统一战线，保证起义准备工作的顺利完成。
两航经理下决心起义
1949年8月底，到香港后的吕明、查夷平会见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并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欢迎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意。
周恩来的亲笔信通过吕明交到了刘敬宜、陈卓林的手中。信上写着：
刘总经理敬宜：
陈总经理卓林：
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名义请你们回到祖国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过去两航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这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要生存。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我们热切希望两位总经理回国。回来吧！人民盼望着你们，家乡盼望着你们……
周恩来的信写得情真意切，勾起了刘、陈二人的思乡之情。两人看完信，双双落泪。
陈卓林出身于华侨之家，祖籍广东台山，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回国。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时，曾聘他为飞行教官。陈卓林志在蓝天，报效祖国之心深藏于胸。
陈卓林原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下，蒋介石和陈济棠发生争战时，他投靠了蒋介石，但一直未被重用，对蒋介石一贯不满。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曾通过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做过他的工作，在央航奉令南迁时，曾劝说他留下，或待时机成熟时起义，彼此已达成一致。因此，在这时刻经过几次接触、交谈，他对起义的态度比较明朗。
但是，当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谨慎地向本公司上中层人员布置准备起义工作的时候，出乎陈卓林的意料，在上中层及飞行人员中遇到不少阻力。
陈卓林在进步的港九工会联合会的支持下，为了保障职工的切身经济利益，为了两航的生存，开始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和抵制两航迁台，加紧进行筹组港九民用航空职工总会的工作，并且积极寻求对策。
在陈卓林总经理的直接授意下，央航成立了迁建委员会，后更名为“非常委员会”，研究依靠基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策略，逐步把上、中、下三层力量凝聚在一起，成为统一行动的领导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起义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
央航的起义，基本上是以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动方式进行的。
央航中层人员的发动工作，是从机务部门开始逐步扩大的；在策动央航基层人员的起义中，采用了以游玩、聚餐等联络形式，同时通过工会主要骨干，组织积极分子逐步扩大队伍。
吕明在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的几次接触中，他发现刘敬宜总是态度踌躇、举棋不定。
刘敬宜于1897年生于河南，他从小饱尝艰辛，立志苦学。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美国留学，考入密西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
1922年，刘敬宜谢绝美国底特律大陆动力公司邀请，毅然归国。他只有一个心愿：开创中国人自己的航空事业，以航空救国。
1945年8月14日，为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中美关系及培训飞行员所作的贡献，国民党政府授予刘敬宜云麾勋章，美国政府授予他一枚杜鲁门勋章。1947年5月，刘敬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兼董事长。
从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条件等方面分析，刘敬宜对蒋介石窃据西南一隅，妄图顽抗的命运已是丧失信心；对共产党必将替代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也知道这已是大势所趋，必将成为事实。因此，当国民党真要刘敬宜将主要基地迁到台湾时，他采用的是不得不敷衍的态度。
刘敬宜原想以香港自由港的有利条件，发展基地，进一步开辟国际航线，可已有过香港当局的强行逼迁和征用；而如果宣布投奔中国共产党，又觉得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因此，这时的刘敬宜总是处在犹豫之中。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在对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做争取工作的同时，开展做中层人员的工作，通过中层骨干所掌握的业务部门和系统，以行政渠道的合法形式推动执行，为公开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隐蔽性。
而且，这些中层骨干，有党的工作基础，爱国、事业心强，具有专业技术特长，深受上层信赖，与基层关系密切，形成策动起义的中坚力量，配合核心小组，以下促上，争取刘敬宜总经理。
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台湾政权，也预感到两航的情势不妙。10月21日，蒋介石电令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务必于26日赶赴台北。陈卓林称病未去，刘敬宜不听劝阻，自行决定前往，结果险些被蒋介石扣留，并加紧迫令两航搬迁台湾。国民党东南行政公署长官陈诚曾两次把刘敬宜找去，要他赶快把公司搬迁到台湾。
刘敬宜为拖延搬迁时间提出400万美元的庞大迁台预算，但是，国民党竟一口答应拨予。
当刘敬宜刚回到香港，交通部长端木杰又打电话催促刘敬宜速去重庆计划修建机场。
11月7日，中航部分员工在《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签了名。
同日晚上，吕明、何凤元以最大的耐心，与刘敬宜长时间交谈至深夜，终于说服他对起义作出决定，参加起义，率众北飞。
当时，中航的美国董事是支持中航员工起义的。参加两航起义的中航报务员黄焕元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中航是国民党政府所属交通部与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总经理由中方担任，营业和财务由中方负责，机航则由美方负责。
当时的机航组主任是美国人艾里逊，他是一位老中航，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航刚成立时他就是机航组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艾里逊回到美国，由别人接替他在中航的职务。在1948年，艾里逊又回到上海重新担任中航机航组主任。由于他掌握飞行工作分配大权，中航在香港组织集体起义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他的，当他知道有人在进行组织起义活动时，表示支持起义，这对我们顺利完成起义工作，确有不少帮助。
美国人艾里逊对于中航员工被迫参加内战，他是反对的。
经过两航内部激烈的斗争，刘敬宜、陈卓林最终做出决断：北飞！
党中央研讨行动方案
1949年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除李克农外，还有解放军代总长聂荣臻、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海军管会空军负责人等。
会议听取粟裕等同志关于争取两航起义的汇报，并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
中央同意：中国、中央两航公司起义归来后，我们采取原封不动地保留两航机构、资金和财产的政策。允许中国、中央两航公司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西安、重庆等地开设分公司或营业部。允许他们的总公司设在北京，北京西郊机场划归民航使用。起义时间和飞行安排，按军委批准的上海计划执行……
会上，周恩来还宣布：
报经中央同意，任命李克农全权负责两航起义事宜。为确保起义成功，组成由李克农领导的由空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有关人员参加的领导小组，具体指挥。华东局、华南局、香港地下党和在港民主人士积极配合，共同打好这场特殊的战役。
周恩来同时宣布，刘敬宜、陈卓林二人起义成功来北京后，接待谈判事宜由李克农安排。
10月14日，广州几乎没有战斗就被解放，使两航的这次爱国义举更趋成熟。
起义领导核心小组除反复研讨行动方案，确定方法步骤和实施措施外，还深入两航人员中召开骨干会，指导技术行动部署，协调各部门的行动配合，排除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北飞前的诸项准备工作。
10月底，周总理向聂荣臻、粟裕、李克农、刘亚楼、蒋天然等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两航起义，起义时间；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飞机降落地点的安排；安排刘、陈总经理的接待工作；刘、陈总经理到北京后由新华社发布两航起义消息；对两航公司的政策，总公司、分公司设置，机场使用和经营方式等都作了部署。
11月初，华北军区航空处办公室主任李裕，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的电话。王秉璋说：“两航在11月7日做好了一切起义的准备，迎接两航起义的工作要做到万无一失，确保飞行安全。”
油江既是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又是军委航空局民航处处长，降落的机场又在华北航空处所属部队的管辖之下，保证安全降落的责任自然落到油江身上。
油江立即召集华北航空处机关负责通信工作的田一方，负责气象工作的邹竟蒙和办公室主任李裕，以及西郊、南苑、天津张贵庄机场的站长、南苑战斗机大队的负责人杨培光等，召开紧急会议布置任务。
此事因属绝密，只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布置，各基层单位只抓准备工作的落实。
又因此前曾发生过高射炮误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专机的问题，油江特别指出：千万不要再发生向民航飞机开炮的事件了。各单位立即行动，天津张贵庄主降机场，以及北京南苑和石家庄两个备降机场，都按时做好了准备。
11月6日下午，李裕代表华北军区航空处，向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和军委航空局领导报告：“一切准备就绪。”
两航成立起义指挥部
1949年10月25日，两航起义成立了指挥部。为了便于指挥和协调，两航分别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中航叫起义委员会，央航叫非常委员会。
同一天，中央航空公司基层骨干又召开第二次会议，即“行动干部会议”。陈耀寰首先向出席会议的起义积极分子说明了会议的内容和目的，然后，与会人员围绕《行动会议纲要》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关于对中层分子的态度问题，关于加强下层工作问题，关于目前的一般工作问题等。
会议汇总和分析了两航员工目前的思想状态，以及分头串联、发动人员的情况。
这次会议统一了起义积极分子的思想，明确了各自的工作内容和小组负责人。
会议还要求与会者根据分工内容，拟订更详细地执行计划，立即在各自范围内组织人员做好准备，一旦发动起义，立即按照部署行事。
10月28日，中央航空公司召开迁建委员会筹备小组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成立迁建委员会，并研究了该委员会的一些细节问题。
会议决定：组织特种委员会，于必要时代表公司作出一切决定。后来，定名为“非常委员会”。
同一天，吕明指示陈耀寰，寻找中央航空公司骨干分子，了解吕辑人、苏文焕、杨兆藩、谢超群驾驶XT-507号飞机起义的经过。
吕明明确提出：“停止单机起义，以免打草惊蛇而为策动两航集体起义造成不必要的曲折。”
原来，在1949年7月下旬，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央航副驾驶员李福遇经中航副驾驶员李培槐介绍，同地下党组织接头后，经周密安排发动了一次单机起义。
1949年8月25日，央航XT-507号飞机于8时30分由香港飞广州时，机上飞行人员有正飞机师何其忱、副飞机师郑家琼、随机电信员邱锡麟。
李福遇同他们很熟。当这架飞机即将起飞离港时，李福遇匆匆赶来要求搭乘便机到广州料理家务。
该机于当天9时15分抵达广州后，机上飞行人员便都下机，准备等装好货后再飞贵阳。这时，李福遇忽然又回到飞机上，把发动机开动起来，半分钟不到即滑行向跑道。
不巧，正有1架香港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班机看见李福遇的501号飞机要直飞，于是让开跑道。一个小转弯，李对准跑道，顺风起飞了。
机场里出动了l辆吉普车从后追赶。
机场指挥塔台调度员喊话，接着，又传来中央航空公司机长余光德的声音，他问李福遇：“到哪里去？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回来商量。”
李福遇回答：“我要到北方去。”
天气很好。李福遇驾驶飞机飞离广州白云机场以后，为避免暴露目标，低空飞行，贴着山坡慢慢爬高到约500米高度。过了1小时左右，再上升到2700米，并改变航向，朝东北方向飞行。他想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因为他估计飞往武汉方向有可能遭遇空中拦击。
果然如他所料，台湾当局空军派出几架“蚊式”歼击机窜入武汉空域，企图把他打掉，但是扑了空。
飞行约4小时后，李福遇打开自动驾驶仪，到客舱里找到一些东西吃，还喝了咖啡。但是，待他回到驾驶舱时，竟从无线电中不断听到敌机的“通话”。
原来，敌机正在袭扰上海黄埔江一带的船只。他当机立断，操纵飞机下降到1000米，又改航南京。
又过了1小时左右，李福遇再次下降高度作超低空飞行。最后，501号飞机于当日15时40分降落在已解放的南京。
“我是起义来的！”李福遇打开机门呼喊。
三四百个青年学生、工人围拢过来，向李福遇欢呼和鼓掌。
李福遇建议把飞机推进修机棚隐蔽起来，以免敌机前来袭扰。
人们立即响应，把飞机推到厂棚里去了。
3天后，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给他派了一名副驾驶，又将该机飞到北平南苑机场降落。
军委民航局航行管理处派员到机场迎接，当天，李福遇加入解放军行列。
根据情况的变化，党核心小组及时劝阻了李槐培原想单机起义的行动，改为送他乘轮船到天津，并把原来策动两航个别飞行人员起义的工作，纳入到策动两航集体起义的计划中。
李福遇的成功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驻香港的组织机构的领导下进行的，是由华商报社社长饶彰风主持，经陆元斌、陈耀寰部署，并由陈耀寰出面策动的。
李福遇的驾机起义，使国民党交通部等部门十分震惊，立即命令两航，要迅即“妥拟办法，切实严密防范，不使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由此，陈卓林还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李福遇驾机成功起义，在央航副驾驶吕辑人、领班机械员苏文焕和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4人心里激起波澜。一天，谢超群主动挑起话头，同杨兆藩商量“飞一架过去”。
1949年9月中旬，吕辑人也想使用强制方式，在正班飞行中采取行动。他先后找了谢超群和杨兆藩商量，并共同作出了决定。
10月27日傍晚，香港启德机场，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大都停在跑道北头。夜班机械员正在检修飞机。
19时左右，苏文焕打发伙伴们吃饭，说由自己试车。他登上靠近跑道头的一架DC－3型XT-501号飞机。这架飞机原定次日从香港飞往重庆，已经加满汽油。
苏文焕打开落地灯作为“信号”。随后，吕辑人、杨兆藩和谢超群相继进入机场，登上507号飞机。
19时25分，507号飞机起飞了。约1小时后，507号飞机飞临广州上空。但是，由于白云机场破坏严重，既无跑道灯，又无通讯导航设备。他们根据广州市区的灯火，大体判断出机场的方位，经多次盘旋，终于找到了跑道。吕辑人操作飞机成功地降落。
驻守白云机场的解放军战士问明情况后立即报告，军政领导干部随即驱车前来欢迎他们，又把他们接到爱群大酒店休息。
在法政路的广州市卫戍司令部里，张松涛参谋长告诉他们，已经收到香港方面关于他们起义的消息。
第二天2时，吕辑人等又来到白云机场，因为没有加油车，战士们用脸盆端着汽油，一盆盆地加进飞机油箱。
吕辑人等驾驶着507号飞机从广州飞向武汉。7时，他们在汉口王家墩机场落地，受到了热烈欢迎。
吕辑人、苏文焕、杨兆藩、谢超群在武汉休整一天，于29日继续北上，中午11时左右，顺利在北京南苑机场着陆，受到华北航空处处长江油等人的热情接待。
至此，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争取两航起义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鉴于上述情况，吕明明确提出了“停止单机起义，以免打草惊蛇”的指示。
两航员工做好充分准备
1949年10月30日，两航分别开会，将起义的日期定在11月10日。
11月4日，央航召开起义前的准备会议。吕明、陈耀寰应邀出席。这次会议更具体地讨论了起义的措施、起义的善后工作、器材装运、联络和防止发生意外等事宜。
11月5日，吕明、查夷平搬进九龙半岛酒店，成立起义指挥部。
11月7日，指挥部发觉起义机密可能泄露，决定提前到9日起义。两航起义行动开始进入行动阶段。
同一天，中航部分员工在《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签名。
当晚，吕明、何凤元以最大的耐心，长时间地说服刘敬宜，他们把两航目前的处境，一一作了详细分析，并对全国解放的形势作了深入的探讨。他们俩殷切地希望两航抛弃对台湾当局的幻想。
直至深夜，刘敬宜终于下定决心起义，并对起义作了充分的肯定。
11月8日，刘敬宜签发《通告》，指派王新章代理总经理职务，指定艾里逊、李振先、王新章、周自安、凌士芬五人组成公司事务顾问委员会，协助代理总经理处理重要事务。
在同一天，何凤元以英文起草了刘敬宜致中国航空公司美方副董事长艾里逊的英文信。
至此，两航各方面力量已汇集到一起，上层、中层、基层的渠道已通畅。
为避免节外生枝，将原定11月10日为两航起义时间，决定提前一天，于11月9日起义，并于8日正式向全体人员发布。这个工作虽然是秘密地个别交换意见，可是全体员工都热烈拥护这个决定。
他们为了迷惑敌对势力，以防产生不必要的干扰，两公司照常售出飞往各地的客票。到9日早晨，当乘客来到九龙半岛酒店等候公司的汽车送去启德机场时，再告知“因飞机故障或天气原因，该航班停飞”。
11月8日，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白天，完成国民党指派的运输任务。晚上，秘密进行第二天起义的准备。中航起义的10架飞机和央航起义的2架飞机，公司照例派好9日飞往海口、台北、昆明、桂林、重庆等地，照常售票。
11月8日21时，陈达礼主持召开中航北飞人员预备会议，传达了北飞日期、时间、航线安排等事项。
根据当时情况，指挥部决定先飞走12架飞机，除乘载部分起义人员外，尽量多装运各种设备、零配件等必备物质；其余人员和飞机、设备留港坚持。
原定起义飞机直飞北京，但由于北京的机场已另有任务，周恩来决定一架直飞北京，其他飞机在天津机场降落。
当晚，两航指挥部召开全体起义北飞的飞行员会议，突击装运上各种物质。
为防止空中遭受国民党空军追击，他们研究循两条航线北上：一批经汉口上空北飞，另一批取道南昌北飞，在飞至长江以前，尽量保持云中或贴云顶隐蔽飞行。
酝酿很久的两航起义，现在已经准备成熟了。两航人员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预先计划好的工作：放监视哨、装箱、搬运，并掩护夜班窗口发料工作。在将近晚上24时，主要器材已由特派的货车载往停机坪，装上了飞机。
机务组对每架飞机都维修得很好，他们仔细检查了飞机的各部分机械直至每一颗螺丝钉，以确保在飞行中不会发生任何一点毛病，保证了飞行安全。同时，每架飞机都加满了油，不需途中降落加油。
机务组还将其余备用飞机拆除关键零附件，并在驾驶室方向盘上挂危险警告的红牌，以防美国驾驶员到时驾机追阻。所有航机仍按往日正常航班编排好，以迷惑周围眼目。
业务部门则临时通知美国飞行员“因为飞机出故障”，取消原定的9日航班；气象台作好沿途气象预报；沿途各电台开放，保证通讯联络。
另外，机务组还组织了一个抢险组，它的任务是，当发现坏人在滑行道或跑道上设置障碍物如停放卡车等阻拦飞机起飞时，抢险组即前往清除这些障碍物，以保证飞机滑行或起飞的顺利进行。
再有，通讯部门为飞机安装了空中通话的专门频道，以保证了飞机之间的通话联系，同时又不会被其他电台收听到通话内容，这对飞机飞行安全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9日2时左右，纠察组的程序已经计划好，计划股的人员也把宣言单油印好了。虽然，大家工作得满头大汗，但是，因为马上就要脱离国民党和英帝国主义的统治，就都忘记了劳累，情绪始终高昂、激荡。
参加两航起义的留港员工贺荣鑫后来回忆起义情景时说：
1949年11月8日晚到9日，是我记忆中最难忘的一昼夜。11月8日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启德机场上晚班，负责机务外勤维护工作。因为要为明天“北飞”做好准备工作，为避免半点差错，提防敌人破坏，我们按照起义领导人员的安排，将飞机检修得十分仔细，一切工作准备完毕已近午夜。
天还没亮，飞行机组人员就都来了，他们各自上了已安排好的飞机，将活动面夹板取下放入机内，检查完操纵系统后就开始试车。推过大车，一切正常，这时夜班地勤人员都来送飞机。飞行员打出手势，地面人员取下安全销，拿掉轮挡，飞机鱼贯而出，徐徐滑向跑道。我们目送银燕向北飞去，内心无比高兴。
12架飞机北飞后，为防止敌人抢走停留在机场上的飞机，我们开始将作为C-46和C-47飞机上的磁电机搭铁的液力系统压力调到最低，使飞机不能起飞。完成任务后，已是第二天9点多。这一昼夜是在紧张和喜悦中度过的，它深深印记在我的脑海中。
两航北飞起义成功是在党的领导下，各个部门的密切协同配合共同完成的。
两航飞机北飞京津机场
1949年11月9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两航按照预定的计划和步骤，由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率领两公司全体员工4000多人在香港宣布北飞起义。2时，在启德机场的停机场上，一架连一架的飞机等待在那里。这时，机场远远地传来了汽车行驶声，机组飞行员来了。
在航行调度部门办理离场手续见面时，大家互相点点头，打个手势以示问好。当时，他们的表情是严肃的，内心是激动的。在办完离场手续后，机组迅速检查好飞机，各就各位。
4时30分，启德机场的飞机发动机轰隆声大作，准备飞返祖国的12架飞机开始启动。中航陆维森、华祝和央航楼阅秉、徐文良等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送飞机，并妥善地避开局外人，使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办完起飞前的各种手续，登上飞机。
原规定每架飞机要有正驾驶、副驾驶、电报员3人，但为了多一些飞机返回祖国，在驾驶员不足的情况下，有的飞机只有驾驶员，有的飞机只有一个副驾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飞回祖国的。
预定6时起飞，5时50分时，“嗡嗡”“嗡嗡”的引擎声，划破了拂晓的天空。由潘国定驾驶的610号“空中行宫”巨型客机，正以它从来未有的骄傲姿态，昂首起飞，毫不迟疑地飞向北京。在这架飞机上，坐着吕明、查夷平和刘敬宜、陈卓林两位经理，以及顾问邓仕章、秘书吴景岩和机组人员共15人。
在610号飞机起飞后，其余的11架飞机相继启动发动机，并请求沿行和起飞指示，由停机坪沿出至起飞等待区，当一架飞机进行起飞时，另一架飞机随即滑进起飞位置，一架飞机接着一架飞机起飞了。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这11架飞机由陈达礼机长带队，和边任耕、卢开周、徐作诰、邓重煌、秦永棠、张镒、蔡觉沧、黄雄畏、杨积、林雨水11人驾驶；随机副机师有刘景春、刘安、周纪祥、周炳、李宏揆、温可煌、黄文彬、方甫、李凤朝、陆华应、颜恩锡、郑家琼12人。此外还有机械员孙功赞、陈耀祖、甘喜霖，领航员杨宏量，无线电报员黄焕元、周丕显、陈汉斋、赖冠生、戴礼昭、方榕满、康正之、霍斌臣、顾杰飞、李荣、罗柏等，无线电机械员张德馨、冯俊涛等人，他们都在各机上。全部人数共42人。在这11架飞机上，还装有飞行所必需的大批航空器材。
随机同时回归祖国怀抱的，还有林雨水的眷属周秀笙和孩子林慰慈。
早在1946年的一天，周恩来与林雨水等5名归侨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在南京梅园新村附近的咖啡厅偶然相遇。交谈中，周恩来赞赏他们反内战的态度，勉励他们将来有机会要为新的国家贡献专长。因当时没有纸张，周恩来应邀在纸币上为他们签名。这次相遇，对林雨水等人促动很大。两航起义北飞中，林雨水破釜沉舟，是唯一的全家3口同机北飞的人员。
在飞机起飞时，还有一个小插曲：
在场的甘嘉霖等3人，事先不知道起义，这时看到机场情景异常，顿起疑心，问：“飞哪里？”答：“飞北京。”不料，3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也去。”随即各自上了一架飞机。
1949年11月9日清晨，为了平安飞离香港，北飞行动的12架飞机是利用航班预报正常起飞的。
当时，机场的候机室里如往常一样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机场内，事先组织好的两航纠察人员，左臂扎着红布条，精神抖擞而又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北飞的前一天，潘国定被安排的航线是香港至台北。所以，潘国定驾驶飞机先向台北方向继续爬高，脱离塔台视线之后，飞机掉头向武汉方向飞去。
当飞机快要接近长沙之前，不知哪个机组的人在无线电里说，在飞机左方发现一个黑点，大家以为是台湾当局的军用飞机前来拦截，气氛非常紧张。后经过细心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大家的心情才又慢慢平静下来，原来是一场虚惊。
按照部署，起义飞机起飞之后，武汉广播电台就应该开始广播，以此为飞机导航。可是，在飞机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收听不到，直到飞机飞过了武汉才收到电台广播。610号飞机经过郑州，逐渐接近北京，机舱内一片欢声笑语。
11架飞机从香港陆续起飞后，为了防备国民党空军中途拦击，都立即飞升到云层的上空，每3架编成一组，并不知道具体的降落地点，只是利用机上无线电与友机保持着北飞的航向。
当时启德机场控制塔的上班时间是8点，英国还有许多喷气式战斗机在机场。当时，他们的飞行员尚未起床，不会对起义飞机有什么阻碍行动。
国民党的战斗机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大概也来不及截击；如果塔台发觉，也准备好了应急措施，就说是飞往台湾有紧急任务。
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从启德机场的跑道起飞越过一个山头，约10分钟的航程，便是祖国的领空了。
这些飞机先向西飞，过华中某地时，听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然后再折向东北飞行。因为在飞行途中不能用无线电与地面联络，以防被国民党空军的无线电窃听到这方面的飞行情报。
为此他们还不断从机上打电报到香港去，告诉机场塔台：
“我们的飞机发生故障，要回来！”
“修好了，正继续飞行中。”
“我们已到台北，昆明或重庆。”
在飞行途中，在陈达礼驾驶的飞机上，突然收到由昆明起飞至重庆中航的一架飞机的信号。该机驾驶员为张家骅，是位坚决参加起义者，但因在昆明耽搁了，没有能及时回到香港参加北飞。此次如飞到重庆，那里的国民党当局在得知香港两航起义的消息后，是肯定不会再让他飞回香港的，因此，便立即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内容为：“你的夫人被汽车撞伤，有生命危险，请速回香港。”
这是暗号，说明两航已经起义，要他直接飞回香港。
由此，张家骅果然直接飞回香港，不久即回到祖国，以后曾多次为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出国访问驾驶飞机。
在11月9日上午，中央军委航空局航空工程处处长蒋天然、民航处处长油江，在610号飞机降落前1小时到达西郊机场，了解准备工作和天气情况。
不久，李克农、刘亚楼、王秉璋、罗青长等，代表周恩来总理到机场迎接起义归来的两位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
经过5个多小时的飞行，于11月9日12时15分，610号飞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在同一天下午，另外的11架飞机先后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
当时，参加两航起义的中航员工陈汉斋回忆起义北飞行动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他说：
在两航起义那天，原国民党“中航”，“央航”的一批飞行和机务人员驾驶12架飞机从香港率先起义北飞。
陈汉斋和同机组的杨宏量、杨杰等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启德机场驾机起飞，当飞机终于冲过国民党的控制区，越过长江进入武汉上空时，他们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飘扬，几个人坐在机舱里激动地唱了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他们终于回到了“解放区”，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
10时许，香港进步报刊大公报、文汇报刊登了北飞起义的消息。
11时，2000多名两航职工在起义宣言上签字，庄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统治，全部财产属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