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原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解放后为中国人民银行大楼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设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它的组织特点是所有行内大小职员一概都用日本人，甚至工头也用日本人，这是天津各外商银行所罕见的。

该行内部活动诡秘，关防严紧，所以限用华人。迨天津沦陷，该行的侵略原形暴露无遗，遂大批地录用华人而无所顾忌。

一、正金津行在卢沟桥事变前的不同阶段的经营目标不同

1、正金津行的经济掠夺方式因时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自1899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该行奠定基础阶段，其经营方针首先致力于扶助日商来津设立洋行。

在这一阶段中，天津有名的日本洋行除先正金津行而来的三井、武斋外，有大仓、日信、副华、中裕及大泽等家，大都经营进出口，获得正金津行的大力支持。此外，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洋行和吗啡药店，遍设于日租界及旧城内外。至民国初年，这些在旧城内外的小洋行逐渐迁入日租界扩大经营。这和正金津行的协助分不开。

2、自1915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该行疯狂发展阶段。它着重支持在津的旧有洋行和新设洋行，通过贷款、透支、贴现、押汇等特殊优惠办法，帮助它们大量地对华北输出商品，利用不等价交换手段，掠夺廉价原料，以进行残酷的剥削。

这一阶段中，日本在津新设的洋行、银行与正金津行有往来密切关系的有：三菱洋行天津支店、东棉洋行天津支店、日商天津银行、朝鲜银行、增幸洋行天津支店、增田洋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天津支店及国际运输公司天津支店等。

3、自 1932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该行的经营方针已由支持商品输出，发展为奖励资本输出。它凭借对华不平等条约，利用我国工资低、原料贱、资本缺乏的落后条件，采取了直接在津设立工厂和以廉价收买我国民族工业的步骤。

在该行借款、透支的这类工厂，有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内外化学工业公司、东洋制纸工业株式会社天津支店及双喜纺织厂等，还有被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收购的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以及被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收购的裕元纱厂等。

二、正金津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

1、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惯用汉奸做内线，而日本干得尤为突出。

安福系亲日汉奸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不时前来正金津行与经理密谈，安福系垮台之后仍不断来往。

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和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弧也经常是该行的座上客。1937年末，张弧在津病逝，由其家属在正金津行领取了由伪满洲国汇来的恤金8万元。

2、正金津行成了日本特工经费的支付所。

七七事变后，日租界淡路街突然出现了个“茂川公馆”，主持人茂川秀和是个日本秘密特务头子。他的两个助手毛利和诹访部都是在天津闻名的特务。

“茂川公馆”在正金津行支取款项，支票上印有“C”字暗号，所以该行不问其账上有无存款，见票即付。像这样“C”字支票的户头，在正金津行的很有几个。

三、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之后正金津行的丑恶行径

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该行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变本加厉地公开掠夺。

1、增设机构扩大组织，是日本经济侵华的急先锋，武力侵华的总后勤

七七事变使正金津行脱下了国际汇兑银行的伪装，一变而为公开的经济掠夺大本营。

由于驻津日军的不断增加，日本洋行、工厂的相继扩展和新建以及日本浪人的源源涌入，正金津行的业务和机构也随之而扩充。

自1939年初至1945年，该行先后增设了日租界旭街、宫岛街两个分店及河东老车站、特一区中街、天贸大楼3个出张所。

在这5个新机构中，不独增添了大批日本人，新雇用的华人也达二百多人。华账房因形势变化也由原来的二十余人增至四十余人。

旭街分店在1939年6月日军封锁英、法租界时，曾临时充作正金津行的办公处，这是日方先期安排好的。

宫岛街分店则附有日本银行天津代理店，业务特别忙，经常用汽车装运大量的伪联银币现钞及日2老头票、银、镍、铜质的各种辅币专供日军之用。

2、正金津行表面上是天津伪“联银”的合作商，实际上却是总后台和操盘手

正金津行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简称伪天津联银）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业务往来的形式——订立透支合同，由正金津行向伪天津联银透支大量伪联银币，再以之掠夺天津及华北各地的物资、劳力以及其资源，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

这是由日政府决定交由伪“联银”总行的首席日本顾问阪谷希一具体策划的。

阪谷希一是日本的一个子爵，曾任横滨正金的取缔役（董事）兼日本银行的理事，他名义上是华北联银的首席顾问，实际上却是“太上总裁”。

根据他的策划，先由伪联银总行与横滨正金签订透支总合同，然后各地伪“联银”分行再按透支总合同所规定的各地正金支店透支限度与之签订透支合同。因此，伪天津联银便宛然成了正金津行的另一华账房，专门提供伪联银币，不得或缺。

1938年夏，伪“联银”外汇局天津办事处成立，经理由该局日本顾问某兼任，副理为王纯华。

该办事处以伪“联银”本身没有外汇，遂与正金津行订立协定以便执行任务。

其办法是，先经双方议定外汇折合率，然后由该办事处以一笔巨额伪联银币按折合率折成外汇存入正金银行，以备随时应用。正金津行遂得利用这笔以“空手套白狼”得来的巨额伪银联币，投入市场进行经济掠夺。

至于进出口商结用外汇，概须申请该办事处发给许可证方能成立，但统由正金津行结付外汇，并扣留外汇佣金。这无异于正金津行取代伪“联银”而控制了华北进出口的外汇周转。

3、正金津行配合日军1820部队实行以战养战的侵华策略

自七七事变日本对我国展开了全面侵略后，由于军需浩繁，供应不继，采取了就地采购、就地制造、以战养战的策略。天津日军一八二零部队（相当后勤部）就是肩负这个任务的机构之一，其负责人初为清水，继为佐藤，故又称清水或佐藤部队。

该部队购买及制造的军需品，范围极广，其所需款项概由正金津行透支。

透支的具体办法是由该部队出具证明给正金津行，在该部队所规定的限度内，准许某商号或某工厂在该行透支。当时这种透支又分三类：

（1）抢购物资的透支。

其中有几个突出的人物：

首先是日本特务野崎丰，他化名吕文祥，穿华服，擅汉语，曾参加青帮活动，在津设有野崎商店，为天津有名的大特务。他为一八二零部队抢购大量军用物资，所需款项则在正金津行透支。他曾为佐藤强行收购天津全市所有的自行车以充军用。日本投降后，他以战犯罪被捕，关押于北平监狱，后经南京政府宣告无罪，被释放回国。

第二个是谢吕西，中国台湾人，冒充福建籍。他先和李敬荪合资设立了宝源隆商号，经1820部队许可为其抢购物资，得以在正金津行大量透支，以后他又设立了福民公司，透支的数额更大。

第三个是日本大仓洋行买办以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的干儿子著称的孙绍庭。由于他久任买办，熟人多，路子广，为1820部队抢购的物资极多，透支的数额也大。

第四个是吴泰勋，系奉系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旧交通系要人朱启钤之婿，拥资极富。他组织和泰行自任经理，也加入了1820部队抢购物资的行列，他常以用于抢购物资的正金津行数千万元巨额支票，托隆泰证券行经理雍鼎臣做黄金、股票的投机生意，伙同分肥。

（2）军事工业的透支。

东洋火药株式会社（在日租界蓬莱街）、中山制钢厂（郑庄子）、太平电线厂（三昌洋行主办）、味之素公司（在河东）、森永糖果厂（在今大同道）和东洋造纸株式会社（在灰堆）等，都是由1937年起，通过上述关系由正金津行透支而设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产品基本上是供给军用。

（3）不明底细的透支。

这类透支的户头，大都是被强取豪夺的各种中小型工厂，它们有的仍沿用旧名，而改行生产枪支和手榴弹等。更奇怪的是，有些日本人用工厂的名义，在正金津行开了户头，只取不存，不知究竟搞的是什么把戏！

四、操纵正福公司黄金市场

1944年夏，正金津行经理二宫顺突然找我，破例地由日本人代译汉语说：“行方计划由华账房协助经济调查所（日本组织）办理黄金买卖，华账房派人打听黄金行情报告该所并负责运送黄金，可得厚酬。”

我想这件事收益虽大责任甚重，我体弱才短，不能亲自上阵，势必假手于人，当时人慌马乱，出了问题，我须负全责，恐怕“羊肉吃不成，空惹一身臊”，遂诡称华账房的骨干部分在分店和出张所，再无适当人选，婉为辞谢。

不久，福民公司谢吕西来对我说：军部委他搞黄金买卖，吸收游资，平抑物价，希望我帮他伙干，可获大利。我仍以前言婉拒。

此后，日本无休止的经济剥削，引起了通货膨胀，形势日趋严重。延至1945年初，遂有正福公司黄金市场之设。

正福公司系由正金津行与福民公司共同组成，地址初设在杨福荫路。董事长谢吕西，副董事长常铸九（聚义银号经理），经理王佐才，都是前台的傀儡，幕后提线人则为正金津行副经理泷口英二。所需黄金由正金津行供给，成箱的大批金块（每块400两）存在该行库房，由日本人管理，但不知是从哪里运来的。因金块不合天津市场标准，交由旧法租界顺成银楼改筹印有“正”字标记的金条，以备在市场抛售。

开市之后，投机倒把之流群集于杨福荫路及其附近，熙熙攘攘，交通为之阻塞。

复因办公地址狭窄不适于用，遂迁至现在和平影院旁边的永安饭店。

应募的经纪人数十名，负责招待顾客，并代客买卖。投机的人流势如潮涌，有的发了财，有的败了家，而大量佣金则分别进了正福公司的金柜和经纪人的腰包。

正福公司有专线电话直通正金津行，市场行情由宝源隆经理邱仲儒随时以英语向泷口英二报告，然后由泷口英二决定抛售或收购。他的规律是：市价涨则抛，平则收。总的说是抛的多，收的少。

泷口英二、谢吕西等内外勾结，中饱无算。

在该公司初期，抛售黄金曾起了些平抑物价作用，使日本人继续抢购了不少物资。到了后期，德国法西斯已经垮台，日本侵略军又节节失利，物价狂涨，即便抛售黄金亦无济于事。

该公司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一日，即行关闭。